《诗集传》专题研究成果大揭秘

除了以《诗集传》为主要研究对象来研究朱子《诗》学观的论文外，还有些专门针对《诗集传》的研究，其角度偏重于文献学、语文学和文学。

1．关于《诗集传》成书与版本的研究

《诗集传》的成书过程研究与前文所提及的朱子诗经学变化过程息息相关。包丽虹博士学位论文《朱熹〈诗集传〉文献学研究》是从文献学角度的综合研究。^[62]《诗集传》的成书，目前有束景南《朱熹作〈诗集解〉与〈诗集传〉考》一文，对从朱子初年所撰《诗集解》到今本《诗集传》的成书背景作了细致梳理。束氏同书中还有《〈诗集解〉辑存》一文，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辑出《诗集解》佚文若干；后再合以从段昌武《毛诗集解》和严粲《诗缉》中辑录出的若干佚文，成《诗集解》，收于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6册。牟玉亭《〈诗集传〉的三种版本》对《诗集传》先后产生的3个版本作了介绍。卢姣丽《朱熹〈诗集传〉成书过程考》、盛玉霞《朱熹〈诗集传〉的形成与版本流变》对今本的成书过程作了考察。^[63]

《诗集传》有二十卷本、十卷本和八卷本等3个系统，其版本问题向为目录学家所注意，大部分目录书都会谈及此书版本。吕艺《清及近代传世〈诗集传〉宋刊本概述》就清代和近代尚存的宋刊本《诗集传》的版本情况与其在清代和近代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顾永新《〈诗集传〉音释本考》关注的则是元明时期产生的众多音释本《诗集传》。^[64]

学界一般都接受《四库总目》的观点，认为八卷本是后来坊刻所并。近年来对此也有争论。一篇题为《〈南宋大字本诗集传〉二十卷》的介绍中，认为八卷本为元延祐后产生。前揭吕艺的文章则认为八卷本是明代才开始出现。台湾学者糜文开《诗经朱传经文异字研究》认为，八卷本为朱子晚年定本。左松超《朱熹论〈诗〉主张及其所著〈诗集传〉》《朱熹〈诗集传〉二十卷本和八卷本的比较》则申糜氏之说。朱杰人《论八卷本〈诗集传〉非朱子原帙，兼论〈诗集传〉之版本——与左松超先生商榷》一文详细地比较、分析了《诗集传》的八卷本和二十卷本的异同，并对《诗集传》诸宋本进行辨析，再考察宋元明各官私目录的著录及其分卷的内在逻辑性，认为八卷本《诗集传》是由明代人改篡，并对八卷本为何出现于明代的原因提出了3点参考意见。包丽虹博士学位论文《朱熹〈诗集传〉文献学研究》，认为八卷本产生于明代中期。汪业全《叶音研究》对八卷本《诗集传》中的叶音材料进行考察，认为其中可能有元代音。而马丹硕士学位论文《〈诗集传〉八卷本音系研究》，认为八卷本要晚于二十卷本，而又早于《中原音韵》。^[65]

2．关于《诗集传》的整理、影印及其提要

近40年古籍整理事业不断发展，《诗集传》的点校本不断出现，其中最好的则是朱杰人的点校本，收于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此本以《四部丛刊三编》影静嘉文库本为底本，参校众本，以最大程度上恢复宋刻原貌。此本还附有《诗传纲领》和《诗序辨说》，更为完整。此外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标点本，凤凰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中华书局2011年、2017年赵长征点校本。熊瑞敏《元代〈诗经〉学著作对〈诗集传〉的校勘价值》探讨了元代四部羽翼《诗集传》的诗经学著作对《诗集传》的校勘价值，颇有意义。此外，凤凰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也据《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点校，但该书无校勘记，且其中有些地方误植，亦有影印过程中产生讹误而未能改出者，陈才《凤凰本朱熹〈诗集传〉校点商榷》对该点校本之误有较为详细的纠正，可使学者更有效地利用该书。李平《〈诗集传〉排印本标点勘误》则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标点本加以校勘。常森《“纯绿”还是“纯缘”：一个〈诗经〉学的误读》则纠正诸多点校本中《郑风·子衿》篇朱注“青青，纯绿之色”之“纯绿”当作“纯缘”。^[66]此外，《诗集传》的影印本也有问世。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吉林出版集团影印《四库荟要》均收八卷本《诗集传》，台湾艺文印书馆2006年据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宋刻明印本影印的20卷本《诗集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出版的《朱子著述宋刻集成》所收20卷本《诗集传》，均是较好的版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影印出版了元刻的10卷本。

《四库总目》中有《诗集传》之提要，张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朱熹〈诗集传〉叙录中的态度笔法平议》对四库馆臣撰《诗集传》提要时的“回护含混的暧昧态度”及其原因作了分析，袁强《四库全书·朱熹〈诗集传〉提要辨正》则对其加以辨正。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在新的学术视野和规范下为《诗集传》撰写提要。蒋见元、朱杰人《诗经要籍解题》中有《诗集传》解题，夏传才、董治安主编《诗经要籍提要》收尚继愚所撰《诗集传》和《诗纲领》提要、林开甲所撰《诗序辨》提要，董治安《经学要籍概述》收王承略所撰《诗集传》提要。此外，赵制阳《诗经名著评介》有《朱熹诗集传评介》；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也有关于《诗集传》的评介；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收朱子《诗集传》《诗序辨说》和亡佚的《诗风雅颂》四卷《序》一卷三书，于前人之论略加转录，并加以作者按语。这些按语和评价也具提要性质，唯20世纪90年代前的一些评价略有不够公允之处。^[67]

3．关于《诗集传》中训诂的研究

《诗集传》的训诂与汉唐古注有所不同，这向来为学者所注意，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冯浩菲《毛诗训诂研究》、向熹《〈诗经〉语文论集》均有专门的章节讨论《诗集传》的训诂。而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则有专节论及包括《诗集传》训诂在内的朱子训诂学及其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贾璐博士学位论文《朱熹训诂研究》则以《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周易本义》为材料，详细地探讨了朱子训诂的原则和方法，并总结其成就与不足。^[68]

柳花松博士学位论文《朱熹〈诗集传〉注释〈诗〉通假字研究》对《诗集传》训诂中揭明通假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李平硕士学位论文《〈诗集传〉训诂术语研究》、张守艳硕士学位论文《朱熹〈诗集传〉训诂研究》、罗晨《朱熹〈诗集传〉训诂研究——〈诗经·国风〉的实词注释》、张剑虹《朱熹〈诗集传〉的训诂研究》、李平《〈诗集传〉中的“互文”“变文”“便文”修辞辨析》则是专门关于《诗集传》训诂方面的研究。^[69]

《诗集传》训诂牵涉颇广，这方面的专题论文有多篇，如：陈松长《〈诗集传〉训诂体例类述》《朱熹〈诗集传〉的训诂特色》、罗英侠《集大成：朱熹〈诗集传〉的训释特色》、谢明仁和陈才《浅谈朱熹〈诗集传〉的训诂》对其作了整体性考察，范义财《朱熹〈诗集传〉训诂指瑕》则对《诗集传》中的训诂方法加以商榷，俞允海《从〈诗集传〉考察朱熹的语法意识》、原新梅《简明平易：朱熹〈诗集传〉注释的修辞特色》分别对《诗集传》训诂中的语法现象作了考察，王明春《朱熹〈诗集传〉助词探析》分析了《诗集传》对于助词的认识，李彧和丰素贞《朱熹〈诗集传〉“某音某”作用及特点》、李平《谈〈诗集传〉中的训诂术语“放此”》、就《诗集传》中的训诂术语作了考察。朱杰人《朱子〈诗集传〉引文考》、耿纪平《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关注点则是《诗集传》训诂资料的来源问题，庄雅州有《从文化角度探讨〈诗集传〉的名物训诂》，陈才有《从“其”字释义看朱子的读书方法》。^[70](www.xing528.com)

有一些学者将《诗集传》的训诂与毛郑进行比较研究。比如：祝敏彻、尚春生《论毛郑传笺的异同》谈及对《诗集传》训诂从毛、从郑和兼采毛郑的情况，并作了数量上的统计；李开金《〈诗集传〉与毛诗郑笺训诂相通说》旨在揭明《诗集传》对诗经汉学训诂上有所承继；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在谈及《诗集传》章句训诂方面的成就时，也是将其与毛郑加以比较；陈明义《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传统异同之研究》以较多篇幅对《诗集传》和诗经汉学系统中的训诂进行对比分析；刘卫宁硕士学位论文《〈毛诗故训传〉〈毛诗笺〉与〈诗集传〉训诂比较研究》、赵振兴和唐丽娟《毛传与朱熹〈诗集传〉异训比较研究》、曾抗美《〈诗经〉毛亨传、郑玄笺、朱熹注比较研究释例》、王姝菡《〈毛传〉和〈诗集传〉的异训释例》等各有创获。^[71]

此外，胡宪丽《朱熹〈诗集传〉判断句研究》是以朱子《诗集传》训诂中的判断句为材料，将其与汉代的《毛传郑笺》和当代的《诗经注析》进行历时性对比，借以考察判断句的发展轨迹。^[72]

4．关于《诗集传》注音的研究^[73]

《诗集传》的注音，有不少地方采用叶音，历来都是《诗集传》被批评的焦点，因为叶音说并没有认清古音的性质。明清两朝，对《诗集传》采用的叶音说进行了大力批评。黄景湖《〈诗集传〉注音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王力在《朱熹反切考》（收《龙虫并雕斋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和《诗经韵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对此也有不遗余力的批评。而台湾学者许世瑛自1970年起的4年内先后发表6篇文章，借《诗集传》叶音材料考察《广韵》声韵调在朱子口中的并合情况。此后，在朱子叶音说的研究上，关注角度更为丰富，对于叶音说的音韵学价值、文献价值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发掘。^[74]对此，汪业全《20世纪以来叶音研究述评》一文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兹不赘述。

一方面，学者也开始关注《诗集传》叶音材料的音韵价值，借以考察南宋时期语音面貌。王力《朱熹反切考》和《汉语语音史》据其叶音材料以考察南宋音系。周望城《应给朱熹〈诗集传〉叶韵以正确评价》提醒学界对于叶韵不应只顾批评而忽视其价值。其后，赖江基《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音的韵系》、冯喜武和王正《汉语古今语音发展变化之管见——兼评朱熹〈诗集传〉中的“叶音”》、陈鸿儒《朱熹用韵考》、黎新第《从量变看朱熹反切中的全拙清化》、黎新第《对朱熹反切中的全浊清化例证的再探讨》、蒋冀骋《朱熹反切音系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质疑》、刘晓南《〈诗集传〉支思部独立献疑》等文章逐渐展开更深入的探讨。^[75]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将《诗集传》中的叶音材料的性质加以研究。陈广忠《朱熹〈诗集传〉叶音考辨》将其与上古音加以对比，认为两者大致相同。陈鸿儒《〈诗集传〉叶音与朱熹古韵》则在剔除今韵后，考察朱子叶音中的古韵属性；《〈诗集传〉叶音与朱熹古韵》则分析了朱子心目中古音的韵部；而后，他在《〈诗集传〉叶音辨》认为叶音是朱子“心目中的古音”。张民权还有《朱熹诗集传的修订及其叶韵考异》论八卷本《诗集传》的叶音并非朱鉴所损益。刘晓南先后发表《朱熹与闽方言》《朱熹诗经楚辞叶音中的闽音声母》，考察包括《诗集传》《楚辞集注》所注叶音中与闽方言的关系。此外，陈鸿儒《〈诗本音〉所考古音与〈诗集传〉注音》将《诗集传》的注音与顾炎武《诗本音》所考之古音进行历时性对比，认为“顾炎武古音学成就有不如朱熹”，对前说中扬顾抑朱的现象起到了一定的廓清作用；刘晓南有《论朱熹诗骚叶音的语音根据及其价值》，又有《朱熹叶音本意考》，揭明朱子所注叶音的目的是说明押韵，而不是改音；刘晓南和周赛红《朱熹吴棫毛诗音叶异同考》、刘晓南《论朱熹〈诗集传〉对吴棫〈毛诗补音〉的改订》、汪业全《朱熹〈诗集传〉与吴棫〈诗补音〉音叶考异》等都是将《诗集传》的注音与吴棫《诗补音》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张民权《吴棫〈诗补音〉与宋代古音学研究》则有专门章节将吴棫《诗补音》、王质《诗总闻》和朱子《诗集传》中的叶音进行共时性分析。汪业全《叶音研究》对除了关注二十卷本的叶音材料外，还对八卷本中的叶音材料进行考察，并认为其中可能有元代音。刘晓南《〈诗集传〉叶音与宋代常用字音——叶音同于韵书考论之二》揭示了《诗集传》中非常用音叶韵语料的语音史价值。^[76]

雷励、余颂辉《朱熹〈诗集传〉所注二反、二音考》不仅仅局限于叶音，而是从《诗集传》中所有注音材料入手，对其中一个字注两个音的现象加以考察。陈鸿儒《朱熹〈诗〉韵研究》对于朱子叶音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朱子的古韵观念，纠正了传统说法中的一些未安之处，同时，通过与吴棫、陈第、顾炎武、江永的比较研究，证明了朱子在古韵学史中应当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李斯斯、赵法坤、周鹏《朱熹籍贯中方言特色对〈诗集传〉叶音用韵的影响浅探》举例论证《诗集传》注音受闽方言影响，这对于了解当时当地语音有一定帮助。王金艳、康忠德《〈诗集传〉非叶音反切声母研究》通过穷尽性考察，指出朱子注音受闽方言的影响。刘晓南《〈诗集传〉音释的二音二叶同注例》则是对《诗集传》中40处“二音二叶例”加以穷尽性考察，并揭示其语音史价值。李子君、朱光鑫《20卷本〈诗集传〉朱熹自创音切考辨》将22个朱子自创音切从《诗集传》2 490个音切离析出来，提出二十卷本《诗集传》的语音史价值需要重新评估。^[77]

5．《诗集传序》的研究

今本《诗集传》成书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而书前《序》作于淳熙四年（1177年）。朱鉴《诗传遗说》中说：“《诗传》旧序，此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诗》时所作。”^[78]对于这个序的性质，除一些专著中偶有涉及外，尚有3篇专题论文：董芬、叶当前《论〈诗集传序〉理学视野下的〈诗〉学思想》分析了《诗集传序》的内容包括《诗》的发生、功能、读法和风格，指出朱子诗学思想受理学指导和支配。张辉《朱熹〈诗集传序〉论说》亦分析了《诗集传序》的内容，提出朱子对汉儒《诗》说的3个内在改变，并试图进而分析他“从实质上改写《诗序》——无论是《大序》还是《小序》的意图”。朱子尊《大序》，并无改写《大序》的意图。若从诗经学和朱子学是双重视野下来观照，本文的考察和观点有很大的争议空间。田鹏《朱熹〈诗集传〉自序考论》考察了《诗集传序》的创作时间和体例，皆亦难成定论。^[79]

6．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以上研究成果外，尚有：吹野安、石本道明《朱熹诗集传全注释》对《诗集传》加以注释，以便日本学者研读。^[80]乐文华《从〈诗集传〉看朱熹的婚恋观念》、吴全兰《从〈诗集传〉看朱熹的爱情婚姻观》、周焕卿《从〈诗集传〉看朱熹的理学思想》、李智会《从〈诗集传〉看朱熹之妇女观》、丁世洁《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綦晓芹《〈诗集传〉中朱子的理想社会》、刘代霞《从〈诗集传〉看朱熹的婚恋观》等论文关注点各异。^[81]

《诗集传》分章断句与毛、郑偶有相异。李平《〈诗集传〉章数辨证》校定《诗集传》共1 141章；倪倾风、江琼《试论朱熹〈诗集传〉的分章》对《诗集传》改动《毛诗》分章进行简单分析，认为《诗集传》把《诗经》从“一个经学文本还之于文学文本”；徐有富《〈诗集传〉对〈诗经〉篇章结构的探讨》对《诗集传》重分篇什和调整分章有着比较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吴洋《朱熹〈诗集传〉章句考》对《诗集传》的重新分章、断句进行分析，并将与朱子《诗》学思想联系起来，以从中归纳出朱子解《诗》的某些特点。^[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