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诗经学的传承与影响研究

朱子学不仅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而且在东南亚亦颇具影响。《诗集传》亦是这样，对中国诗经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上承诗经汉学，开创诗经宋学，下启诗经清学，对后世乃至日本、朝鲜和韩国等国的诗经学有着重要影响。有些学者关注到了这个方面，对其价值与影响有所关注。黄郁雯《朱熹〈诗经〉学在南宋至明初的形成与发展》是这方面的综合研究^[20]，而其他学者则多从某一角度进行专门论述。

所谓“集传”，就是在集诸家之说加以综合。朱子诗经学是建立在前儒研究的基础上的，是有所传承的。孙永娟《〈郑笺〉对〈诗集传〉的影响》探讨了《郑笺》在训诂、义理、文学上对《诗集传》的影响，潘铭基《〈汉书〉颜师古注引〈诗〉及其注解析论：兼论朱熹〈诗集传〉释义对颜注之继承》则考察了朱子《诗经》训诂对颜师古《汉书注》的继承，汪祚民《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则论述了朱子在诗经学上对郑樵的继承，付佳《试论朱熹对欧阳修〈本末论〉的继承与突破》探讨了朱子诗经学对于欧阳修首创的本末论的吸收与改进。^[21]

朱子诗经学具有革新精神，胡适曾予以揭出，汪大白《革新：胡适评论朱熹诗经学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对此加以探讨。^[22]邵炳军发表3篇系列论文《朱熹〈诗集传〉对毛〈序〉的批评与继承——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一》《论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基本特征——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以《诗集传》为例来探讨南宋诗经学的革新精神。^[23]

朱子诗经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张宏生《朱熹〈诗集传〉的特色及其贡献》、梁宗华《朱熹〈诗集传〉对〈诗经〉研究的贡献》、殷光熹《宋代疑古惑经思潮与〈诗经〉研究——兼论朱熹对诗经学的贡献》、张体云《论朱熹与戴震〈诗〉学之间的因缘关系》、杨希英《〈毛诗序〉、朱熹与文化积淀》、崔志博和樊兰《论元代〈诗经〉学对朱熹〈诗〉学的推崇》、崔志博《论元代〈诗经〉学“尊朱崇传”的时代风貌》，是关于《诗集传》对后世诗经学影响的专题论文。^[24]刘毓庆《从朱熹到徐常吉——〈诗经〉文学研究轨迹探寻》以朱子、谢枋得、徐常吉三人为界，将《诗经》文学研究分为滥觞期、制义附庸期、成熟期三段，从而揭示出朱子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25]赵坤《清初〈诗〉学的特点——以〈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与朱熹之学的关系为中心》认为，虽然清初“调和汉宋”，但是从内容和体例的角度来看，《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仍属于朱熹《诗》学的体系”。^[26](www.xing528.com)

自南宋末年至清代，尤其是元明时期，一大批学者推崇朱子诗经学而为之辅翼。当时有许多诗经学者对朱子诗经学进行再阐发，陈海燕、王宇《刘谨^[27]对朱熹诗经学的贡献》、陈海燕和程嫩生《刘瑾对朱熹诗经学中赋、比、兴与淫诗说问题的阐发》、程嫩生和陈海燕《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解经取向》关注的是元儒刘瑾《诗传通释》对朱子诗经学的阐发。^[28]当然，这些辅翼朱子诗经学的学者并非斤斤于朱子之说而无所发明，而是时有补充，时有修正。沙先一《顾梦麟〈诗经说约〉对朱熹〈诗集传〉的补充与纠正》、崔志博和卢矜《〈诗集传名物钞〉对〈诗经集传〉的增益补缺之功》对后世补充、纠正朱子之说予以揭出。^[29]此外，还有些学者对朱子诗经学有所批评，这也为学者所关注，如：林庆彰《姚际恒对朱子〈诗集传〉的批评》、程嫩生《戴震早年对朱熹学术的批评——以戴震〈毛诗补传〉与朱熹〈诗集传〉为例》、方鹏和宋朝群《浅析易佩绅〈诗义择从〉对朱熹诗论的批评》、傅佳《论马端临对朱熹〈诗经〉学说的反驳及其原因》等。^[30]

日本、朝鲜受中国影响，也随之以朱子学作为官方哲学，再而对朱子诗经学有所批评。王晓平《朱熹劝善惩恶〈诗经〉说在日本的际遇》论述了朱子诗经学在日本的总体接受情况，张文朝《朱熹〈诗集传〉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的流传》讨论江户时代的接受情况，张静《中村惕斋〈笔记诗集传〉对〈诗集传〉的继承与突破》关注的则是个别接受的情况。^[31]张文朝又有系列论文讨论日本诗经学著作对朱子《诗集传》的批评：《渡边蒙庵〈诗传恶石〉对朱熹〈诗集传〉之批判——兼论其对古文辞学派〈诗经〉观之传承》《以不录批朱——试就〈二南〉论赤松太庾〈诗经述〉对朱熹〈诗集传〉的无言批判》《山本章夫〈诗经新注〉对朱熹淫诗说之批评》。^[32]洪楷萱《毛奇龄与太宰春台对朱熹〈诗集传〉之批评比较》将清初的毛奇龄（1623—1716）与日本的太宰春台（1680—1747）对朱子诗经学的批评加以比较，并说明批评背后的原因。陈国代、张品端《朱熹著作东传日本及其影响》亦分析了包括《诗集传》在内的朱子著作在日本的接受情况。^[33]阮廷焯《朝鲜旧抄本〈诗集传〉考索——兼论〈诗传大全〉流传于朝鲜之概况》、卢鸣东《从朱熹“淫诗说”看朝鲜李瀷的“读诗郑法”》介绍了朝鲜对朱子诗经学接受的情况。^[34]朱赟斌《〈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谭娜硕士学位论文《权近〈诗浅见录〉与朱熹〈诗集传〉的影响关系研究》、郑令媛《丁若镛〈诗经讲义〉与朱子〈诗〉说对比研究》都是关于朝鲜诗经学著作与朱子《诗集传》的比较研究。^[35]赵丽叶《〈诗经集传辨正〉的整理与研究》、付星星《成海应校勘朝鲜北汉本〈诗集传〉论析》，选题颇有意义。^[36]朱子诗经学在欧美也有流传。佟艳光《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与朱氏〈诗集传〉的关系初探》则就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诗经》英译本对朱子《诗集传》接受情况作了简要分析。^[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