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清华简《耆夜》中他人多为“作歌一终”，唯周公为“作祝诵一终”，这种“歌”与“祝诵”的区别对于我们研究先秦诗、歌与诵的关系颇有裨益。
其实，“诵”也见于《诗》。《诗·大雅·崧高》《诗·大雅·烝民》并有“吉甫作诵”之语，《崧高》笺：“吉甫作此工歌之诵。”《国语·晋语三》：“舆人诵之曰。”韦昭注：“不歌曰诵。”可见歌与诵的关系非常密切。顾颉刚认为：“‘歌’与‘诵’原是互文。先就动词方面看，襄十四年《传》说‘公使歌之，遂诵之’，襄二十八年《传》说‘使工为之诵’，襄二十九年《传》说‘使工为之歌’，可见是同义的。再就名词方面看，《小雅·节南山》说‘家父作诵’，《四月》说‘君子作歌’，《大雅·崧高》和《烝民》说‘吉甫作诵’，《桑柔》说‘既作尔歌’，可见也是同义的。‘诵’与‘颂’通，颂即《周颂》《鲁颂》之颂，也即歌颂之颂。”所言甚是。[122]
但是，清华简所载周公“作祝诵”与他人“作歌”都是四言体，在诗歌形式上完全相同，也都是合乐“一终”，题材也都是祝寿酬宾，但不称为“歌”而曰“祝诵”，不难看出，“歌”与“诵”实际还是有所区别的。
从文献记载来看也是如此。我们首先谈谈“歌”。《周礼·春官·小师》：“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注：“弦谓琴瑟也，歌依咏诗也。”
《左传·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杜预注：“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杜预注：“此皆各依其本国歌所常用声曲。”孔颖达疏：“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以乐音为之节也。……诗人观时政善恶而发愤作诗，其所作文辞皆准其乐音，令宫商相和，使成歌曲。乐人采其诗辞以为乐章，述其诗之本音以为乐之定声。其声既定，其法可传，虽多历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为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国歌所常用声曲也。由其各有声曲，故季札听而识之。言本国者，变风诸国之音各异也。”
《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所谓“弦诗”，即《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郑玄注：“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
古人早已注意到歌与诵的差异。清代范家相《诗渖》卷一《诵诗歌诗赋诗》：
歌诗者何也？《广雅》曰：“声比于琴瑟谓之歌。”韩婴曰：“有章曲谓之歌，无章曲谓之谣。盖诗必长言咏叹之以达其趣，人不歌诗不足以理性情。故声歌各有所宜也。”《淮南子》曰：“歌者有诗，然所以使人善之者，非诗也。”其言至为微妙。凡《诗》自首章以下，二三章只换易一二字成章者，即长言咏叹歌诗之遗谱也。
古之歌诗有二。有比音而歌者：如季札观乐，“歌《风》”“歌《雅》”；《礼》之“升歌”；《论语》之“取瑟而歌”是也。有徒歌者：楚狂之接舆；曾点之倚门；宁戚之饭牛是也。徒歌虽不比音，而其节亦与比音等。(www.xing528.com)
古之赋诗大约徒歌之意也。古之于诗也，讽咏之，歌诵之，然后可以变易其气质，而陶冶其性灵。若徒曰读之而已，不几失其所以为《诗》乎？
清代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二五《诗乐》：“意歌诗之法，自载于《乐经》，元无烦序《诗》者之赘。及《乐经》已不存，则亦无可考矣。”今幸有楚简出土，古乐重光，诗、乐一体，于此可观。“作歌一终”，确有乐奏。
至于“诵”，从性质上来说，又可分为“祝诵”“讽诵”“谏诵”“谤诵”“背诵”等不同。“祝诵”已见于前引清华简。“讽诵”者如《周礼·春官·瞽蒙》：“瞽蒙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123]郑司农注云：“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郑玄注：“讽诵诗，谓
读之，不依咏也。……虽不歌，犹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说文》：“讽，诵也。”段玉裁注：“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之声节之。”桂馥《说文义证》卷七“诵”引阎若璩曰：“孔子曰‘诵诗’，孟子亦曰‘诵诗’。诵之者，抑扬高下其声，而后可以得其人之性情与贞淫、邪正、忧乐之不同。”“谏诵”者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24]《国语·晋语六》：“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125]《大戴礼记·保傅》：“皷史诵诗[126]，工诵正谏。”[127]“谤诵”者如《孔丛子·陈士义》：“鲁人谤诵曰：‘麛裘而芾，投之无戾。芾之麛裘，投之无邮。’及三月，政成化行，民又作诵曰：‘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背诵”者如《论语·子路》：“诵诗三百”皇侃疏：“不用文，背文而念曰诵。”《韩非子·说林上》：“臣少也诵《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例子毫无疑问地说明，先秦所背诵的就是《诗》三百篇。
“诵诗”也是先秦“诗教”。《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古书记载“诵诗”颇有实例。《左传·襄公十四年》：
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公（卫献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128]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
《巧言》之卒章为“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语涉讽刺，故大师请辞不为。而师曹出于报复，自告奋勇，还生怕孙蒯听不懂，不歌而诵。可见诵比歌的语速节奏更为缓慢，语言表达也更为清晰，把赋诗的讽刺意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与此对比者，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汜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鸱》[129]，亦不知。
诵的目的就在于一字一拍，声声入耳，但是如果遇到聆听者始终无法意会，也就无可奈何了。
无论“工歌”还是“工诵”，都是“乐师”为之，可见“歌”“诵”都是合乐的，清华简《耆夜》“作祝诵一终”也说明了这一点。《周礼·春官·大司乐》把“兴、道、讽、诵、言、语”都称为“乐语”，不无道理。准乎此，郑玄注以为诵“虽不歌，犹鼓琴瑟”实际是正确的，孙诒让《周礼正义》谓“不依咏，谓虽有声节，仍不必与琴瑟相应也。盖诵虽有声节，而视歌为简易易明”[130]，反而不确。“诵”不仅仅是“抑扬高下其声”，如今之背书一类；而是类似今之配乐诗朗诵，即使背诵却不歌唱，但仍然鼓以琴瑟，助以节奏。战国之后，礼崩乐坏，诗、乐分离，“诵”才脱离音乐，沦为后世和尚念经式的“背诵”了。曾有学者指出，从歌诗到赋诗，已不注意其所引之诗的音乐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诗、乐的分离。[131]“诵”义的前后变迁，正可与赋诗的变革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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