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人们多把《乐经》失传归咎于秦朝焚书。如：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铿锵，叔孙定其容与……瞽师务调其器，君子宜正其文。”
《宋书·乐志一》：“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汉兴，乐家有制氏，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而已。”
《隋书·音乐志》：“沈约奏答曰：‘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
《新唐书·艺文志》：“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阙，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
陈旸《乐书》卷一百六十二《乐图论·俗部·歌》：“晚周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声蠭起并作，遭秦苛暴，《乐经》放失。”
但是，《乐经》之亡归咎于秦火只能是外因。且不说《乐经》本无专书，何焚之有？即使是口述经典，很多后来也流传下来，如其他五经虽经秦朝焚书坑儒，也并未残亡。但唯独《乐经》却失传了，其故何在呢？事实上，古乐秦汉之后也并非一无孑遗。王国维《汉以后所传周乐考》考证说：
《投壶》所存十八篇，至汉犹有存者，《琴操》五：“古琴曲有歌诗五曲：一曰《鹿鸣》，二曰《伐檀》，三曰《驺虞》，四曰《鹊巢》，五曰《白驹》。”皆在上十八篇中，《宋书·乐志》云：“汉章帝元和二年，宗庙乐食举故事，有《鹿鸣》、《承元气》二曲。”又云：“汉大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又云：“魏雅乐四曲：一曰《鹿鸣》，后改曰《于赫》，咏武帝；二曰《驺虞》，后改曰《巍巍》，咏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洋洋》，咏明帝。《驺虞》《伐檀》《文王》并左延年改其声。”《晋书·乐志》云：“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惟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是汉魏所存周乐四篇，《鹿鸣》《驺虞》《伐檀》亦在《投壶》可歌八篇中，惟《文王》一篇不知得自何所。[100]
是部分古乐魏晋尚存，只是声律略异。把《乐经》之亡归咎于暴秦，固然省事简单，但理由似乎并不能完全成立。前引有汉一代钟律之变迁即是反证。《乐经》之亡必定另有内在原因。明代朱载堉撰《乐律全书》卷九《律吕精义内篇九·总论古乐绝传之由》认为：
古乐绝传，其故何也？窃疑古乐绝传，盖由先儒纪载失实，称誉过高，所谓高过《大学》而无实者，“埋管”“飞灰”等说是也。……礼乐不可斯须去身，非若弓矢斧钺，君赐然后敢征伐也。世儒泥于《王制》之文，视礼乐征伐为一等，此绝传之由也。……诸侯不得制礼作乐，谓创作也，学古之礼乐无妨也。慎勿过疑，过疑而不敢学，则古之礼乐所以绝传也。
明代朱载堉撰《乐律全书》卷二十九《旋宫合乐谱·序》：(www.xing528.com)
古乐绝传率归罪于秦火，殆不然也。古乐使人收敛，俗乐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敛人自恶之，是以听古乐惟恐卧，听俗乐不知倦，俗乐兴则古乐亡，与秦火不相干也。
又朱载堉《进〈律书〉奏疏》：
按宋儒张载曰：“古乐不可见，盖为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臣之愚见则以为，前贤记载失实，称誉过高，欲以令人欣慕而求进，适以使人疑畏而自沮也。
明代韩邦奇《苑洛志乐》卷八《周乐》曰：
六经经秦火之后，多失其真。其《诗》《书》《易》《春秋》四经，在春秋战国时，固皆全备无恙。惟《礼》《乐》之书，当春秋之诸侯僭窃，皆去其籍，未经秦火之前，固已难考矣。而《乐》之一事，当时列国但用新声，古乐弃而不用。是《礼》《乐》二事，比之他经，其残缺固甚；而《乐》之一事，比之《礼》尤甚。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战国时的诗乐》更是一针见血：
雅乐成为古乐，更加衰微得不成样子。一二儒者极力拥护古乐诗，却只会讲古诗的意义，不会讲古乐的声律。……儒家虽读先王之诗，但不懂得“先王之乐”，领会方面已经差一点了；虽然是不懂得先王之乐，但一定要去讲先王之诗，不得不偏向基本意义一方面，又揣测到历史一方面的。[101]
以上诸家皆从古乐、新声的变迁着眼，探讨其内在动因，似乎更为合乎历史实际。当然，顾颉刚完全归咎于儒家也不尽合理，先秦诸子对于古代乐教传授都并不友好。墨家另有“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的主张，道家也有“五音令人耳聋”（《老子》第十二章）的看法，法家则有“礼乐，淫佚之征也”（《商君书·说民》）的见解，这些舆论争议对于古乐流传都不太有利。
此外，儒家亦另有传授乐教的仲良氏。《韩非子·显学》：“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陶潜《圣贤群辅录》：“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继承《乐经》的，是仲良氏。李学勤认为仲良氏即仲梁子，大约是公孙尼子的后学，年代应在战国晚期较早的时候。[102]从仲良氏与公孙氏并列来看，以为“仲良氏即仲梁子，为公孙尼子后学”可能并不妥当，可能还是约略同时之人。但可惜的是，仲良氏之儒未占主流，传《乐经》者以公孙尼子言“乐义”一派占了上风，造成了后来《乐记》取代《乐经》喧宾夺主的局面。
从乐奏形式上考察，从商周金石乐舞过渡到战国秦汉管乐弦歌，在伴奏乐器上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从古乐的五声音阶发展到新声的七声音阶，在音律变化上也是一个伟大的飞跃。孟子尚知“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孟子·梁惠王下》），与民同乐；可是战国后期一些儒者出于复古需求，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漠视音乐形式的变化和音乐技巧的进步，对于今乐新声持批判和抵制态度。古乐之传授本需耳提面命，口授心传，学习已然不易，而一些儒者的做法不但不去吸引听众相反却是拒绝听众。六艺传承本非必需成文经典，口述经典亦可流传。对于经典传承来说，成文与否并不重要（虽然有成书更有助于保存和传承），而有无传人才是最关键的。脱离听众，漠视市场，结果就是最终失去了听众，也失去了古乐复兴赖以生存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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