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古《乐经》与《周礼·春官·大司乐》有密切关系，加之《汉书·艺文志》载：“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有些学者附会《汉书·艺文志》之说，纷纷以《大司乐》当古《乐经》：
宋代黄仲元《四如讲稿》卷四：“若《周官·大司乐》以至《司干》，凡二十官，皆属宗伯，礼乐非二事也。”
明代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卷首·全经纲领》：“古之《乐经》存于《大司乐》，其五声、六律、八音，《大师》以下备详其制，而六列三宫之歌奏，则六代之乐咸备焉。愚既取汉太史之所传授，宋朱、蔡之《新书》，及近代明乐之著作，详具于《大司乐》之中矣。”
明代朱载堉《乐律全书》卷二五《乐学新说·卷首》：“汉时窦公献古《乐经》，其文与《周官·大司乐》同，然则《乐经》未尝亡也。”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七《乐·乐经》引黄佐：“凡此皆《大司乐》成均之法也。孰谓五经具在而《乐》独无传耶？矧夫歌奏相命，声变成方，虽谓之《乐记》之经可也。”朱彝尊按曰：“《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国子‘乐德’‘乐语’‘乐舞’三者而已。‘乐德’则《舜典》‘命夔教胄子’数言已括其要；‘乐语’则《三百篇》可被弦歌者是；‘乐舞’则铿锵鼓舞之节，不可以为经。乐之有经，大约存其纲领，然则《大司乐》一章即《乐经》可知矣。《乐记》从而畅言之，无异《冠礼》之有《义》，《丧服》之有《传》，即谓《乐经》于今具存可也。”
清代嵇璜《清通典》卷六七《乐》引张照《回奏乐律札子》：“《乐经》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则径直称《大司乐》为《乐经》。
清代李光地《古乐经传》卷一《乐经》：“《汉书》：文帝时得魏文侯乐工窦公，年一百八十岁，出其本经一篇，即今《周官·大司乐》章，则知此篇乃古《乐经》也。”
清代允禄《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乐制考一》：“汉文帝时得魏文侯乐工窦公，年一百八十岁，出其本经一篇，即今《周官·大司乐》章，则知此篇乃古《乐经》也。《周官》一书，宋儒以为周公天理烂熟处，然其间王莽、刘歆所纂入者亦复不少。独《大司乐》自孝文时已显于世，其为古书无疑。历代制乐莫不取衷，‘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礼记·乐记》），诚不得舍是而他求也。”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西周之六经》也认为：“《乐经》掌于大司乐。‘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96]
更有甚者，有的学者甚至干脆就把《大司乐》改编成了古《乐经》。如明张凤翔《乐经集注》二卷、清李光地《古乐经传》五卷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九《经部·乐类存目》称张凤翔《乐经集注》：“是书取《春官·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乐经》。谓汉窦公献古《乐经》，文与《大司乐》合，是其明证。”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八《经部乐类》谓李光地《古乐经传》：“是书取《周礼·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经，以《乐记》为之记；又有《附乐经》、《附乐记》，统为五卷。”马国翰辑佚《乐经》一卷，亦主要摘录《大司乐》。(www.xing528.com)
据学者研究，魏文侯当政在公元前445—前396年，汉文帝登基在前179年，中间至少相隔217年，即使“桓谭《新论》云：‘窦公年百八十岁’”属实，班固所记也不合情理。[97]因此周予同指出：“所谓窦公献书这件事，当然是造谎，不值得一驳。”[98]但是由于《乐经》失传，学者难免牵强附会。
实际上，《大司乐》是乐官，是职掌，怎能以此当《乐经》呢？宋代郑樵《六经奥论》卷五《乐书》早已指出：“《周礼》虽有《大司乐》（乃乐之职，非乐之书），而不可谓之乐书。”宋代周必大《文忠集》卷十三《策问·家塾策问十二首》亦云：“自秦灭典籍，至汉而《易》《诗》《书》《礼》《春秋》复兴，惟《乐》虽废不讲，学者不过取《周官·宗伯》下篇，与夫二戴所记，诵习之而已。然以班固《艺文志》考之，是《礼经》非《乐经》也。”
从元始《乐经》反观先秦古《乐经》，可以看出旧有诸说均不恰当。《乐经》既非《乐记》，亦非《大司乐》，而应是与乐舞律制有关的专门经典，与《齐民要术》或者《天工开物》等专门之学没有什么两样。后人受经典儒家化影响，往往关注微言大义，强调“乐德”教化形而上的层面，而相对忽略了乐舞律制形而下的层面。其实，不容易传习的恰恰是形而下的层面而非形而上的层面。诚如元代吴澄《礼记纂言》卷三十六《乐记》所言：“《礼经》之仅存者犹有今《仪礼》十七篇，《乐经》则亡矣。其经疑多是声音、乐舞之节，少有辞句可读诵记识，故秦火之后无传，诸儒不过能言乐之义而已。”
然而，有的学者认识正好相反：
明代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卷三十四《律吕六·历代乐论》：“考古历代乐论，或兴或废，淫雅不同。大都古乐渐亡，厥初犹未甚也。暴秦虽燔《乐经》，燔其文耳，乃其乐之器数、节奏犹存也。”
清代嵇璜《续通典》卷九十一：“朱子曰：古《乐》之亡久矣，然秦汉之间去周未远，其器与声犹有存者，故其道虽不行于当世，而其为法犹未容有异论也。逮于东汉之末以接西晋之初，则已寖多说矣。历魏、周、齐、隋、唐五季，论者愈多而法愈不定。”
两者均认为“道不行”而“器犹存”。其实，在后世看来，恰恰是“器不存”而“道犹行”，儒家的乐论依然流行，而先秦古乐之本乐舞律制却已经失传了。
《汉书·艺文志》：“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但到了后世，则只能言其义，不能“纪其铿锵鼓舞”了。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学者指出，西汉时期的4座重要王侯墓葬，均出土了形制相同的编钟、编磬——据此推断，当时的西汉王朝曾经大规模地推行过具有复古色彩的“礼乐制度”（即流行于先秦时期的“周礼”）。[99]可是汉武帝时期，因不喜前代雅乐，新作《郊祀歌》十九首，而《汉书·礼乐志》谓：“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郑声施于朝廷。”可见钟律的失传远比想象的要迅速，只需要几代人，就完全可能面目全非。而汉代还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乐制的失传实与政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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