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始《乐经》，文献有明确记载。《汉书·王莽传》：“立《乐经》，益博士员，经五人。”《论衡·超奇》：“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
按照我们所考，河南博物院所藏东汉《乐经》残碑就是元始《乐经》。虽是吉光片羽，犹可管中窥豹。现在，除了元始《乐经》佚文，再加上豫博残碑，可以使我们对于元始《乐经》的面貌有一个新的认识，继而可以反推先秦古《乐经》的构成。
元始《乐经》的作者，一向有不同说法。《论衡·超奇》：“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二圣之才者也。”又《对作》：“阳成子张作《乐》，杨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拟圣人，而汉朝不讥。”
清代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三亦云：
《隋志》有《乐经》四卷，不著撰人，或以为即阳城衡之书。今案：本志曰“《乐》四”，疑即王莽平帝时所立。当时成书不一其人，故王仲任归之阳城衡，班孟坚归之扬雄，犹《论语集解》同撰者五人，诸史志归之何晏，《晋书》归之郑冲也。[89]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元始四年”条也认为：“扬雄作《琴清英》等篇，王莽据以立《乐经》。”[90]但是，残石佚文均与金石之乐有关，而不见琴瑟之文，所以我们怀疑陆先生的推测并无依据。现在经过学者详尽考证，最新的结论普遍认为作者确为阳成子长（衡）。[91]
学术史上，对于元始《乐经》有很多论述。清代全祖望《困学纪闻笺》云：
《乐经》王莽所立，作《尚书大传》者岂及见之？其即河间献王所辑之《雅乐》，伏生为博士时尝见而引之耳。河间之乐，存肄乐官而不御。成帝时，王禹、宋晔等世传其学，能说其义，则必有其书矣。王莽时乃遂辑以为经。[92]
清代丁晏《乐经》辑本叙录亦云：“疑元始所立，不过制氏之铿锵、河间之采辑而已。”[93](www.xing528.com)
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全祖望、丁晏不过仍然认为元始《乐经》是《乐记》一类。从我们上一节所考来看，其说并不确实。
清代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一“河间献王《乐元语》”条云：
《汉书·食货志》：王莽下诏曰：“《乐语》有五均。”……又按：王莽引此，其所立《乐经》亦必引及之矣。[94]
元始《乐经》残碑所载钟律的确只有五均。《汉书·食货志》“《乐语》有五均”，颜师古注：“邓展曰：‘《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依《汉书》旧注，《乐语》“五均”似与律度量衡有关，讨论的可能也是律制问题。《乐经》有无引《乐语》不得而知，但两者都只有五均，则耐人寻味。
清代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四《艺文志一》“乐元语”条又云：
《隋书·牛弘传》引刘歆《钟律书》曰：“春宫秋律，百卉必雕；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续志》注：“建初二年七月，太常乐丞鲍邺上言：‘《乐经》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气丰物也。月开斗建之门，而奏歌其律。’”详其言，《乐经》与《钟律书》实一书也。……王充《对作篇》云：“阳成子张作《乐》。”按：刘歆典领，阳城子长参预之耳。
从上节考证来看，沈钦韩怀疑元始《乐经》即《钟律书》不无道理。[95]但元始《乐经》应不仅限于钟律，但是钟律必定也是元始《乐经》的重要内容。而元始《乐经》编钟、编磬又与先秦“乐悬”之制有关。《周礼·春官·大司乐》：“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郑玄注：“郑司农云：‘宫悬四面悬，轩悬去其一面，判悬又去其一面，特悬由去其一面。四面象宫室四面有墙，故谓之宫悬；轩悬三面其形曲，故《春秋传》曰：请曲悬，繁缨以朝，诸侯礼也’。”古代言“乐悬”之制者，以此为详。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学术史上的以《大司乐》当《乐经》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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