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与此对照的是，河南博物院藏有所谓“熹平石经”两残碑，与音律和编钟有关。王锦生撰文指出，此两残石即《乐经》残碑。
图4 河南博物院藏熹平石经残石（“豫一”）
“豫一”残石共存10行47字，文字各行分别是：“编钟小变征……编钟小徵均……编钟小羽均……编钟下变宫……相文（？）祠中口……商均南吕第……（角）均应钟第……徵均泰簇第……（羽）均姑洗第……（宫）均……。”
图5 河南博物院藏熹平石经残石（“豫二”）
“豫二”残石共存8行29字，文字分别是：“……三重编……三重编……三重编钟……三重编钟……三重编钟……三重编钟……三重编钟……三重编钟……”王锦生认为“豫一”“豫二”文字内容为《乐经》应该可以肯定。[54]
一般认为，熹平石经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再加上《公羊传》《论语》二传。[55]“故汉时谓之五经，或谓之六经，《隋志》谓之七经。除《论语》为专经者所兼习，不特置博士外，其余皆当时博士之所教授也。”[56]河南博物院也沿用了“七经”这个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熹平石经“五经”“六经”或“七经”之说均无《乐经》，王锦生据此认为应该是当时所见数据不全所致。[57](www.xing528.com)
其实，王锦生对于熹平石经相关史料有所误解。东汉熹平石经确有“六经”之说。王锦生引《后汉书·蔡邕传》载熹平四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䃅、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则熹平石经实有《六经》，但是六经内容为何，《后汉书》语焉不详。《后汉书·宦者传》则云：“时宦者汝阳李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而《隋书·经籍志》又曰：“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对于纷纭异说，马衡《汉石经集存·概述》总结颇详：
关于所刻诸经之记载，有五经、六经、七经之不同。言“五经”者有《后书·灵帝纪》《卢植传》《儒林传序》《宦者·吕强传》及《后汉纪》《水经注》《洛阳记》等；言“五经”者为《后书·儒林·张驯传》及《蔡邕传》；言“七经”者为《隋书·经籍志》。尚有列举经目者：如《西征记》《洛阳伽蓝记》举《周易》《尚书》《公羊传》《礼记》四部；《洛阳记》举《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语》五经；《隋书·经籍志》举《周易》一卷、《尚书》六卷、《鲁诗》六卷、《仪礼》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传》九卷、《论语》一卷。以上所记，大抵根据所见原碑为说，惟《隋志》所记之卷数，乃据“相承传拓”之本，故较详。宋时出土者有《诗》《书》《礼》《公羊》《论语》五经，近时所出者于五经之外，又有《易》及《春秋》，其数与目悉与《隋志》相合。故知数“五经”者不数《公羊》《论语》二传，数“六经”者以《公羊传》合于《春秋》，数“七经”者举其全数，要之皆是也。[58]
对此异说，诸家解说不同。张国淦概括为：
赵氏明诚则以当时所立，不止六经。杭氏士骏则以蔡邕奏求正定者六经，光和书丹立碑者只五经；又汉时从未言七经者，以《隋志》“七经”为不合。顾氏霭吉则以《仪礼》《礼记》为一经，《春秋》《公羊》为一经，与《周易》《尚书》《鲁诗》而为五经，实则七经；此五经益以《论语》为六经，故谓汉碑有八经。刘氏传莹则以《易》《书》《春秋公羊传》《鲁诗》《仪礼》为五经；又以蔡邕奏六经“准其名”，《本纪》诸书五经“记其实”，《隋志》误分《公羊》经传为二，故云“七经”。姚氏晋圻以《公羊》不在五经内，其称六经，并数《论语》。五、六、七经，莫衷一是。[59]
可以说，自清代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起就已经注意到熹平石经“言汉五、六、七经之不同也”，江祚认为六经为“盖于五经之外，增《论语》而为六”；顾霭吉《隶辨》以为“‘五经’者，盖以《仪礼》《礼记》为一经，《春秋》《公羊》为一经，与《周易》《尚书》《鲁诗》而为五经，实则七经也。”“盖当时诏定者五经，邕乃奏定六经，益之以《论语》，张驯与邕共奏定六经，故其传亦曰‘六经’。然则汉碑乃有八经，而以五经、六经、七经为疑，乃为未尽。”桂馥《历代石经略》也认为五经“又加《论语》，则称‘六经’”，“唐时以《春秋》分为二，故称‘七经’”。冯登府《〈汉石经考异补正〉序》以为“‘五经’‘六经’皆古人称经之总名，不可即拘为异同之说，至《隋志》所云‘七经’，乃据所有之数言之，其言‘七经’，犹云七种也。”冯登府《汉石经考异补正》又云：“‘六经’之名，始于周末。《庄子》以《易》《尚书》《诗》《公羊》《礼》《乐》言之，班书谓之‘六艺’。《艺文志》《儒林传》：‘自秦焚书而《乐经》亡。’《初学记》：‘汉之学六经者，皆沿其名耳。其实止五经。’”姚晋圻批评刘传莹说：“《庄子·天运篇》述孔子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六经’，又《天下篇》言‘《春秋》以道名分’，不得直以《公羊》当之。又《艺文志》称‘自秦焚书而《乐经》亡’，故《白虎通》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不及《乐》，与先秦所说五经不同。《灵帝纪》之称五经，汉人之五经也；《蔡邕传》之称六经，并《论语》言之耳，亦非准旧名。”[60]
虽然异说纷纭，但是多数意见倾向于“六经”是“五经”加《论语》，而非“五经”加《乐经》。因此，王文的例证是不能成立的。根据现有资料推断，无从证明熹平石经曾经立有《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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