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乐经》是否乐谱呢?学术史上对于《乐经》的主旨和内涵的确有很多猜想:
元代吴澄《礼记纂言》卷三六《乐记》云:“《礼经》之仅存者犹有今《仪礼》十七篇,《乐经》则亡矣。其经疑多是声音、乐舞之节,少有辞句可读诵记识,故秦火之后无传,诸儒不过能言乐之义而已。”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七《乐·乐经》引徐师曾:“古有《乐经》,疑多声音、乐舞之节,而无辞句可读诵记识,故秦火之后无传焉。”
其实,即使主张《乐经》古已成书的,有学者也认为《乐经》不是一般的“书”,而是乐谱:
明代周琦《东溪日谈录》卷十《经传谈》:“《乐经》既亡,独《乐记》不亡,可见《乐经》是记声音、乐舞之节,非文辞可读之书,秦火之后,汉儒不收矣。”
清代毛奇龄《竟山乐录》卷一:“(毛万龄)‘二八四上,古《乐经》也,汝知之乎?’臣寤而大惊,急取《大招》,谛视之,‘二八’者,人声也,人声十六,二八十六声也。‘四上’者,笛声也。《笛色谱》曰‘四、上、尺、工、六为宫、商、角、徵、羽。四、上,宫与商也’。”
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七五《宗庙制度》引方观承案:“愚则谓《乐经》不亡,官具于《周礼》,义存于戴《记》,而歌备于《三百篇》,皆乐之经也,所亡者特其谱耳。苟能合诸经、传、记而精考之,古乐亦复了了可寻。”
清代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九《小雅·鹿鸣之什·六笙诗》:“况声者,乐也。词者,诗也,无词则非诗矣。纵有谱当入《乐经》,或附见《礼记》,不当与《雅》篇并列矣。”
近现代学人也有如此看法。如章太炎《国学概论·经学的派别》曰:“《乐经》虽是失去,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36]杨伯峻《经书浅谈·导言》认为:“乐经可能只是曲调曲谱。或者依附‘礼’,由古人‘礼乐’连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诗’,因为古人唱诗,一定有音乐配合。”[37]李婷婷所言更为明确:“《乐经》只是一部《诗经》的曲谱,供歌唱和演奏而已。《诗经》在当时是诗歌、音乐和舞蹈三位一体的融合体,其曲谱的意义即寓于歌词(诗)之中;其演奏方法,有关的乐理、乐律,也包含在曲谱之中,这都毋庸多言。至于音乐机构、音乐制度和用乐等,应属于官制和礼制问题。”[38]
事实上,先秦有无记谱法尚有争议,以《乐经》为成书之乐谱犹有可疑,其为文字谱抑或符号谱甚至图画谱更不可知。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乐经》只是“记声音、乐舞之节”,即使不易用文字表达,但也非“无计可施”,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借助于记谱符号或示意图表来辅助记忆。如《礼记·投壶》所载:
鼓:○□○○□□○□○○□半○□○□○○○□□○□○鲁鼓。○□○○○□□○□○○□□○□○○□□○半○□○○○□□○薛鼓。[39]取半以下为投壶礼,尽用之为射礼。[40]鲁鼓:○□○○□□○○半○□○○□○○○○□○□○薛鼓:○□○○○○□○□○□○○○□○□○○□○半○□○□○○○○□○
此二者记两家之异,故兼列之。
以鼓节有圜点,有方点,故以为圜者击鼙,方者击鼓。若频有圜点,则频击鼙声,每一圜点则一击鼙声;若频有方点,则频击鼓声也。但记者因鲁、薛击鼓之异,图而记之。但年代久远,无以知其得失。
事实上,这样的记谱法后世犹存。清代翟灏《通俗编》卷三十八《识余》按曰:“今谱十番鼓者犹循此例。”
此外,如《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河南周歌声曲折》《周谣歌诗声曲折》”等,有学者认为“声曲折”就是用曲线表示的乐谱,如吉联抗《关于敦煌“最古老的乐谱”》:“班固《汉书·艺文志》有‘声曲折’,即乐谱,这种谱可能是用曲折的线条画成的。”[41]田青《佛教音乐的华化》:“‘声曲折’以曲线状声音的高低婉转,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直观的、不甚精确的示意图。它虽不能像现代乐谱那样精确地限定音高音值,但却能为使用它的人起到某种程度的‘备忘录’的作用。”[42]李纯一《关于陕西地区的音乐考古》:“第三类是乐谱。这方面有很早的实例,如《礼记》提到的鲁鼓、薛鼓,还有《汉书·艺文志》记的‘声曲折’之类,这都是乐谱。这类的谱子现在还有。曲折形象的谱子,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是有普遍意义的。”[43]更有学者径指汉代的“声曲折”就类似宋代道曲《玉音法事》那样的曲线谱,以记录曲调的高低长短。[44]
图1 《玉音法事》曲线谱
图像谱者或如唐太宗所绘《破阵乐舞图》之例,可以依图教习。[45]宋代陈旸《乐书》也征引了不少唐代的《唐乐图》《律书乐图》[46]《乐法图》等乐图,今日本尚有《信西古乐图》《舞乐图》等流传。[47]此外,国内少数民族尚有一些文字或图像舞谱,如纳西东巴象形文舞谱、蒙古文、水书、藏文等文字舞谱,这些也都是用文字或图像记录辅助教学的。
图2 日本《舞乐图》:《秦五破阵乐》,晓成摹
图3 日本《信西古乐图》:《秦王破阵乐》,华斌摹
尽管如此,用文字或符号甚至图像记录乐谱、舞谱仍然难以表现音乐的速度、节拍等,加之先秦可能并没有类似汉代“声曲折”或者唐宋乐图之类的记谱法,所以乐教的传授仍然要耳提面命,口耳相传。即使书诸文字,辅助记忆,也只能标记个别提示性的字句,无法对整首乐曲加以清晰明示。因此,我们认为刘起《尚书说略》所言最为近似:“战国末期儒家的‘六经’,其中的‘乐’因在古时无法写成乐谱传下来,所以传到汉代就只有《诗》《书》《易》《礼》《春秋》‘五经’。”[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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