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教学管理到大学教学治理，是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一环。探讨大学教学治理，首先要厘清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及相互关系，明晰现阶段教学治理的困境所在，以求为建构更加合理的治理体系奠定基础。
（一）从大学教学管理到大学教学治理
20世纪后半叶，治理理论在西方兴起。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中对“治理”内涵的阐述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者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报告中认为：（1）治理不是一项孤立的活动，它是不同权力之间的动态博弈；（2）治理不是上级对下级的刚性控制，而是成员之间的平等协调与沟通；（3）治理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行动，而是一种长久持续的过程。[24]治理并没有否定国家和政府的权威，而是力图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权力的适当让渡，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威主体，其他的部门或个人都能在参与活动时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权力不再是万能的通行证，合作与协商使得权力的运行不再那么强势。治理倡导主体之间的积极互动，鼓励各利益主体通过理性的协商和交流达成共识，解决问题，促成一种互相依赖、互相信任的合作关系。由此可见，治理是一种倡导多元主体在合作的基础上平等地协商和交流，以寻求达成共识的过程。我国学者肖应红认为，应赋予参与治理的主体以“利益相关者”的身份，高校治理是高校内外利益相关者在参与学校重大事务决策时所应拥有的权力范围和组织机构安排。[25]甘晖基于过程调控，认为高校治理是政府、学校和社会在参与学校事务时运用民主的管理方式来进行相互协调和互动的过程。[26]我们认为，大学教学治理是高等学校内外的利益相关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参与教学管理，共同投身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通过沟通、协商、互动，使得权力和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使得矛盾和冲突得以平衡的过程。
大学教学管理是人们在一定的教育管理思想和理念的指导下，设置教学管理机构，划分教学管理权限，制订相关规章制度，通过安排教学运行、保障和评估教学质量、制订教学计划、管理教学基本建设等活动，对大学教学工作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
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根本区别在于政府作用于大学的方式不同：在治理行为中，政府只是众多管理主体之一，其行为以咨询、引导等服务为主；在管理行为中，政府是大学的强势管理者，其行为以发布命令、强制方式为主。[27]从大学教学管理到大学教学治理，是逐步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实践之路，是高等学校管理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大学教学治理体系就是一套落实在教学工作中，保证并提高教学质量的综合性制度及方法体系。
（二）大学教学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
从宏观层面上将大学看作一个整体，它与政府和社会在市场经济时代下紧密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学教学治理呼吁政府、社会、高等学校的共同参与。政府作为高等学校的直接举办者，为了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希望高等学校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社会上的企事业单位为了盈利生存，希望大学培养出的学生能够跟上市场瞬息万变的要求，能够给它们带来效益。大学不仅是政府的大学，也是社会和人民的大学。大学的立身之本在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同时，大学也希望能够扩大自身影响力，实现优质发展，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www.xing528.com)
从微观层面上看，大学内部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也组成了利益集合体。高等学校是教师成长发展、建功立业的归属地，一方面，教师作为“社会人”，他们有获得丰厚报酬和优质福利待遇的物质诉求；另一方面，作为“学术人”的教师也有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诉求，希望能在学校平台上实现学术的进步、知识的创新、教书育人的成功。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将学历视为未来人生的“敲门砖”，希望通过大学的学习获得从事更好职业的资质。除此之外，学生更希望通过大学的学习实现自我提升，提高自身的认知方式、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以校长为代表的大学管理者，在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制度规范下对高等学校进行管理，保证了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大学管理者不仅是政府在大学内部的代言人，更是自己职业生命中的追梦人，他们亦有实现自身价值和更好发展的追求。
（三）当前大学教学治理体系遭遇的困境
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审视，大学都并非一个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一个开放的“庄园”，不同利益相关者汇集于此，共同致力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社会、大学管理者、教师、学生对大学教学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过去，我们可能只关注到政府、大学等方面的利益，而忽略了社会、教师和学生的利益。当我们希望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在其中得到收益时，又容易造成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矛盾。因此，新治理体系的建构面临着重重困境。
这种困境在宏观层面体现为：一是政府的“越位”。政府精心地守护大学，用刚性的管理方式束缚大学治理能力的发展。二是大学的“失位”。由于缺乏配套的改革措施，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真正落地尚有阻碍，并且大学在政府的精心照顾下容易养成依赖思想，以“等、靠、要”等行为依赖政府帮忙。三是社会的“缺位”。在市场化经济背景下，高等学校和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与政府一样对高等学校有利益诉求，本应是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但是尚未得到重视。[28]
新治理体系建构的困境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高等学校作为一个学术组织机构，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中带上了行政化色彩，本应成为学校治理的主导力量的学术权力却让位于行政权力。除此之外，还表现为学生治理权力的缺失。高等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本应与学生是否切实参与学校治理、学校是否支持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密切相关[29]，但在现实中，学生参与治理的机会单一，学生的呼声也难以体现在管理决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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