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时代世情、国情的深入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日渐逼近临界点，高等教育国际化声势浩大，原有的教学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知识迅速更新、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其弊端日益显现。
（一）刚性化的外控管理方式
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曾说，拥有了一定权力的管理人员潜意识倾向于在全部工作中实现某种最低限度的统一，以减少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他们制订各种组织条例，精心维持权威系统，以此来对抗他们眼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因此，以“自由”标榜的学者们常常感到常规化的管理和官僚化的体系压抑了他们的特权和自由。[7]管理人员惯常实施外控管理，削弱甚至忽视权威的专家学者和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在教学管理中的发言权。刚性化的外控管理常体现在学校从整体工作出发，以量化、监管、干预等方式对教师和学生实施控制性管理，以期清除学校教学工作开展中遇到的障碍，达成学校的整体目标，因而表现出一定的权威性、强制性和指令性。刚性化的外控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的运转和教学秩序的稳定，但是给教师的创造性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发展成长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它将教师充满创造性的教学工作简化为一种单调的、程式化的常规流程，而学生只需要完成学校已经规划好的学习任务顺利毕业即可，由此形成了一种步调统一的管理文化。这种管理文化无法强力支撑大学高素质、多样化专业人才培养和教师的特长发展。刚性化的外控教学管理使得教师和学生只是被动地执行来自外界的各种要求，置身于教学管理的巨大帷幕之下，秉持不主动、不拒绝的态度，缺少了学校教学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主动参与和责任承担。
（二）疏离化的人本管理理念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中的这一句话被认为是“以人为本”最早的文字出处。1931年，梅贻琦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师是大学的主导力量，是一所大学水平和层次的决定性因素，是大学中最为关键的主体。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学生成为大学中的另一关键主体。当“以人为本”理念浸润学校教学管理时，高等学校会将如何看待人以及如何尊重人的本性及其发展规律作为行事准则，强调关心人、尊重人、激励人、解放人、发展人。(www.xing528.com)
在当前的大学教学管理体制中，“以事为本”的现象还比较突出。[8]不少大学强调的以人为本仍是一种不接地气疏离化的“以人为本”，无法真正激发教师的潜能，学生的真实需求也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师生作为被管理的对象，作为人的个体权利和个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教师的教学自由、学术自由与学生的学习自由受到了限制。学生转换专业名额有限，在课程、教师、学习时间与学习方式等方面选择余地较小，在课堂纪律、毕业、学位授予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优异的学生常常受到多方的关怀和资源支持，而有些学生则在游戏和玩乐中消耗了大学四年的青春。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参与教学管理的机会比较少，并且本身已经承担着教学和科研双重压力。在教学中，如何考核学生、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等，上课之前就已经决定好。正如刘铁芳教授所说，现代教育强调知识的传递，却忽视了挖掘知识应有的人文关怀；强调师生民主、平等，却又束缚师生的自由；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却大量地占据了人的思想与活动的空间，使主体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扬。[9]
（三）行政化的管理组织体系
纽曼心中的大学是一个“乡村”，弗莱克斯纳（A.Flexner）眼里的大学是一个“城镇”，而在克拉克·克尔所处的时代，大学已是一座华灯璀璨的“城市”，是名副其实的“多元巨型大学”。大学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设置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来进行专业的管理活动。层层嵌套的行政组织机构在工作中如若缺乏自我反思与提升，就容易产生“官僚化”，表现为办事过程中的文牍主义、墨守成规、脱离实际、办事程序多、效率低等一系列弊端，降低了管理活动的效能。大学管理体制的弊端实际上根源于“官僚化”。[10]当前，我国高等学校组织管理体系中也存在以级别论高低、讲待遇的现象。设置一系列的行政级别，在确保高等学校办学方向正确、提升高等学校管理效率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行政化若是缺少监督、约束和反思，就会滑向官僚化的一端，催生出官本位思想，由此造成教授治学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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