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程颐冲突的重要启示

人与人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和矛盾。怎样对待这些差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世间的一门大学问。

引起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的原因很多，政治立场、宗教信仰、经济利益、道德观念、个性差异，等等，都可能引发人与人的矛盾冲突。有些矛盾冲突可以用法律或道德手段来判定是非，加以裁决和处理；而有些矛盾冲突则很难判断当事双方的是非、善恶、对错，需要用宽容、包容的精神来化解。人们往往习惯地认为矛盾冲突只存在于好人与坏人、君子与小人之间。事实上，很多冲突发生在君子与君子、好人与好人之间，或小人与小人之间。所以，当冲突发生时，我们不要轻易判定哪一方是君子，哪一方是小人；谁是正义，谁是邪恶，一定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苏轼和著名理学家程颐之间的冲突就很有典型意义。他们两人在政治上都主张忠君爱民，都反对王安石变法，都尊崇儒家和孔孟之道，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个人品德都很好。事业上，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诗书画俱佳，留下许多杰作，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宝库。程颐则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其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程朱理学成为宋以后中国哲学、伦理学的主流思想。因此，说他们二人是君子，大概很少有人反对。但就是这两位大师、君子，却几乎闹到水火不容的程度，他们的弟子、朋友也都分为两派，互相攻击、排挤，形成洛蜀党争的对立局面。

苏轼与程颐的矛盾冲突，主要由二人个性差异引起。苏轼为人通脱豁达、不拘形式、率性自然。程颐则认死理，不容变通，为人拘谨、刻板，处处讲“存天理，灭人欲”。二人同在朝中做官，因行事风格不同，难免互相看不惯。在为司马光办丧事时，二人发生了直接冲突。宋哲宗元祐元年，丞相司马光去世，程颐负责主办丧事。那天正逢太庙大典。大典完后，苏轼带领朝中大臣去吊祭司马光，程颐加以阻止，理由是《论语》里说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天早上大家刚在太庙唱过歌，听过奏乐，怎么同一天再去吊丧哭泣呢？苏轼很生气地反驳说：《论语》里也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不顾程颐反对，去司马光家吊祭。按当时风俗，孝子应出来招待客人，接受吊祭，却不见司马光儿子出来。一问才知道是程颐禁止他们出来，原因是古礼上没有这个规定，而且孝子如果真孝，就应当悲伤得无法见人。苏轼知道后当众嘲笑程颐说：“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众人大笑，程颐脸红。按林语堂的说法，这件事在二人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www.xing528.com)

其实在许多小事上，也表现出二人的个性差异。大臣在朝中吃饭，厨房问吃什么，结果“苏令办荤，程令办素，时馆内附苏者令办荤，附程者令办素。”苏轼爱吃，程颐则只讲节俭，他过生日都不设宴。苏轼喜书画收藏，品茶吟诗，程颐则说“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一次，程颐给哲宗皇帝讲课，休息时，哲宗随手折了一根柳枝，程颐马上很严肃地劝谏说：“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一听，很不高兴地把柳枝扔了。事后司马光和太后都认为程颐此举不妥。司马光觉得程颐的这种迂腐行为只能造成皇上讨厌儒生的后果。

人是情感动物。人与人之间因个性差异而引起的反感，有时会遮蔽理性分析精神，形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认识。王安石的性格比较怪，吃饭穿衣极不讲究，也不注意个人卫生，说话直来直去，不留情面。这些都让苏洵看不惯。苏洵由这些不近人情的生活习惯，推断王安石是个大奸臣，将祸害天下。他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辨奸论》。文中不指名地批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事实上苏洵错了。王安石是个理想主义者，失败的改革家，但确实是个君子，不是小人、奸贼。司马光和苏轼都承认这一点，苏轼还把王安石当朋友看。意气用事，感情用事，人所难免。苏轼在对待程颐的态度上也犯了感情取代理智的错误，在给哲宗皇帝的奏状中说：“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他把程颐当做奸臣，这就有些过分了。苏轼对程颐的攻击招来洛党的无情报复，使洛蜀党争愈演愈烈，这也是他后半生一再被贬的原因之一。

个性差异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俗话说，“百人百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现代社会提倡人的个性和才能的自由发展，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一个理想社会，就应该给个性提供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同时每个人又有足够的胸怀包容他人的个性差异。个性未必都好，会有缺点和负面效应，让人看不惯、讨厌、反感。但无论如何，不要把个性的缺点夸大，以至于全盘否定一个人。海纳百川，大肚能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尽管难，也要努力去做，否则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