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难论定-以孟尝君为例

中国有句成语叫“盖棺论定”，意思是人一死，言行到此为止，就可以根据其一生所作所为，做出确定的评价。古代帝王将相死后的谥号就是一种评价。对普通人而言，的确可以盖棺论定，而且很快就被人遗忘了。但历史名人不同。因为载入史册或留下著作，变成了文化符号，被不同时代、不同立场观点的人任意评说，不可能有一个公认的、确定不移的评价。孟尝君就是一个例子。

孟尝君不过是个中等才能的人，因身为王族，出自豪门，任齐相多年，门下食客三千，与信陵君无忌、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并称战国四公子，名满天下。司马迁将他写入《史记》。在《孟尝君列传》中，看不到他有什么非凡的功业，最引人的是鸡鸣狗盗和冯谖收债的故事。许多人知道孟尝君是因为两个成语，即“鸡鸣狗盗”“狡兔三窟”。

孟尝君生前死后的一段时间享有盛誉，被视为贤人君子。过了一千多年，北宋的三个著名人物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却一致否定孟尝君。

王安石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短文《读孟尝君传》，被后人收入《古文观止》。全文如下：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苏轼的短评《孟尝君礼狗盗》与王安石看法相似：

孟尝君所宾礼者至于狗盗，皆以客礼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几不脱于死。

当是时，虽道德礼义之士，无所用之。然道德礼义之士，当救之以未危，亦无用此士矣。(www.xing528.com)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孟尝君说：

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整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

王安石和苏轼认为孟尝君不识人才，也不会选拔重用人才，只能收罗一些鸡鸣狗盗之徒。司马光指责孟尝君培植私人势力，骗取好士的美名，害君害民，是“奸人之雄”。他们三人虽有新党旧党之争，但都是儒家信徒，主张以圣贤君子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和他人。显然，孟尝君不合这个标准。说穿了，孟尝君既不为国，也不为民，只为他自己。虽然齐国是父母之邦，齐王与他同宗，但孟尝君不是屈原那样的爱国主义者。在他担任齐相，私人和国家利益一致时，他可以联合韩、魏共同抗秦。在他和齐王发生矛盾时，又联合秦、赵、燕攻齐，差点灭了齐国。有时候他又在诸侯间保持中立。一次路过赵国，因听到围观的赵人笑他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魁梧，只不过是个“小丈夫”，他竟然一怒之下砍杀数百人，灭了一个县。可见他心目中根本没有一点为民爱民的思想。孟尝君门客中最有名的是冯谖，而冯谖的狡兔三窟之谋，就是为了维护孟尝君的私人长久利益。

如果从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角度看，孟尝君品德不高尚，功业一般，更无著作传世，似乎不应该这么名垂千古。孟尝君之所以出名，原因有三：其一，其父田婴相齐十一年，孟尝君又相齐多年，位高权重，有钱有势；其二，养客三千，在各诸侯国广交朋友，有说客四处吹嘘，与无忌、赵胜、黄歇互相吹捧，在当时名声日隆；其三，司马迁写《史记》时，距孟尝君之死不过一二百年，战国四公子在民间和上层仍有影响，所以司马迁将这四人写入列传。史圣的文笔为孟尝君增色不少，加上鸡鸣狗盗和狡兔三窟的故事，使孟尝君的名字深深印在中国人的记忆里。

人一出名，引人注目，容易招来议论。王安石、司马光批孟尝君，反而更提高了它的知名度。《资治通鉴》是历史名著，《古文观止》是读古文的入门书，都拥有众多读者。清初的《古文观止》选文220篇，其中就有两篇与孟尝君有关，一是《冯谖客孟尝君》，出自《战国策》；一是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这两篇文章都写得很漂亮，一篇赞孟尝君，一篇骂孟尝君。这否定与肯定的争议更容易吸引人。加之《冯谖客孟尝君》多次选入中学和大学教材，使孟尝君的名字传播更广。

近日看到网上有人贬孟尝君，有人为其辩护，也经常看到许多关于古今人物的争议文章，不由感叹，盖棺岂能定论，死也不会安宁！

人要表达一种思想，一种价值观，往往借古人说事。说者情非得已，被说者死而无知。活人讲死人的事，是讲给活人听的，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