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有许多动人的复仇故事，但复仇者能够称得上英雄的并不多。我国先秦时期的伍子胥可以说是千古复仇第一人，名副其实真英雄。他的复仇故事空前绝后，不可复制。司马迁浓墨重彩为之立传，称赞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伍子胥绝非寻常之人。俗话说：“知子莫若父”。他父亲对他的评价是：“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刚戾忍訽，能成大事”。他的哥哥也相信：“汝能报杀父之仇。”
伍子胥的报仇很特别，他是借一国之力为个人报仇。杀他父兄的仇人是楚平王，这是他故国的国君。伍子胥逃亡到吴国，想把家仇变为国恨，借吴国的力量打败楚国，惩罚楚平王。为此，他隐忍了十六年。先是向公子光推荐了刺客专诸，刺杀了吴王僚，帮助公子光取得君王之位。然后又推荐孙武担任吴国的元帅兼军师，不断增强军力。十六年后，伍子胥与孙武率兵打败楚国，占领了郢都。但此时楚平王已死了十年，其子楚昭王又逃亡在外。为了解心头之恨，伍子胥挖出楚平王的尸骨，抽打了三百鞭。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一个“掘墓鞭尸”的典故。
伍子胥名垂后世的原因有三：一是靠他自身的才能和个性完成了复仇大业。他在帮公子光夺位和促成吴国称霸诸侯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才能。而为了寻找复仇的最佳时机，他把内心的怒火压抑了十六年，这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他参与指挥了两次国与国的复仇之战，一是公元前506年吴国对楚国的战争，为报自己的杀父之仇；另一次是公元前494年吴国对越国的战争，为报吴王夫差的杀父之仇。同时，他还预言了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的复仇之战以及吴国灭亡的命运。尽管伍子胥被逼自杀是一幕悲剧，但历史还是用吴国的灭亡和夫差的自杀证明了他的忠直和远见卓识。
伍子胥享有盛名的另外两个原因是外部的，那就是与众多杰出人士为伍及司马迁的惺惺相惜。
在伍子胥一生的同事、对手中，可谓众星云集。专诸、孙武、申包胥、吴王阖闾、夫差、越王勾践等，都是个性鲜明、故事生动的历史人物，也都在《左传》《国语》《吴越春秋》《史记》等书中有记载。
专诸是伍子胥由楚入吴的逃亡途中认识的，发现他与人打架时“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相其貌，“碓颡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于从难，知其勇士”。而且专诸很愿意听命于一人，他认为“夫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伍子胥觉得这个人日后必有大用，便私下结为生死之交。当得知公子光欲杀吴王僚自立为君时，便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专诸不是盲目杀人的普通刺客，他要追问杀吴王僚的理由。公子光说明自己取代吴王僚的合理性以及和平手段的不可行之后，专诸才答应效命。最后，专诸以厨师的身份，借献上烤鱼之机刺杀了吴王僚，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改变一国历史的著名刺客，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刺客列传》。
孙武是齐国人，公元前515年来到吴国，虽深通兵法，却因“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伍子胥结识孙武，发现他是军事奇才，多次向吴王阖闾推荐，之后就有了孙子操练宫中美女那一段佳话。吴王用孙武为将，让他与伍子胥一起指挥作战，“两破疆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就军事指挥能力而言，可能伍子胥不比孙武差，但孙武更长于军事理论，善于总结作战经验，提出一套独到的军事学说。《孙子兵法》成了世界军事理论名著，孙武也成了受军人膜拜的兵圣。伍子胥不懂明哲保身，孙武却深知进退之道。吴王打败楚国后，孙武见吴王阖闾日益专横，遂退隐山林，尽享天年，传说于公元前470年终于姑苏（江苏吴县）。这时，伍子胥被夫差逼令自尽已十四年。发现、推荐孙武，并与之并肩指挥作战，伍子胥的这段幸运经历无人能及。
申包胥是伍子胥的朋友，也是对手。当伍子胥父兄被楚平王杀害，发誓要报仇时，申包胥表示理解。但对伍子胥灭楚国的想法则坚决反对，他回答说：“子能覆之，我必存之。”申包胥明确自己的双重身份，作为伍子胥的朋友，应同情其处境，帮他报仇。而作为楚国的臣民，又要为国家的安全考虑，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当伍子胥率吴国军队攻占郢都，楚昭王逃亡在随地时，申包胥奉命去秦国求援。秦初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其忠心和悲情终于打动了秦国君臣，派兵援楚。秦哀公当时说：“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可以说，秦国出兵，完全是因为申包胥的人格力量所致。在打败吴军，楚昭王返回郢都封赏有功之臣时，申包胥婉言谢绝说：“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也，又何求？”遂逃赏归隐。申包胥声明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国家和君王，“非为身，非为名，非卖勇。”(www.xing528.com)
伍子胥和申包胥是一对真朋友，两个真君子，既相互理解，又坚持原则。吴国军队占领郢都，伍子胥掘墓鞭尸之时，申包胥派人传话，对此严厉谴责，指出这种行为太极端、太过分，违背君臣之道。伍子胥则虚心承认自己的做法是迫不得已的倒行逆施，让来人向申包胥转达自己的歉意。申包胥的哭秦庭与伍子胥的鞭尸一样，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故事。
吴王阖闾、夫差，都雄心勃勃，欲成就大业，称霸诸侯。阖闾重用伍子胥、孙武，屡次打败楚国、齐国，后在与越国的交战中受伤死亡。临死前对太子夫差说：“尔忘勾践杀汝父乎？”夫差回答：“不敢。”果然三年后夫差大败越军，报了杀父之仇。只是夫差没听伍子胥的忠告，信了太宰嚭的话，心慈手软，答应了勾践讲和的请求，埋下亡国的种子。伍子胥助阖闾夺位代立，又在众公子中竭力推夫差为太子，继承王位，尽心辅佐两位吴王三十多年，最后竟然以忠言被杀。越王勾践是伍子胥的对手，他胸怀大志，能屈能伸。被吴王夫差打败后，不惜卑躬屈膝，当吴王的仆人，甚至亲尝吴王患病时的粪便，以判断病情，做到了忍辱负重的极致。后在范蠡、文种的辅助下，用二十年时间，演了一出完美的复仇大戏，终于灭掉了吴国。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故事不仅是越人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自强精神的经典范例。伍子胥和勾践都是能人，私下互相敬重。伍子胥认为勾践有雄心，勾践认为伍子胥是忠臣。作为敌对国，又都把对方视为心腹之患。伍子胥透过勾践极度卑恭的外表，看到他内心的复仇火焰，明确告诉吴王，“此人不死，必为吴患”。勾践也知道伍子胥不好对付，所以一直等到伍子胥被杀之后才考虑灭吴大计。可以说，是阖闾、夫差、勾践这样不甘平庸的君王，为伍子胥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
要说伍子胥事迹在后世的广为传播和复仇英雄形象的最终确立，则主要应归功于司马迁。
虽然在《左传》等战国时期的史书中对伍子胥复仇之事已有所记载，但均属片断。司马迁的《伍子胥列传》则是一篇完整的人物传记，故事曲折、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很像一篇历史小说。由于《史记》是公认的经典，司马迁是公认的史学和文学大家，这就大大增加了伍子胥故事的可信度和传播力度，并通过变文、小说、戏曲、绘画等多种形式广为传播，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读司马迁写的《伍子胥列传》，会发现他对伍子胥有一种同情和理解。两人相隔四百年，却在心灵上相通，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因为两人都是才华出众、欲成大事之人，各自又有过不幸的遭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隐忍就功名”。
公元前104年，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开始写《史记》，这是他准备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一部大书。公元前99年，因为替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司马迁被下狱处以宫刑。这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即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的“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血性男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选择以死明志，不受此辱。但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苟活。他解释这么做的原因，“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史记》一书未完，自己的历史和文学才能没有展示出来，不甘心默默无闻死去，做个冤死鬼。同样，楚平王听信费无忌谗言，要杀伍奢父子，以父命召伍尚、伍子胥兄弟。伍尚选择听命归死，尽忠臣孝子之责。伍子胥选择“借力以雪父之耻”，背着不忠不孝的恶名逃奔吴国。其间沿途行乞，耕于野，吃了许多苦，等待复仇时机。他以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促成吴国的强大，再借吴国的力量打败楚军，占领郢都，掘墓鞭尸，终于报了杀父兄之仇，也成就自己的功名。司马迁欣赏伍子胥的就是这一点。“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伍子胥和司马迁都是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自然灵犀相通，惺惺相惜。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在对伍子胥的评价中，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正统派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伍子胥识破楚平王和费无忌设下的圈套，不为尽忠尽孝的虚名去白白送死，而选择逃亡他国、报仇雪耻，这是明智的选择，是弃小而选大，即“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在儒家提出并被历代统治者倡导的价值观中，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忠臣孝子和节妇烈女被作为道德楷模载入历史。而司马迁则认为忠孝是“小义”，是低层次的价值，人生的最高目标是展现自身的才华，作出可名垂后世的大事业。伍子胥如果随父亲伍奢一起送死，其价值和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后世没人会知道他。正因为他放弃尽忠尽孝，才有了轰轰烈烈报仇雪恨，强吴败楚、尽显个性和才能，令后世敬仰的血性男儿、复仇英雄形象。司马迁如果为了名节不甘受辱，自杀身亡，我们就不会看到《史记》这部名著，少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鲜活形象，更不会知道史圣司马迁。这会是中国文化的多大损失啊！
伍子胥借吴国之力报仇雪恨，又借助司马迁的史识和文笔英名远播。风云际会，造就了这个名垂千古的复仇英雄。
2012年6月4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