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起：有良知将军的委曲与内疚

公元前257年11月，咸阳城西十里的小镇杜邮，一代名将白起在这里接到秦昭王赐剑自裁的命令。死前，他首先是感到极大的委曲。自己为秦国征战一生，功勋卓著，却无罪赐死，天理何在，不由对天发问：“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但思考过后，又觉得“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他为长平战后大规模杀俘之事感到内疚，四十万人放下武器后被活埋，实在是天理难容的罪过。

白起的委曲与内疚是真实的，这反映了一个有良知将军的内心冲突。这种冲突也不仅是白起个人的，它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即战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

两千多年来，对于白起的褒贬声不绝于耳。在当代，誉之者称其为“战神”，贬之者称其为“人屠”。有趣的是，褒贬双方对白起的生平史实几乎没有争议。也就是说，在公认的事实面前，因评论者的立场、标准不同，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

先看事实。据《史记》中记载，白起的主要战绩如下：

秦昭王十三年（前294），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

昭王十四年（前293），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

昭王十五年（前292），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

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白起攻赵，拔光狼城。

昭王二十八年（前279），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

昭王二十九年（前278），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

昭王三十四年（前273），白起攻魏，拔华阳，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两万人于河中。

昭王四十三年（前264），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

昭王四十七年（前260），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大破赵军，前后斩首坑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根据以上事实，军事评论家认为，白起是中国战争史上继孙武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军事统帅，是秦国历史上战功最卓著的将领。长平之战，创造了先秦战史上最大的歼灭战战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围歼战。其规模之大，战果之辉煌，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白起一生征战沙场三十多年，战胜攻取七十余城，歼敌过百万，未曾打过败仗。正如司马迁说的“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因此，从军事角度看，白起是个奇才，他谱写了战争史上的新篇章，创造了战略战术的经典范例。(www.xing528.com)

从秦国的立场来看，白起是个有大功的人。他南征北战，在与韩、魏、赵、楚的对阵中重创敌人，大大拓展了秦国的疆土，打出了国威，从根本上扭转了六国强于秦国的局面，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白起是秦人心目中的英雄。他被赐死后，百姓同情他、崇敬他，各地都修祠堂进行祭祀。

但在人道主义者和反战人士看来，白起是罪人。战争就是杀人，不过是上阵杀人。白起打的主要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这必然杀人更多。仅伊阙、华阳、陉城、长平四战，就斩首八十七万，加上其他战争未记载的歼敌人数，总数肯定超过百万，何况还有秦军本身的死伤。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白起则是一将功成百万骨枯。一百多万鲜活的生命葬身沙场，确实让人悲痛。以人为贵，关爱生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基本道德原则，民间讲“好生之德”，以杀生为恶。白起不仅上阵杀人，更为严重的是在长平战后将赵国投降的四十万士兵坑杀，这打破了人们所能容忍的道德底线，引起极大反感。说他是“人屠”，并不为过。

如果从赵国人的立场看，白起无疑是个凶残的杀人魔王。四十万士兵的亲戚朋友应在百万以上，几乎占了当时赵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长平之战赵国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赵国上下沉浸在悲痛之中，恐惧和仇恨迅速蔓延。对秦国、对白起的仇恨千年之后尚留存在当地的民俗文化中，可见杀俘一事对赵国人心伤害之深。

白起是一个职业军人，他的职责就是奉国君之命上阵杀敌。打胜仗越多、歼敌越多、功劳越大，他自己的成就感也越强烈。在战争中他只遵守军人天职，以摧毁敌方有生力量和战斗意志为目的，尽可能维护秦国的利益。为此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杀俘。长平之战后，四十万俘虏如何处置是个难题。如果从人道主义考虑，应放归赵国，或押送回秦国安置。这样做很可能给秦国带来后患。训练有素的四十万士兵回去后，再次武装起来，仍是一支劲旅，成为秦灭六国的巨大障碍。即使押回秦地，因赵国人不愿作秦国臣民，最终还是逃回赵国，甚至发动叛乱，威胁秦国安全。思考再三，白起还是狠心全部处死了这批战俘。

但这件事触动了他作为普通人的起码良知，成为一个心病。昭王命他自杀前，最初是对这种人生结局想不通。他自认为对秦国尽忠尽力，立下了汗马功劳，昭王不应这样对他，心中实在不服。转念一想，长平之战坑杀赵军四十万俘虏，犯下杀生大罪，老天爷这样惩罚他，理所当然，无可抱怨。白起在内心深处承认了自己的双重身份，既是功臣，也是罪人。

白起是一个典型人物，在他身上凸显出战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而这恰恰是人类从诞生以来到现在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历史充满诡异。独立、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高尚目标，往往要通过流血的战争来达到。人道主义要关心爱护人，战争要杀人，两者似乎直接对立。但在许多时候，战争是维护人道主义的最终和最有效的手段。古今中外，暴虐的政权几乎都是用武力推翻的。时至今日，世界上高举民主自由旗帜的发达国家，依然把战争作为解决人道主义灾难和人权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不论善良的人们如何热爱和平，渴望和平，战争却如影随形地始终伴随着人类。

人类对战争的态度很矛盾，既厌恶，又需要。老子就说过，“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即使打了胜仗，也应当以葬礼的方式处理，因为死的人太多，敌我双方均有伤亡。明知打仗不好，要死许多人，为什么还要打？回答是“不得已”。政治斗争、利益冲突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除了战争，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战争是残酷的，不能心慈手软讲人道主义，谁仁慈，谁吃亏。宋襄公与楚军在泓水作战，他主张不杀伤员，不俘老兵，不乘人之危去攻打未渡河或未列阵的敌人，结果被楚人打得落花流水，自己也因负伤而死。宋襄公之仁成千古笑谈。就战争而言，白起是冷酷的英雄，宋襄公是仁慈的败将。

战争遵循自己的规律和道德原则，和通常的做人标准不大一样。老子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孙子讲：“兵者，诡道也。”做人要诚实，用兵使诡计，俗话说：“兵不厌诈”。做人要善良，爱惜生命，不伤害他人。战争却要杀人，甚至大规模地杀人，杀敌越多越好。唐朝名将李绩尝言：“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在他看来，上战场杀人就是正当行为。项羽在新安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余万人，依然不失为英雄。从战争的视角看白起的所作所为，我们虽然不能说原谅他的杀俘之罪，但至少可以理解他。

战国后期到秦灭六国，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大转折时期。从夏商周的封建制到秦帝国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是国家体制的根本改变，是中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应该说，统一比诸侯割据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经历了战国几百年的纷争，统一是大势所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但实现郡县制却无法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只能通过战争手段以武力解决，而这个过程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几百万人死于战场。从历史的大背景来看，白起所做的是人们不希望看到却又不可避免的事。

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独立、进步，几乎大都经历了战争，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就美国这个后起的超级大国来说，也在二百年间经历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国仅在20世纪，就经历了多次国内国际战争。对于暴力和战争怎么看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讲过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恩格斯也讲过类似的话：“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着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

历史就是这样矛盾重重，任何伟大的进步都要付出牺牲，人道主义要用不人道的手段去争取，辉煌的成就背后是阴影。世界上遗存的埃及金字塔，中国长城等雄伟建筑下，有多少奴隶和民工的枯骨。善与恶，美与丑如一枚钱币的两面，不能分开。

白起的功与罪引人深思，让我们对历史和人性有更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