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勿以成败论英雄。所以，有的历史人物就被称为失败的英雄，如项羽。这是对成王败寇标准的排斥或补充。
笔者这里说的“难以道德论英雄”，有三层意思。第一，英雄人物也要接受道德的评判；第二，道德不是评价人的唯一标准；第三，对英雄的道德评价是件复杂而困难的事，不能简单地作出好坏、善恶的笼统结论。
战国时期的吴起，就是一个杰出的成功人士，又是一个复杂的英雄。
吴起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把吴起与孙武、孙膑并列，而记述吴起的事迹最详。吴起初出茅庐，就率鲁国军队打败了来势汹汹的齐国入侵者。在魏国担任西河守，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获全胜六十四次，其余打成平手。他不仅善于指挥作战，而且还是个军事理论家，著有《吴起兵法》（又称《吴子》）。
其次，吴起还是一个政治家。在担任魏国西河守和楚国令尹时，以法家的治国理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变法改革，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终因触犯贵族利益而被害。
再次，据钱穆考证，吴起是《左氏春秋》（即《左传》）的真正编撰者和传授人。据此，他也可以说是个历史学家。
总之，吴起是个懂政治、懂军事、懂学术的文武全才。同时，他又是背着许多道德污名的恶人。鲁国人说他是败家子，冷酷无情，杀妻求将，母丧不归。魏国名臣李克说他“贪而好色”。司马迁说他言行不一，“刻暴少恩”。曹操说，“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长久以来，儒家把吴起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使国人普遍认为吴起乃是个有才无德之人。直到近年，还有人在报刊上发文批评吴起不讲道德。
这种看法不能说全错，但至少是简单化、不全面的。
我们承认，道德确实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价值尺度之一，是评价人和事的重要标准，但道德绝不是唯一的价值尺度。与道德同时存在的还有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以及不同国家、民族、社会群体的多种价值尺度，而且道德评价不能完全脱离时代和地域的大背景。
吴起的政治军事成就历史上少有争议，我们且不去说。下面就说吴起的道德评价问题。
吴起是不是不讲道德呢？笔者有不同的认识。
先看大节。吴起不论是在鲁为将，在魏任西河守，还是任楚国令尹，都兢兢业业、全力以赴，非常尽职尽责，且政绩突出。在魏守西河二十多年，秦人不敢东向，保了一方平安，这对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肯定有利。作为大臣，他忠君、敬业、保民，这既是功，也是德。吴起曾陪同魏武侯视察黄河，魏武侯认为黄河天险是魏国之宝，吴起马上说“在德不在险。”举例说夏桀、商纣所居之处，四周亦有天险，却因为不行仁政而亡国。所以，执政者必须以德治国、实施仁义，才能保国安民。这些都说明吴起很讲政治道德。(www.xing528.com)
吴起作为将军，他和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行军不骑马，和士兵一样背着口粮步行。有的士兵害了脓疮，吴起甚至亲自用口吸脓水。正因为他关心士兵生活，深得士心，所以士兵上了战场都奋勇作战，不怕牺牲。这说明他有官兵平等、爱护士兵的军人道德。
因此，从大节看，吴起是个讲道德的人。
我们再看吴起的那些道德恶名实质如何。
其一，冷酷无情，杀妻求将。据史书上讲，吴起确实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即俗语的“无毒不丈夫”。他有才华，志向高远，个性好强，不屑于务农经商，仗着家境富裕，拿着银子四处奔波，想谋一官半职。结果花光家产，失败而归，引起同乡邻人的嘲笑，说他是败家子。吴起一怒之下，居然杀了讥笑他的三十多人，离家出走。这件事不仅不道德，而且严重违法。只是当时诸侯国林立，各自为政，吴起逃离卫国，投奔鲁国，他的杀人罪行居然不了了之，无人追究。在鲁国，他拜孔子的高徒、著名孝子曾参的儿子曾申为师，学习《春秋》。同时又苦学兵法。这时鲁国受到齐国进犯，急需选拔御敌的将领，吴起是个很有希望的人选。但有人在鲁君面前说，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怕不可靠。鲁君犹豫不决。吴起急于求名，不想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便狠心杀了妻子，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决心。这一招果然灵验，消除了鲁君的疑心，立即任命吴起为将。吴起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指挥军队迎击来犯之敌，大败齐军。不管结果如何辉煌，以杀妻为手段来谋取将军的职位，毕竟太过残忍。在古代，这种行为违背了关爱生命的基本道德准则。在现在，更为人道主义原则所不容。所以，这是吴起的一个严重的、不可原谅的道德错误。
其二，母丧不归，是吴起的一个严重罪名。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世为礼仪之邦，又是孔子的家乡和讲学之地，儒学的大本营，所以忠孝仁义的氛围很浓。吴起拜曾申为师，曾申继承了其父曾参的传统，把孝作为立身之本，百善之先。吴起听到母亲的死讯，不回去守灵送葬，违背了儒家尽孝的道德准则，他被曾申逐出师门。这事在当时成了鲁国轰动性的新闻，成为士大夫笑骂的对象。母丧不归，的确不近人情，也不合孝道，是吴起的又一个道德错误。但我们推测，吴起肯定有自己的为难之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离开卫国时曾对母亲发誓：“不为卿相，不复入卫。”也就是说，孩儿不干出一番大事业，绝不回来见你，母亲去世时，吴起功名未就，如果回去，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再说违背誓言非大丈夫所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吴起一生把守信看得很重，在尽孝与守信难以两全时，他选择了守信。二是因为他当时杀了那么多人，现在无权无势，只身回去，难免会遭仇家报复，安全难以保障。吴起是准备干大事的人，不愿轻易拿生命去冒险。后来事实证明吴起终生再未回过卫国。
其三，贪而好色。史书上对此未作具体描述，似乎显得证据不足。如果贪财和好色都属实，应该算是个道德上的缺点。
其四，散金求官，败家子，这也是吴起被人指责的道德恶名。吴起不是个安守本分、勤俭持家的普通人。他是野心勃勃、极不安分的人。他的目标是飞黄腾达、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得拿着银子四处打点，寻找机会。这是官场的惯例，也是从政的必要投资，如同经商要投入本钱一样。人各有志，吴起有这方面的才能，选择这种入仕的人生道路不是错。他只要花的不是公家的钱，他人的钱，是自家的钱，那也不算错。问题出在他花钱太多，没花在点子上，打了水漂，毫无收获，就成了受人耻笑的败家子。从以后的发展看，吴起当初的求官失败只是个小挫折，不足为怪。许多大人物都经历过挫折、失败甚至磨难，这成为他们人生的一笔财富，促使他们最终走向成功。吴起后半生担任高官，权势显赫，积累的金钱一定不少，家产超过祖上，获得远远大于当初的付出。因此，败家子的说法不能成立，散金求官也不能算作道德污点。
其五，言行不一，刻暴少恩。这是司马迁的看法。在《孙子吴起列传》结尾处，司马迁感慨道：“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吴起口头上对魏武侯说地势再有利也不如为政以德，但他在楚国担任令尹时，却不搞德政，大搞法家严刑峻法那一套，缺乏仁爱之心，以致树敌太多，不得善终。其实这不属于道德问题，而是执政理念的差异。司马迁信奉儒家的治国理念，认为以德治国才是正道。而吴起信奉的则是法家的治国理念，以耕战为本，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以法治国。他用严刑峻法强化君权，打击削弱贵族公卿的势力。这就引起贵族的仇视。支持变法的楚悼王一死，宗室大臣作乱，吴起被乱箭射死在悼王尸旁。吴起为了君王和国家的利益，不惜开罪宗室贵戚，毫不留情地以法律手段打击反对变法的大臣，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不能用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考量。因此，言行不一，刻暴少恩这个道德罪名不能成立。
吴起的五条道德恶名，能成立者三条，不能成立者两条。我们可以说他是个道德上有严重缺点的英雄，但不能说他是个不讲道德的人。
20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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