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对名利的态度一直充满矛盾，很纠结。一方面，名利可以带来物质与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感，所以绝大多数人都热衷名利。正如古语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众人重利，廉士重名。”另一方面，追逐名利让人劳心伤身，失去自由和悠闲，还可能有巨大风险，稍不小心，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甚至满门抄斩。所以人们又讨厌名利，害怕名利，称之为“名缰利锁”“宦海风波”。
秦朝丞相李斯的一生，非常典型地表现了名利带给人的一切。司马迁的《李斯列传》写得非常好，生动、细致、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个性、才情、思想和命运。关键时刻的李斯三叹，更是点睛之笔，足以引发后人的千古之思和千古之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李斯的第一次感叹在年轻贫贱之时，是名利欲望的萌发。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由厕中鼠和仓中鼠的不同处境悟出做人道理，是做个坐享荣华富贵的人上人，还是甘处贫贱的人下人，关键在于自己的选择和努力。李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做人上人，即孟子说的治人者。为此，他做了必要的准备，跟随著名学者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后，选择秦国作为自己建功立业，施展才能的大舞台。告别荀子时，李斯大谈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核心是两句话：“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意思是人生最大的耻辱和不幸就是穷困卑贱。就这样，李斯怀着建功立业的志向，信心百倍地踏上秦国的土地，开始了名利场的征战。
李斯的第二次感叹在位极人臣之时，那是对未来危险的隐隐预感。
在秦国三十多年，李斯由吕不韦门下的舍人，到秦王的长史、客卿、廷尉。秦统一六国后担任丞相，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可谓权倾天下。当时，“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面对这种繁花似锦的场面，李斯却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裳，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李斯是个有思想、有头脑的人，他深知荀子的话乃至理名言。因此，透过眼前的荣华，他已感到前途难料，不知什么样的结局在等着他。内心深处的茫然和恐惧化为一句“何处是归宿”的叹息。
李斯的第三次感叹在刑场上，是临终的悔恨。
李斯大概没有料到，不幸的预感变为现实竟然如此之快。不到四年时间，由位极人臣的丞相，变为夷灭三族，身受腰斩的死刑犯。他在临刑前对二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说罢，父子相对大哭。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李斯在此刻才意识到，他原来可以选择过一种平常人的普通生活，不需要那么高的地位，那么大的权力，那么多的财富。凭自己的能力养家糊口，过小康日子。闲来无事，和儿子一道牵着黄犬去上蔡城外撵兔子，享受常人百姓的乐趣，不也挺好吗！为什么非要走上这充满风险的仕途，为什么迷恋权势而不功成身退，致使全家族男女老少都成为刀下鬼。
然而，一切悔恨都于事无补，只能把沉重的人生感叹留给后人。
无论李斯个人的结局多么惨烈，多么不幸，李斯的人生故事却极具魅力，可以作为我们解读人类文明社会的一个典型案例。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社会是从私有制开始的。私有制极大地激发了人的贪欲、权势欲，而这些欲望又促使人投入无止境的创造活动中，不断提升人的各种能力，从而大大加快了社会的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人为什么要追求名利？(www.xing528.com)
求名求利的欲望对个人和社会起了什么作用？
为什么名利场会成为不归路？
首先，人为了生存与发展，会产生一系列欲望。为了维持个体生命，有了食欲。为了种族的繁衍，有了性欲。在生存和安全的低层次需要满足之后，会产生爱与被爱、受尊重等较高层次的需要。而马斯洛所说的最高层次需要是自我实现，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就更多了。人的需要和欲望是不断增长的。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欲望，人必然要追求名和利，因为名利是满足人各种欲望的最有效手段。有了金钱，可以改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满足人的占有欲、贪欲。有了权势，可以满足人的支配欲、领袖欲。有了名，可以满足人受尊重、受追捧的虚荣心。而且，名和利往往是相连的，有了名，利会随之而来，所以有人为了出名不择手段。名利不仅成为人自身的追求目标，千百年来，它也成了社会的一种价值导向。社会把名利地位当作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有名有钱有势者被视为成功人士，受人敬仰，载入史册。无钱无权无名便成了人生失败的表现，被社会视为无价值的芸芸众生。这种外在的评价尺度和社会氛围，更加助长了人们对名利的追求。
其次，对人们的名利心不能视为道德上的恶而简单地加以否定，需要作客观全面的评价。以李斯为例，他去秦国的目的，就是在名利心的驱动下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尽心竭力辅佐秦始皇扫平天下，灭六国，扩疆土，建立统一的秦王朝。他力排众议，反对分封诸侯，实行郡县制，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的设计者。这一政治体制延续两千多年，对中国的统一和稳定起了很大作用。他主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居功甚伟。不说别的，仅一篇《谏逐客书》所表现出的广纳人才思想和文学水平就足以使李斯名垂千古。如果不是晚年与赵高勾结废扶苏立胡亥，连司马迁都认为他的功劳可与周公、召公并列。李斯在秦国的三十多年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才能，他对秦统一六国及中国历史的贡献不可低估。但他所作这一切的动力，既不是高尚的道德理想，也不是孟子那样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而是急于摆脱穷困卑贱的强烈名利欲望。这种名利欲望成就了李斯一生的辉煌，也因为贪恋权势而不得善终。真可谓成也名利，败也名利。
对整个人类文明社会而言，人的欲望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推动社会不断发展。当然，偏离了正确方向，这发动机也可把人类推向灾难和毁灭。仅仅用道德的尺度评价人的名利欲望是不够的，还应该用历史的尺度来看待道德上称之为恶的贪欲和权势欲。马克思很欣赏孟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的一段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恩格斯至少三次明确肯定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
人追求名利其实不算恶，但为了争名夺利而不择手段，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那就是恶。追求名利超过了一定的度，会既害别人也害自己。名利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你满足感的同时也带来烦恼和危险。
第三个问题最令人困惑。许多人明知名利场上的危险，甚至如李斯一样预感到危险即将来临，为什么不及时退出呢？
这还要从人的本性找原因。人的普遍本性是欲望无穷，得寸进尺，既得利益舍不得丢掉。正如明代朱载堉的散曲《山坡羊·十不足》中写的：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李斯的悲剧就在于贪恋名位。赵高是个聪明的坏蛋，他抓住了李斯的弱点，劝李斯说，如果扶苏继位，必任用蒙恬为丞相。只有废扶苏立胡亥，他才能保住丞相之位，永享富贵。李斯被此话打动，同意与赵高合谋立胡亥为太子，继承帝位，而这就埋下了两年后被灭族的祸根。
老子早就说过：“功成身退，天之道。”这个话许多人都会讲，但能做到的少之又少，范蠡和张良是两个罕见的功成身退者，一个转行经商，一个隐居修道。人一旦进了名利场，如同步入江湖，往往身不由己。多数人不想退，也有少数人意识到仕途风险，萌生退意，却因为种种顾虑，不敢退，不能退。
不敢退，是因为有人在官场争斗中树敌太多，一旦放弃权势，就会成为政敌加害的对象，所以死抱住权势不放。曹操就把话说得很直白，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写道：“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以不得为也。”可以设想，一旦曹操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势，其下场会比李斯更惨。
不能退，是因为官高位显者已成为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树，包括亲戚朋友下属在内的许多人在其权力庇护下谋取自己的利益，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如果大树一倒，大家全完蛋。所以他们会全力反对、阻挠自己的保护伞退出官场。
名利是极具诱惑力的，也确实有不少人以名利心为动力，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李斯的例子告诉我们，名利场确实是一条不归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学者多远离官场，得以善终，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均享高寿。而政坛精英则有不少人被杀或被逼自杀，落得个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商鞅、吴起、伍子胥、苏秦、白起、吕不韦、蒙恬等人的血迹提醒世人，名利之路可以走，但要做好“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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