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回首与思考

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考察这个黄金时代出现的原因时，有一点不可忽视，即当时所形成的良好的文化生态。如同生物的发展需要良好的自然生态一样，思想的孕育生长也要有良好的文化生态。好的自然生态有利于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同样，良好的文化生态也应该是有利于思想发展和多样化的社会文化氛围，即“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态，不是一家独鸣、一花独放、一家独大的局面。

“和”，是中国古代一个极有价值、极具特色的哲学和文化概念。早在公元前8世纪，周太史史伯就明确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观点。史伯在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说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这里的“和”，指事物必须在多样性、丰富性、差异性的基础上求得平衡、协调和统一，这样才有利于万物的生成、发展、繁荣。金木水火土相配合才能生成万物，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才能做出美味，四肢协调才能保证身体安全，六种音律和谐才能产生悦耳的乐曲。相反，单一的声音不动听，单一的颜色线条构不成美丽的图画，单一的味道无法形成美食，单一的物种无法比较选拔产生更多的新物种。这说明和谐生成万物，单一造就衰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事物生成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史伯看来，这是形而上的东西，属道的层面。

公元前522年，齐相晏婴和齐景公有一次对话。齐景公认为宠臣梁丘据与自己的关系很和谐，晏婴指出这是“同”，不是“和”。“同”与“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晏婴接着深入论述了“和”的含义。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婴以烹饪和音乐为例，说明美味和动听的乐曲都是多种成分、多种因素和谐共济的结果。同样，治国也需要君臣之间不同意见的相反相成、相辅相成。只有大臣敢于在君王面前充分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才可以纠正错误、弥补缺陷，采纳正确的意见，把国家治理好。晏婴是个有哲学头脑的杰出政治家，他认识到无差别的简单同一，并不利于事物发展，大臣老是跟君王一个腔调，国家肯定要出问题。所以，应该强调可否相济、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强调多样化基础上的和谐统一。

与晏婴同时代的孔子，也赞成“和而不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中，“和”成了君子具有的美德，“同”则是小人的作为。康有为对这两句的解释是：“盖君子之待人也，有公心爱物，故和；其行己也，独立不惧，各行其是，故不同。小人之待人也，媚世易合，故同；其行己也，争利相忮，不肯少让，故不和。”孔子的“和”是指君子处世待人的态度，既有自己的原则立场、独立人格，又能包容差异性、多样性和不同意见，尊重他人，不固执己见，不谋求私利，以大局和社会利益为重。小人则相反，他们没有独立人格和自己的见解，为了一己之利，要么无原则地趋同，迎合有权势者；要么排斥异己，打击持不同观点的人。孔子还在另一层意义上肯定了“和”，即“礼之用，和为贵。”这里的“和”，指适度、恰当、和谐。与《礼记·中庸》里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似。

先秦典籍中，“和”作为和谐、适合、协调来运用的例子很多，如：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易经·乾一》

利物足以和义。《易经·乾一》

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左传·鲁襄公十一年》

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国语·郑语》

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

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细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

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国语·周语》

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庄子·徐无鬼》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

阴阳和而万物得。《礼记·郊特牲》

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山海经·海内经》

兄弟既具，和乐且孺。《诗经·小雅·常棣》(https://www.xing528.com)

鼓瑟与琴，和乐且湛。《诗经·小雅·鹿鸣》

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诗经·小雅·伐木》

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诗经·商颂·那》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诗经·商颂·烈祖》

上述例子大体上可以涵盖“和”的主要内容。通过对史伯、晏婴、孔子的相关论述及以上例子的归纳分析，我们对“和”的内涵就会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和”的内涵有个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西周末年的史伯那里，“和”是万物生成发展的基本规律，一切新的、美好的事物都是在“和”的原则下产生的，“同”则导致事物发展的停滞和衰亡。到了晏婴那里，“和”变成处理君臣关系和治国的原则，君王应该兼听，臣子应该直谏，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明辨是非，作出正确的决断。到了孔子那里，“和而不同”成了君子具有的美德。与之相反，“同而不和”则是小人的标志。这样，在先秦的几百年间，“和”由事物生成之道，到为政之道，再到君子之德，完成了自己的三部曲。

“和”的内涵虽然变得越来越丰富，但最基本的内容无非三种，即多样性、同一性、和谐性。

（1）多样性，指各种共同体中构成元素的丰富多样，避免单一化，同时也指对异的包容，对不同个性的宽容、尊重。

（2）同一性，指多样事物共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让人和各种事物都得到更好的生存发展，有利于新的、美好事物的不断产生、壮大。

（3）和谐性，指共同体中的各种事物都处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占有一个适当的比重，从而使得相互间的关系平衡、和谐，保证了共同体的稳定、繁荣和发展。

“和”的表现形态也有三种，即真、善、美。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层面看，“和”是事物生成发展的规律，具有客观性，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遵循“和”的原则，事物就发展，国家就兴旺，社会就繁荣稳定。如果弃“和”取“同”，事物就衰亡。史伯认为西周衰败就是周幽王弃“和”取“同”，独断专行造成的。如果把这种事实判断变成一种价值判断，把对多样性和差异的宽容、尊重，把遵循客观规律的态度视为君子之德，那就使“和”以善的形态出现。如果再从“和”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享受来看，一种美味、一种优秀的艺术作品，一种祥和的社会气氛，一个激发人创造性的良好文化生态，无不具有“和”的特点。和谐成为美的本质不可或缺的要素。这样，“和”就同时具有了真善美三种属性或形态。意义空间的扩大使“和”有可能进入主流话语的中心，但也会造成有意无意地片面化解读。

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和”作为先秦时期形成的良好文化生态特征，远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已经具有普适性的意义。考察中外思想史和文化史，就会发现，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背后，都有着良好的文化生态，即表现出“和而不同”的特征。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尚未出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诸侯国没有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各种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信徒和生存空间。不同学说之间的争论是一种自由竞争的关系，发展如何取决于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学者们可以自由著述、自由讲学、自由批评、自由流动，学生也可以自由选择老师，听自己喜欢的课。齐国还建立了稷下学宫，成为学者们自由讲学、辩论的地方。不但儒家、道家、法家学说盛行一时，连后世衰微的墨子杨朱之学，当时也影响很大，门徒众多。孟子曾感叹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百家争鸣，互相辩难，但和谐共存、共同发展。

秦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体制确立以后，把大一统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提升到思想层面，弃“和”取“同”，用体制的力量推行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使所谓“异端邪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文化生态平衡被彻底破坏。李斯崇法、建议秦始皇焚毁百家之书：董仲舒崇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他们都是思想专制的积极策划者。自从思想专制成为事实之后，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就一去不返了。

其实，“和”与“同”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不同群体或个人身上都存在“和”与“同”的矛盾斗争，只是双方对峙的态势会有所不同。先秦时期，不容异端的现象也存在，赵威后就主张杀掉道家学说的奉行者於陵子仲。儒家的孟子、法家的商鞅、韩非都有强烈排斥异说的倾向。只不过“和”的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加之客观上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使“同”的思想缺乏强权保障，才使“和而不同”的良好文化生态得以维持。求同是人的一种本能，或者说这是人性的弱点。听赞同自己的话顺耳，听反对自己的话逆耳，所以存异、宽容异议需要有涵养，是美德。人不可能都是君子，也不会待人接物处处有涵养，所以“同而不和”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求同的本能如果与某种专制制度相结合，就会影响政治气候，破坏文化生态，形成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局面。“和而不同”则是人的一种理性追求。出于人类或国家、民族整体发展的需要，共同体中的成员会在权衡得失之后达成某种利益上的妥协，求同存异，创造一种共同发展的环境。这种情况下，“和”就成为大家认可的价值标准，处于主流话语中心的地位。“和”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发展，避免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或其他共同体因为内部的矛盾冲突而走向衰亡。在史伯眼里，“和”是求生之路，“同”是死亡之路。古今中外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春秋战国的良好文化生态是特定条件下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人刻意营造的。古希腊也类似这种情况。这类现象在后世很难再自然产生。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是西方人试图重现古希腊良好文化生态的一种努力，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在经历了许多曲折反复之后，人们认识到“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需要有一种制度保障，即与专制制度相反的民主制度。尽管世界上现行的各种民主制度仍存在诸多弊病，但相对而言，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更有利于良好文化生态的形成。

从公元前八世纪的史伯开始，中国人对“和而不同”的追求已经历了二千八百年的沧桑岁月。这种执着仍在继续。因为“和实生物”，那是我们民族的求生之门，发展之路，也是人类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