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千年：揭示历史幻影的原因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头脑中，为什么会出现“道德中心主义”的历史幻影？这个问题倒是很值得思考。我认为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1.忽视制度文化

一种思想学说变为制度，就有了支配社会秩序的巨大力量。同时，观念文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就自然从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心淡出。法家就是典型例子。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一百多年里，法家学说完成了从观念文化到制度文化的转变。“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逐渐完善，国家机器正常有效地运行。法家学说实际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心支配地位，不再需要从理论上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便从意识形态的表层话语中心退出。先秦时期儒道法等多种学说相互辩驳、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似乎形成了儒家独尊、法家消隐的态势。这就给后世学者造成一种误会，认为法家不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占据统治地位，或儒道互补构成主流文化。

2.稀缺原理

“物以稀为贵”是普遍规律。在口头上强调多的，恰恰是实际生活中缺少的。许多对人来说非常必要的甚至非常重要的事物，不一定在舆论上占据中心地位，关键在于是否稀缺。空气、水、食物，对人的生命而言都很重要，空气与水在某种意义上比食物更重要。但因为空气和水很少出现短缺现象，而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食物却经常因自然和人为的灾害而出现短缺，所以食物被强调的最多，俗云“民以食为天”。同样，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是人人都有的本能，尽管它对人的生存发展也很重要，却没有被思想家、道德家强调和推崇。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道德品质却因相对缺少而成为舆论强调的中心。这也容易造成一种误会，以为口头上强调多的就是实际上存在多的，甚至把某种理想当成现实。通常来说，显文化给人造成的印象，恰是社会实际状况的倒影。比如说，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赵威后问齐使，“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给人留下民贵君轻的印象，事实却是君贵民贱。那位齐使道出了真相，“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乎！”历代统治者都说要以德治国，重义轻利，实际上从来都重利轻义。道德主义浮在上面，功利主义沉在下面，社会的发展主要靠不显山露水的利益驱动在起作用。

3.宣传效应(www.xing528.com)

在过去统治阶级的心目中，利益实惠而不动听，道德动听而不实惠。历来的统治者都是韩非说的“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既要实利，又要虚名。他们在千方百计维护扩大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制造舆论，收买人心，所以尽力要做些提倡仁义礼智，推崇儒学、重义轻利的表面文章。宣传儒家的一套道德学说，一方面可以起到规范百姓的行为，使他们俯首帖耳，忠心耿耿，不生犯上作乱之心。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者既有重利之实，又享重义之名，统治地位得以巩固。两千年来，儒学作为一种精神统治的工具，经长期广泛地宣传，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宣传让人们误以为重义轻利的口号就是社会现实，语言制造的幻觉代替了真实的存在。

4.书生偏爱

自古以来，书生以读书、教书、写书、研究书为业，和书打交道的日子久了，容易产生偏爱书甚至尽信书的职业病。他们往往过分看重学者、学术思想和典籍的意义，夸大了显文化的作用，而对人们的实际日常行为，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行为与价值观念缺乏重视与研究。他们把儒家经典中论述的道德理想当作终极目的，以为实现这种理想是统治者的真正追求，相信独尊儒术就是儒家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按照这一思路，儒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享有了本不属于它的过高的荣誉，也承受了近百年来过于严厉的批判。古代书生幼稚地相信，儒家学说可以带领人们进入小康和大同世界。现代书生同样幼稚地相信，批倒了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国就可实现现代化的梦想。毕竟是书生，太相信文化的魔力。

历史不是幻影。如果不走出历史的幻影，就难以面对真实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没有“道德中心主义”，儒家也不是传统文化的中心。真正占据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是法家。传统文化中观念文化，尤其是显文化的作用被夸大了，而对制度文化、隐文化的作用估计不足。

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确会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绝没有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想象的那么大。中国近代以来落伍的原因很多，恐怕经济、政治体制的因素要大一点。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但不能仅归罪于传统文化或“道德中心主义”的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