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千年：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正地位

传统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应当包括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许多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讨论传统文化时，通常限定在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范围内，本文也同样如此。那么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是否居于统治地位呢？按照目前许多人的看法，从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之后，儒家就取得了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孔子讲“听其言而观其行”。我们看儒家文化的地位，不能光听历代统治者说什么，或做什么表面文章，而要看他们在实际行动中真正奉行的是什么。更要看普通人实际信奉什么价值观念，遵循什么行为原则。

从表面上看，儒家的地位确实不低。孔子被称为“圣人”，而且一再加封。孟子被称为“亚圣”。朝廷设五经博士。儒家经典成为开科取士的主要标准，四书五经是读书人的必读书，孔孟语录成为文人的口头禅。历代统治者都表示了对儒学的尊崇，而且越到后世，这种崇儒的表面文章也做得越到位。

韩非曾在《说难》篇中指出，游说的困难，在于说者要掌握君主的心里想要什么，然后拿出自己相应的主张来说服他。“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君主几乎都是“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儒家用仁义去劝说他们，结果是“阳收其身而实疏之”。法家用利益去打动他们，结果是“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的确如此。

儒家被捧得很高，名声很大，但他们讲仁义、施仁政，民贵君轻，以德治国那一套很少被采用。法家的商鞅、吴起、韩非均死于非命，身负恶名，但他们的主张却被采纳，付诸实施。从制度文化看，封建社会沿用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法律调控的政治制度不正是法家设计的吗！“百代都行秦政制”。秦始皇采用法家主张建立的郡县制等中央集权制度，在表面崇尚儒家的两千多年里稳稳地占据着制度文化的核心地位。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同样如此。法家奖励耕战、崇本抑末、富国强兵的主张及严刑峻法的法制理论，成为后世的基本国策。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的盐铁会议，是儒法两种治国思想的大较量。代表儒家思想的贤良文学与推崇法家思想的桑弘羊等执政大臣，围绕盐、铁、酒由国家专卖的经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贤良文学的基本观点是“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桑弘羊等人则认为盐、铁、酒类专卖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尽管贤良文学振振有词，在辩论中似乎处于上风，但结果却是盐、铁专卖政策不变。这说明，在经济方面，儒家思想没有多大影响力。经济体制和政策的制定，主要遵循法家重利轻义的原则，统治者们更看重实际利益。崇儒、贵德、重义作为口号喊喊是可以的，但真正面临义与利的选择时，统治者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利。

观念文化层面，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家学说似乎应占统治地位。其实未必如此。

首先应区分两种形态的观念文化，即显文化和隐文化。显文化主要以精英文化、典籍文化的形式出现，处于意识形态的表层或话语中心，是各个历史时期官方宣传倡导的主流文化。隐文化主要以世俗文化、民间文化的形式出现，更多地表现为习俗或实际行为中体现出来的观念，往往不引人注意，甚至被研究者所忽略。

两千多年来，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儒家经典的广为传播，儒家成了显文化的中心和主流，这是不可否认的。道家和佛家处于次中心地位，法家似乎成了边缘文化。但在隐文化中，情况不同了，重利轻义的法家文化处于中心，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反而成了边缘文化。这一点对习惯于仅从显文化认识历史的人来说，也许难以接受，但尽管冷酷，却是事实。

重义轻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志士仁人的选择。志士仁人毕竟很少，大多数普通人往往重利而轻义。不妨举几个例子：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故其理也，有何怨乎！’”

《史记·汲郑列传赞》：“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廉颇与翟公的遭遇令人叹息。这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廉颇门客的坦率表白，说明人与人的关系中利益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这些人不是儒家推崇的志士仁人或君子，但也不算是坏人，他们表现出的是普通人的价值取向。

下面举几个重义与重利不同选择的例子：

主父偃方贵幸时，客以千数。及族死，无一人视，独孔车收葬焉。上闻之，以车为长者。

《汉书·主父偃传》

王方翼与凉州长史赵持满为友。持满为许敬宗所诬被诛，暴尸于城西。亲戚莫敢收视。方翼叹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绝友之义，蔽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尸，且礼葬之。高宗义之，不问。

《大唐新语》(www.xing528.com)

范希文贬饶州，朝廷方治朋党，士大夫莫敢往别。王侍制（王质）独扶病饯于国门。大臣责之曰：“君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质何敢望之。若得为范公党人，公之赐质厚矣。”闻者叹服。

《语林》

苏轼自湖赴狱，亲友皆绝交。道出广陵，鲜于侁往见之，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文字书简，宜焚勿留，不然且获罪”，侁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

《西园闻见录》

脂习，京兆人。与少府孔融相善。太祖为司空，威德日盛。融书疏倨傲，习常责融。及融被诛，许中百官与融素善者皆莫敢收恤（李贽批曰：“千古如此”），习独抚而哭之曰：“文举，卿舍我死，我当复与谁语者！”后见武帝，武帝字之曰：“元升，卿故慷慨。”

《初潭集》

释昙迁与范蔚宗、王昙首游款，后蔚宗被诛，门有十二丧，交知无敢近者（李贽批曰：“千古如此”），昙迁抽货衣物，悉营送葬。宋孝武闻而叹赏，语徐曰：“卿著《宋书》，勿遗此士”。

《初潭集》

李夷简弹杨凭，贬临贺尉，亲友无敢送者（李贽批曰：“千古如此”），徐晦独蓝田与别。权德舆谓之曰：“毋乃为累首？”对曰：“晦自布衣蒙杨公知奖，今日远谪，安得不与之别！”数日，夷简奏为御史，晦谢曰：“平生未尝得望颜色，公从何而取之？”夷简曰：“君不负杨临贺，肯负国乎！”

《初潭集》

这些事例都是古代史书中用于表彰忠义之士的。《二十四史》中，类似的材料极多。孔车、王方翼、王质、鲜于侁、脂习、昙迁等人的行为，确实体现了儒家重义轻利、取义成仁的道德理想，也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芒。包括岳飞、文天祥、林则徐在内的许多忠臣义士、民族英雄，都是传统文化中让我们引以为荣的一面。但这又不是传统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要了解历史的全貌，必须正视那些令我们尴尬的大量事实，因为历史不是我们随意挑选的结果。上述材料中，与义士的高尚行为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人的不高尚行为。西汉名臣主父偃被诛，上千门客“无一人视”。赵持满被诛，“暴尸于城西，亲戚莫敢收视”。范仲淹贬饶州，“士大夫莫敢往别”。苏轼因文字获罪，“亲友皆绝交”。孔融为魏晋名士，以好客闻名，朋友很多，但被杀后，“许中百官与融素相善者皆莫敢收恤。”写《后汉书》的范晔被族诛，“门有十二丧，交知无敢近者。”杨凭贬临贺尉，“亲友无敢送者”。这些记载也许细节上有出入，但基本可以反映世俗人情的实况。在亲友被贬、被害时，不敢去看，去送别，更不敢收尸安葬的许多人，大都是官员或知识分子，即属于士大夫阶级。他们受过儒家文化的正规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应该说重义轻利的思想对他们影响较深。而一旦面对义与利发生冲突的重大关头，即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时，他们为了保住权势富贵或身家性命，就做出了舍义而取利的选择。可见他们真正的价值取向并非如口头上所表白的重义轻利，而是如廉颇门客坦言的“天下以市道交”，重利而轻义。

如果仅凭历史上少数志士仁人的高尚行为，就断定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占主导地位，未免失之偏颇。冷静地审视历史，会发现重利轻义才是王侯将相到知识分子、普通百姓的主要价值取向。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不是什么“道德中心主义”，而是功利主义。

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他们极少受教育，儒家文化对他们的直接影响很小。他们一生忙忙碌碌，为生计而奔波，主要考虑的是怎样维持温饱，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他们遵循习惯形成的道德规范，勤劳节俭、安分守己地过日子，虽然也会有仁人志士那样舍生取义的壮举，但在比例上不会很大。肯定地说，重义轻利不是他们的主导观念，功利主义才是他们行为的基本原则。这有许多民间的俗语和无数事实可以作证。

显文化与隐文化的关系，与弗洛伊德学说中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有些类似。显文化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隐文化是水面以下的部分。显文化很醒目，人们容易看见。隐文化却不易被人发现。在观念文化中，对人们实际行为制约作用大的，恰恰是隐文化部分，因此也格外重要。但遗憾的是，隐文化常常被研究历史和文化的学者所忽视。比如，看到孔融被诛，“许中百官与融素善者皆莫敢收恤，习独抚而哭之”，人们不由自主地为脂习重友情、讲义气的行为感到振奋，觉得他表现了中国人重义轻利的传统文化特点。大家都在不经意中，将“百官与融素善者皆莫敢收恤”这一事实从视域中轻轻抹去，似乎这些百官的行为既不体现某种价值取向，也不属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从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的客观事实中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占统治地位。“阳儒阴法”这句话可谓切中要害，中国传统文化表面的主导是儒家，是道德理想主义；实际的核心是法家，是专制主义加上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