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各种学说中，儒家比较重视伦理道德，主张“以德治国”，有重义轻利的倾向。这是“道德中心主义”论者的主要依据。汉以后，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儒家文化从表面上看受到尊崇，似乎成了官方哲学，占据了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被认为是儒家文化特点的“道德中心主义”也就成了整个传统文化的特点。那么，儒家文化到底是不是“道德中心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就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孟子开始进行考查。
统观孔孟对义与利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孔子和孟子从未否定过利的必要性，而且强调必须保证人们基本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利益。《论语》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不认为求富贵有什么可耻，只是强调要“以其道得之”。这同后来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一个意思，即必须用正当手段谋求财富，不能发不义之财。孔子先富后教的思想也说明他对利的肯定。
《孟子》一书中，多次强调民众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前提。《梁惠王上》是谈义利关系最多的一篇，其中明确指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尽心上》中也讲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也。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上述言论表明，孟子虽然强调义的重要性，却没有“用抽象的道德原则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需要和追求”。相反，对普通老百姓维持基本生活的物质利益需要，他主张必须予以满足。他认为没有起码的物质基础，道德仁义就无从谈起。这和管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基本一致。孟子对过分讲究道义操守而差点饿死的陈仲子颇有微词，说那样的作为只有把人变成吃黄土、喝泉水的蚯蚓才能办到。在孔孟看来，道德离不开利益，道德仁义要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追求财富本身不是错，见利忘义、发不义之财才是错。
（2）孔子和孟子讲的仁义，主要是治国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他们不是为道德而道德，仁义本身被赋予了很强的功利意义。甚至可以将孔孟所说的“义”解读为统治者的大利、长远之利。
《梁惠王上》是《孟子》全书首篇。此篇开头孟子回答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作为儒家重义轻利的典型例证，曾被批判者广为引用。可惜引用者往往只注意了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没有发现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这段话的全文是：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上》
从上下文语气中不难看出，孟子认为梁惠王这样开口闭口讲利，势必上行下效，国内人人为自己谋利益，由争权夺利而篡位弑君，自己的诸侯国就危险了。国破家亡，还有什么利益可言。而讲仁义，会使士大夫忠于国君，百姓安分守己，谁也不会有犯上作乱之心，国家安稳了，君王的地位才保得住，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利。所以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面的潜台词是：急功近利，反而会失去利。只有讲仁义，行仁政，才能保住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不过梁惠王未必明白孟子的这番苦心。(www.xing528.com)
孔子也有一段类似的话。《论语·颜渊》篇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的记载，“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8个字讲的也是义，可齐景公马上悟出这个义和利益的直接关系，感叹地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孔孟经常把道德仁义作为一种治国方法来讲，与法家的以法治国对立。他们认为以德治国比以法治国更可靠，因为法治是用压服的办法，百姓虽不敢公开犯法，却可能心存不规，有潜在的危险；而德治用教化说服的办法，使老百姓心悦诚服，国家即可长治久安，统治者就能高枕无忧。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这个意思。
《礼记·大学》中有两句被认为可以代表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话，即“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实际上这两句话的内涵并非如此简单。为说明问题，必须看上下文：“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段话重在强调治国者要把得人心放在首位，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所谓德，就是讲仁义道德，施行仁政。施仁政即可得民心，得民心即能保有国土，有了国土自然不愁没有财富。从这个逻辑推理可以看出，儒家认为有德才能有财，德如树根，财是枝叶花果。德在先，是因；财在后，是果。这并不是说财不重要，或只要德不要财，而恰恰说明讲仁义、施仁政是手段，得到民心、国土、财富才是目的。统治者只顾搜刮民脂，聚敛财富，必定会失去民心。如果轻敛薄赋，不与民争利，虽然暂时似乎失了一些财富，却得到了民心。有了民众就能长保国土，会有源源不断的财富供你享用。因此，有义才有利，无义则无利。这种义利之间的关系讲的再透彻不过了。如果把“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仅仅理解为重义轻利，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3）孔子和孟子的言论中有着明显的重义轻利倾向，这是事实。但必须注意到，他们的重义轻利言论都有着特殊的语境。孔孟讲义利绝对不是作纯学术的讨论，也不是超越时空探讨义利关系的绝对真理，或写伦理学方面的专著。他们的谈话有着具体的社会背景和特殊的对象，是因人因事而言，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果抹去特殊的语境，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把握其内涵。
首先，孔孟所处的是一个社会转型、行为失范的时代，重利轻义、见利忘义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用孟子的说法，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孔孟对当时世道人心的基本判断是否定的，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他们在各种场合强调义在利先，“德本财末”，就是要用重义轻利来矫正重利轻义的时弊。这就使他们的理论不能不带有矫枉过正的偏激色彩。
其次，孔孟谈论义利关系的对象主要是各国诸侯。在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学说时，面对鲁哀公、齐景公（孔子）、梁惠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孟子）等君主，当然要谈治国之道。治国平天下是孔孟的最高理想和历史使命，孟子就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中，前六条都可视为手段、方法、途径，治国平天下才是最终目的。为了使诸侯采纳自己的治国主张，他们很注意掌握对方思想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从孔子和孟子接触到的君主来看，他们都表现出好利、短视的特点。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战国时就更说不上义战了。诸侯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财富和称霸天下而征战不已，心中想的只有自己的利益。可以说，他们都是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之辈。梁惠王见到孟子，开口便问：“亦将有以利吾国乎？”齐宣王见孟子，最想听到的就是齐桓公、晋文公如何称霸。对这种唯利是图的人，还需要再讲利吗？他们的问题在于只看到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忽视了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只看到物质财富的价值，没有意识到精神财富的价值。所以，孔孟在他们面前不能不大讲特讲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以德治国，等等。
再次，孔孟都属于劳心者阶层，以他们的地位，交往接触的人除了诸侯就是大夫和士，这些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存在生计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设定，孔孟讲重义轻利是以温饱为前提的。当人们基本生存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还是追求精神的充实和道德水平的提升，每个人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两种选择并无对与不对之分。对社会而言，重利轻义可能加快经济发展。但对个人而言，重利轻义未必使人人获得幸福。儒家的重义轻利，对于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人来说，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价值取向。生存是人们共同的需要和权利。而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则每个个人和民族都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选择。法家的重利轻义和儒家的重义轻利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如果将其绝对化，必然显得荒诞。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为一点，儒家文化并不是“道德中心主义”。道德仁义只是儒家实现治国平天下政治理想的手段，义不仅以必要的物质利益为其前提，而且以统治者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为目的。儒家不过主张在次序上义在利先，面对唯利是图的统治者，他们再三强调义的重要性，想用重义轻利来矫正重利轻义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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