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雄，百家争鸣，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格局。当时，儒、道、法、墨、阴阳、纵横等各派思想的代表人物，往往周游列国，到处推销自己的学说。而各诸侯国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接纳贤士，或委以治国重任，或任为学官，让他们专门研究和讲学。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双向选择现象。
地处关中西部的秦国，为什么选择了法家？或者说，法家为什么选择秦国作为自己政治改革的试验场？这不是简单的偶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群体或个人，在进行文化选择时都不是“白板”，他们原先所具有的文化基础，会对新的文化选择产生很大影响。这里讲的“文化”，是广义的，包括经济、政治体制、观念、习俗等表现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形态的文化。
秦国有两大特点：一是重耕，二是文化落后（这里指狭义的文化）。
从炎帝神农氏到西周始祖后稷都是农耕文化的代表。西秦这片土地非常适合农业生产，秦人有着长期的耕作经验，把农业视为神圣的职业。从对炎帝和后稷的崇拜中即可看出这一点。周平王东迁以后，关中由政治中心变为西部边境，与戎族的战争持续了几百年，战争成了秦人生存发展过程中仅次于农耕的大事。与戎族的战争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炎帝和后稷的后裔与戎族的一部分实现民族融合，使秦人具有了一些狩猎民族的血统；二是秦人在长期的战争中形成刚强尚武的风气。这两点导致秦人既善于农耕，又勇敢善战。重耕战便成为秦人的特点。
西周初期，秦人还没有取得诸侯的地位，东周初才获封侯。当东方的齐、鲁、晋及南方的楚国早已奠定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开始重视文化发展时，秦还在为求得稳定的生存空间而与戎族苦战，发展经济与增强军事力量是他们生死攸关的大事，根本无暇顾及文化教育等问题。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齐国有稷下学宫，培养出了许多学者。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管仲、晏婴，军事家孙武、孙膑皆为齐人。鲁国有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墨家代表人物墨子，历史学家左丘明等。赵国有慎到、公孙龙、荀子，韩国有申不害、韩非。楚国有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著名文学家屈原、宋玉等。宋国有另一位道家代表人物庄子。而这一切都与秦国无缘。在东方各国眼中，秦人是野蛮落后的，与夷狄无异。不但秦国没有一个文化名人，而且文化名人的足迹也很少印在秦地。“孔子西行不到秦”便说明在孔子看来，秦是不值得去的，与野蛮人谈仁义礼智，不等于对牛弹琴吗？
然而，正是这一个野蛮落后的秦国，却被法家看中，想在这里一试身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透过野蛮的外表，看到秦人强大的原始生命力。秦人文化落后，受仁义礼智那一套儒家思想的束缚少，恰好可以实施以耕战为本、以法治国的政治主张。于是，商鞅、荀子、李斯、韩非先后入秦。商鞅成功地进行了变法革新，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基础，也创造了两千年中央集权统治的模式。虽然商鞅、韩非、李斯均死于非命，但他们开创的事业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秦人选择法家，有两个层面的原因。
其一是下层百姓，有重农尚武的风气。《诗经·秦风》中的《岂曰无衣》，是秦人慷慨激昂的战歌。朱熹解释这首诗时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堕浮靡之习”；“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厚重质直的秦人，既不会钟情于楚人的浪漫主义文学，也不会接受齐鲁哲人的道德理想主义，而法家以耕战为本，以利益驱动、法律制衡为主要手段的治国思路恰合他们的需要。(www.xing528.com)
其二是上层统治者急功近利，想使落后的秦国尽快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达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目的。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墨家的兼爱，都被视为远水不解近渴的迂阔之谈，独有法家的学说正中下怀。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初见求贤若渴的秦孝公，做了一些试探。先对他讲王道，孝公昏昏欲睡，听不进去。最后讲到霸道，孝公就特别有兴致，几天都听不够。按商鞅的说法，“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得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商鞅先讲的不外儒家那一套理想政治，秦孝公等不及。后讲的强国之术，即法家的一套，实施起来立竿见影，见效快。秦国想由一个落后的诸侯国很快成为强大的国家，当然首先是抓经济。法家重耕战的一套无疑深深打动了孝公。另外，法家还有一种理论，“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文化落后的秦国要对付文化先进的山东诸国，只能以其力而不能以其智。由于以上各种原因，秦人势必选择法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政治大舞台，演出了一幕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悲喜剧。
战国时期，法家曾在其他国家搞变法革新，也取得过暂时的局部的成功，如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只有秦国的变法是彻底的、成功的。为什么会如此呢？大约秦国的社会土壤是最适宜推行法家治国理论的。另一方面，法家的成功有其理论自身的原因。法家的理论虽然显得冷酷片面、不高尚，但有其无可否认的合理性和务实性。以下以法家的民众观为例，试作分析。
首先，民众的本性是什么？这也就是当时争论不休的人性问题。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告子则说人性无善无恶。法家突破性善性恶的简单化、绝对化道德判断，认为求利求名才是人的本性。《商君书》中对民之性是这样论述的：“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取利。”“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交无择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
严格说来，这不是讲笼统的人性，而是专指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老百姓，即民众的本性。法家往往把自己看成超人，把民众视为工具或群氓，不屑一顾。《商君书》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了这种观点：“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总之，民众是治国者引导、驾驭的对象，而不具有参政的能力和权利。治国者要弄清民众的欲望、好恶，用赏罚作为统治民众的主要手段。“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也。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法家相信，以刑罚和奖赏作为杠杆，可以驱使民众去为统治者卖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人的本性，怯者变勇，勇者敢拼命。战争本来是人所厌恶的，但如果“富贵之门，必出于兵”，就会使民众“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甚至发展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这种程度。送士兵上战场时，父亲对儿子，兄对弟，妻对夫的临行赠言都是“不打胜仗就别回来”。
法家教化百姓的准则是：“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而且他们的信条是，以法治国，不能把民众想得太好。“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制定法律的时候，要设想人人都有犯罪的可能。执法要严，处罚要重，所谓“严刑峻法”。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实践证明，这种民众观指导下的改革措施，确实可以在短期内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
秦人重耕战的传统与法家的主张不谋而合。经过商鞅变法更加强化了这一传统，并加以制度化。这次文化选择的结果，是秦人以耕战立国，以耕战取天下。从而，耕战又作为一种观念文化深深扎根于秦人心中，几千年不变，成为秦人在中国历史上兴衰沉浮的潜在原因。幸与不幸，难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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