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关系始于何时，难于考证。按孟子的说法，至少在商的始祖契的时代，就有了朋友这种非血缘的人际关系。契受圣人之托，教给人们处理五种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朋友成为五伦之一。
到了先秦时期，朋友关系已很受重视。各种典籍中都有关于交友的论述和记事。例如：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周易·乾》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周易·系辞上》
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周易·系辞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论语·学而》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论语·季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
《庄子·山木》
君子交绝，不出恶声。
《战国策·燕策二》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诗经·小雅·伐木》
从交友的必要性，交友的原则，到交友的快乐，以至绝交时应注意的问题，都谈到了。这说明当时人们把交友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从士阶层出现并日益活跃以后，人才的流动在春秋战国时达到高潮。这些士人为求名利和实现自身价值，常常远离本土，远离父母兄弟，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寻找知音、知心或互利互帮的人。于是朋友成了一种重要的人伦关系，也逐渐形成了处理朋友关系的道德原则。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远离故乡、四海奔波的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帮助，行动上的支持，还需要精神上的理解、关心和同情。
先秦时期的朋友交往丰富而多彩，留下了许多佳话。伯牙与子期即为生动一例：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志在山；钟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钟子期死，伯牙擗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与鼓琴也。
《绎史》
这是千古称颂的知音之交。这种朋友关系超越了功利，也超越了道德，进入到高雅的审美层面。它与一切利害无关，是纯粹的精神和心灵的交流。这种朋友非常难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齐国管仲与鲍叔牙，可以说是知心之交的经典范例。管仲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担任齐相四十年，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鲍叔才能虽不及管仲，但有知人之明。他们从小是朋友，相知一生。在管仲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鲍叔毫不犹豫地给以帮助。他们二人商定，各追随辅佐一位齐国公子。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辅佐公子小白。在继承王位的争夺战中，管仲奉公子纠之命，追杀堵截小白。一箭射中小白的衣带钩，差点要了他的命。小白继位为齐桓公，对管仲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鲍叔牙说服齐桓公，不仅不杀管仲，还任命为相。《史记·管晏列传》记载了管仲的一段感人的话：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为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史记·管晏列传》
交友的基本原则是“信”。这里的“信”，不仅指诚实守信，还包括相互的理解和信任。人之相知，贵相知心。鲍叔对管仲的理解和信任远远超过常人和常情的水平，那是一种心灵深处的默契。鲍叔相信管仲有非凡的才能，生来就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而且相信他一定会成功。这种信任极其坚定，不论管仲遭遇过多少失败和挫折，鲍叔都不失望、不动摇、不放弃。对管仲的许多常人看来很不道德的行为，他都能理解、宽容。在管仲贪财、当逃兵、不尽忠死难的现象后面，鲍叔看到的是落难英雄的一时无奈。而管仲也坚信老朋友鲍叔能理解自己，所以在鲍叔面前他无拘无束、无所顾忌，去掉了一切装模作样的道德虚饰，呈现出一个真实的自己。(www.xing528.com)
管仲与鲍叔各辅佐一位公子，在争位时处于政治上对立的双方。但这种政治上敌对的立场并没有影响二人的友情。公子纠失败，召忽自杀殉主，管仲成了囚犯。作为胜利者的鲍叔，想的却是千方百计从鲁国把管仲救回来，并说服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管仲。鲍叔一片赤诚待朋友，既成全了管仲，也成全了齐桓公的霸业，并使齐国百姓过了四十年和平繁荣的日子。这份友情带来的结果是皆大欢喜，鲍叔本人也安享荣华、名垂青史。管仲对鲍叔由衷感激，鲍叔去世时，管仲以子对父、臣对君的礼节祭吊，泣下如雨。
还有一种朋友。是各行其道却相互理解宽容。伍子胥与申包胥就是朋友兼对手，在他们两人之间演出了一场亡楚存楚的大戏。史书记载：
子胥将之吴，辞其友申包胥曰：“后三年，楚不亡，吾不见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庙也，止子是无以为友，虽然，子亡之，我存之。”于是乎观楚一存一亡也。后三年，吴师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见秦伯曰：“吴无道，兵强人众，将征天下，始于楚，寡君出走，居云梦，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诺，固将图之。”申包胥不罢朝，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声。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兴师救楚，吴人闻之，引兵而还。昭王反复，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辞曰：“救亡，非为名也，功成受赐，是卖勇也。”辞不受，遂退隐，终身不见。
《说苑疏证》
可以说，这一对朋友的立场截然相反，伍子胥发誓要灭掉楚国，申包胥则要保卫楚国。申包胥的态度是公私分明、理解朋友。作为朋友，他对伍子胥逃离楚国，立志灭楚的选择表示理解。因为伍子胥不是坏人，他们父子皆是忠臣良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身为太傅，衷心辅佐楚平王的儿子太子建。楚平王听信奸佞费无忌的谗言，欲杀太子，先囚伍奢，并让伍奢召其子伍尚、伍员回来，欲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伍子胥之兄伍尚明知回去是死路一条，却毅然选择归死，让伍子胥逃亡，以求将来报杀父之仇。申包胥明白，楚平王是昏君，伍奢、伍尚是被冤杀的忠义之士，伍子胥选择为家族复仇也属正义行为。但伍子胥的复仇对象不是普通人，是楚国的国君，所以他复仇的途径是灭掉楚国。作为伍子胥的朋友，申包胥理解他的心情，并勉励他好自为之。但申包胥作为一个楚国人，又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绝不能对自己国家的危难袖手旁观。所以他明确告诉伍子胥，作为朋友，我不能劝阻你灭楚，但作为一个楚国的臣民，我会全力保存楚国的江山社稷。
申包胥理解伍子胥的复仇之举，但对他过分的行为仍直言批评，毫不留情。楚昭王十年，伍子胥帅吴国军队大败楚军，攻入郢都。这时楚平王死去已十年，伍子胥为了发泄怨恨，把平王墓挖开，搬出尸体，鞭尸三百。逃亡山中的申包胥听到这个消息，派人去对伍子胥说：
“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史记·伍子胥列传》
申包胥指责伍子胥鞭尸的行为太过分，伍子胥也对朋友表示道歉，承认自己的行为确实违背了常理，是倒行逆施。接下来，申包胥为求秦国出兵援救楚国，在秦廷哭了七日七夜，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终于感动了秦哀公，出兵救楚。事后申包胥辞封归隐，远离俗世。
伍子胥和申包胥的人生志向不同，一个要建功立业，一个则淡泊名利；一个要报仇灭楚，一个要竭力存楚。但他们在朋友关系上都遵循互相理解、坦诚相待的原则。在政治上产生分歧对立时，有一种包容精神超越了价值观的差异。当然，包容并不意味着混淆是非、不辨善恶，对不道德行为听之任之。朋友间的包容，建立在相互信任道德人格的基础上。申包胥和伍子胥能成为朋友，说明他们都相信对方是君子，不是小人。君子之间的关系是和而不同，有基本价值观的相同，也有具体问题上的差异分歧。虽然伍子胥与申包胥的人生道路不同，但都是名垂青史的大丈夫。申包胥哭秦廷的悲壮之举和功成不居的潇洒态度，说明他是一个道德境界很高的人。伍子胥忍辱负重，报仇雪耻，也名垂后世。司马迁写完伍子胥传，发感慨说：
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史记·伍子胥列传》
他对伍子胥深表钦佩，称之为“烈丈夫”。
战国时期的苏秦和张仪也是朋友，在他们身上主要表现了朋友间相互帮助的道义原则。苏秦与张仪都出自鬼谷先生门下，既是同学，也是朋友。他们都是游说诸侯的纵横家，也都经历过失败与挫折。苏秦以合纵的主张游说赵国成功，地位显赫。而张仪在楚国却因怀疑偷了楚相的玉璧，被痛打一顿，处境极为狼狈。无奈之下，张仪去赵国投靠苏秦。苏秦对张仪采取了激将法，故意冷落他，不让门人通报。最后见面时，让张仪坐堂下，用仆人的饭菜招待他，还当众训斥了一番，说以你张仪的才能混到这等地步实在丢人，我完全有能力让你得到富贵，但你不值得我收留。张仪受到朋友如此羞辱，非常气愤，决心投奔秦国，与赵国为敌。苏秦暗中派舍人以车马金钱资助张仪，使他得见秦惠王，惠王任之为客卿。
苏秦深知张仪之才，他对手下人说：
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
《史记·张仪列传》
当张仪后来得知苏秦的一片苦心和内幕之后，非常感激，并自愧不如。“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无不及苏君明矣！”
苏秦对待朋友是道义感和功利心相结合，已不是纯粹的知音、知心之交。他在张仪最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而且巧妙地激发了张仪内在的力量，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使张仪在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表现了热心助友的道义感。另一方面，他在六国推行合纵策略，需要在秦国有个配合的人。这个人既要有能力说服秦王，掌握大权，还要能理解自己的意图。无疑，张仪是最合适的人选。苏秦帮助张仪，也是帮助自己。下棋总要有个对手。苏秦搞合纵，需要个搞连横的人来过招。而且他帮了张仪，作为互换的条件，要求张仪不能动他的根据地，即秦国不能攻打赵国。在苏秦心目中，当时的中国是个大棋盘，战国七雄是棋子，他和张仪是棋手，两人要在对弈中充分展示各自的才能。
友情发展到一定深度，可以使人将生死置之度外。西周的左儒即为典型。
左儒友于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而王弗许也。王曰：“别君而党友，斯汝也。”左儒对曰：“臣闻之，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而言则死。”左儒对曰：“臣闻古之士，不枉义以从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过，以死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
《说苑疏证》
左儒在好友杜伯将要被周宣王枉杀时，挺身而出，为杜伯辩解。周宣王以死威胁，他毫不畏惧，据理力争，最终为了维护道义和友情而慷慨赴死。左儒不是无原则地袒护朋友。他首先确认杜伯无罪无错，周宣王杀杜伯才是错。正义在朋友这边，所以他死而无憾。可惜左儒这样的豪侠之士实在太少，生活中太多的朋友都是利益之交。廉颇和孟尝君失势时，故客尽去，得势后，客又复至，二人皆大为感慨。有人为他们点破其中道理，廉颇的门客说：
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怒乎？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冯驩对孟尝君说：
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趋市朝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
《史记·孟尝君列传》
“夫天下以市道交”，“富贵多士，贫贱寡友”。这些话虽然有点刺耳，但确实说出了交友的常态和世情。曾子尚且时时反省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那么常人恐怕更难以完全做到与朋友交而有信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