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秦风》中的《黄鸟》篇，因直接关系到对秦穆公以及秦文化的评价，所以备受后人关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这里仅以朱熹、苏轼、苏辙为例，介绍几种看法。
朱熹在《诗集传》中，于《黄鸟》一诗后加了如下按语：
愚按：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为穆公遗命如此，而三子自杀以从之，则三子亦不得为无罪。今观临穴惴慄之言，则是康公从父之乱命，迫而纳之于圹，其罪有所归矣。又按《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鸣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后始皇之葬，后宫皆令从死，工匠生闭墓中，尚何怪哉！
朱熹认为，秦穆公让子车氏三子殉葬，是一大罪恶。秦康公服从其父遗命，强迫三子殉葬，也是罪人。如果子车氏三子是自愿听从秦穆公遗命，自杀殉葬，也是有罪的。人殉是秦人受戎翟影响而形成的野蛮习俗，是秦文化之弊，也是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观点代表了儒家的看法，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大多数现当代学者也持有同样观点。
苏轼在凤翔时，写了《凤翔八观》，其中一首诗为《秦穆公墓》，表达了与朱熹不同的看法，全诗如下：
橐泉在城东，墓在城中无百步。
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识公墓。
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
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
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生。
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
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伤。
苏轼认为子车氏三子是讲义气的豪侠，为报答秦穆公的知遇之恩，信守生死与共的诺言，自杀以殉。后人不理解古代义士知恩图报、一诺千金的高尚人格，妄加非议，实在可悲。在苏轼眼里，秦穆公是明君，子车氏三子是英雄，自杀殉葬是义举。西汉初年，齐王田横不愿臣服刘邦，在洛阳自杀，两名随从也自杀殉主。消息传到田横盘踞的海岛上，其部下五百多人集体自杀，以示对齐王田横忠心不二。这就是著名的田横五百士，一直传为历史佳话。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特意画了《田横五百士》，以表现中华民族不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浩然正气。苏轼把子车氏三子视为田横五百士一样的英雄壮士。这可以说是《黄鸟》阐释的翻案之作。
苏轼的弟弟苏辙不赞成其兄的说法，也写了一首以《秦穆公墓》为题的诗：
泉上秦伯坟，下埋三良士。
三良百夫特，岂为无益死。
当年不幸见迫协，诗人尚记临穴惴。(www.xing528.com)
岂如田横海中客，中原皆汉无报所。
秦国吞西周，康公穆公子。
尽力事康公，穆公为不负。
岂必杀身从之遊，夫子乃以候嬴所为疑三子。
王泽既未竭，君子不为诡。
三良殉秦穆，要自不得已。
苏辙认为子车氏三子与田横五百士不同。田横死，是因为汉刘邦已统一天下，他不能为王，又羞于俯首称臣，所以选择自杀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五百士无法报答齐王田横的知遇之恩，只能以死相从。子车氏三子则不同。秦穆公虽死，他的儿子秦康公继位，完全可以通过全力辅佐秦康公来表现自己的忠心，这也就不负秦穆公的知遇之恩。所以，子车氏三子殉葬乃无益之死，不值得。况且，很有可能是秦康公遵父命迫令其以死殉穆公，死是不得已，非自愿。
《黄鸟》一诗及其后人的阐释中，表现出两种价值观的差异，或者说两种文化的冲突，即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冲突。人道主义主张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西方现代人道主义还包含了人权、自由、民主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古代的人道主义主要是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爱惜人的个体生命当然是基本要求。儒家一贯反对殉葬制度，不仅反对以活人殉葬，即使用木俑陶俑殉葬也不行。孔子就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表示他对以俑殉葬的不满。其实，用俑代替人陪葬，是人道主义的一大胜利。《黄鸟》一诗的作者未必曾亲临现场，目睹子车氏三子之死。“临其穴，惴惴其慄”，很可能是从常人心态出发的想象之词。但诗中表现的怜惜生命、惋惜人才的人道主义情怀是真实的。朱熹和苏辙也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人殉制度和秦穆公、秦康公的残酷行为表示谴责，对子车氏三子之死深感痛心。
苏轼深慕古人知恩图报、一诺千金、舍生取义的豪侠之风，赞赏英雄主义的价值观，所以对《黄鸟》诗中写的子车氏三子殉葬一事，给予了不同的阐释。所谓英雄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是以国家、民族或群体利益为重，以道义为重，“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春秋战国时期，有过许多英雄主义的事例。豫让为报智伯的知遇之恩，在智伯被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灭族之后，几次刺杀赵襄子不成，便拔剑自杀。灵辄为报赵盾一饭之恩，在晋灵公派甲兵追杀赵盾的危急关头，反戈一击，为阻挡追兵，奋勇战死，赵盾得以脱身。魏国隐士侯嬴受信陵君礼遇，在秦军围赵，平原君求助于信陵君时，他向信陵君献窃符救赵之计，并因年老不能随军，便自刭以送公子。荆轲刺秦前，是田光向燕太子丹推荐了荆轲，为了表明他不会将刺秦始皇之谋泄密，并激励荆轲，便当着荆轲之面自杀。田横五百士之集体自杀，是这种英雄主义风气的延续。
秦人早年地处西陲，是在与西戎的长期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秦文化中弥漫着浓厚的英雄主义气息。这一点，在《诗经·秦风·无衣》篇中得到充分表现。朱熹也意识到秦文化的这个特点，他在《诗集传》的《无衣》篇后加了如下一段评语。
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慨，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至于如此，则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以兴起而笃于仁义；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呜呼！后世欲为定都立国之计者，诚不可不监乎此。而凡为国者，其于导民之路，尤不可以不审其所之也。
朱熹认为雍州本是周文化孕育之地，周文化以仁爱、忠厚为价值导向。后来秦国在此崛起，秦文化则引导国人养成强毅果敢的尚勇风气。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统一天下为目的，逐步形成“尚气慨，先勇力，忘生轻死”“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英雄主义价值观。商鞅刻意培养秦人勇于上阵杀敌，慷慨赴死的尚武精神，他说：“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经过长期的引导训练，达到一种令人恐惧的效果，即“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所以秦国被称为“虎狼之国”，秦人类似同一时期欧洲的斯巴达人。
秦文化中的英雄主义有时与人道主义产生明显冲突，如秦穆公以三良在内的一百七十七人殉葬，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军俘虏四十万人，都严重违背人道主义原则，受到世人谴责。但秦文化并不排斥人道主义。以秦穆公为例，作为一个公认的贤君，他珍视人的生命。晋惠公夷吾曾背弃与秦国的盟约，当晋国遭遇旱灾，百姓饥饿，向秦国求援时，秦国有些大臣主张不给粮食，并乘机攻打晋国。但秦穆公听从了百里奚的意见：“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船运车载，给晋国运去了大批粮食。这显然是一种人道主义救助行为。另有一次，秦穆公的一些骏马丢失，经追查是被岐下百姓杀掉分食了。事情涉及三百多人。官员要把这些胆大妄为的百姓抓捕严惩。秦穆公说：“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便给这些人赐酒并赦免他们的罪过。这些食马肉者知恩图报，在后来的一次秦晋之战中，上阵奋勇杀敌，危急关头，冲锋在前，从晋军包围中解救了秦穆公，使秦军转败为胜。这两件事说明秦穆公重视百姓的生命。秦穆公是个爱才、惜才之人。秦晋崤之役，秦军大败，主将孟明视等三人被俘，后被释放回国。许多大臣要求杀掉罪臣孟明视等，秦穆公却说：“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不但不杀，还让他们官复原职。这三人四年后率兵大破晋军，报了崤之役失败之仇。这就是苏轼诗中说的“昔公生不诛孟明”。
人道主义是保护生命，爱惜生命；英雄主义是慷慨赴死，忽视个体生命；二者似乎是对立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英雄主义的根本目的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英雄主义者不是亡命之徒，他们牺牲个体生命是为了群体的利益，是为了坚守公正、诚信、报恩等道义原则。杀身是为了成仁，舍生是为取义，自我牺牲是为了保护他人，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说明他们并不否定英雄主义，而是把英雄主义当作人道主义的必要补充。孔子虽然讲“仁者爱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遇到求生与求仁、求义发生矛盾时，则主张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体生命去维护道义原则。
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是各个国家、民族生存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两大精神支柱。不过，在不同国家、民族和不同历史时期，突出的重点不同。在和平时期突出人道主义，在战争时期和危难关头，突出英雄主义。排斥人道主义会因暴虐而灭亡，排斥英雄主义则导致软弱而衰败。对秦人的崛起和秦文明的优劣也应这么看。秦人的英雄主义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大帝国的出现，与此相对，秦始皇忽视人道主义也导致秦朝的迅速灭亡。秦国盛衰的经验与教训非常深刻，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201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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