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优劣：回首千年思考

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竭力抨击封土建国的弊端，维护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一观点在汉代以后成为主流意识。清朝灭亡后，君主专制成为众无之的，广受批判。但中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体制则肯定者多，批评者少。其实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有长必有短，有利必有弊。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选择政治制度时都有具体背景下利益权衡的考量，不是选择万全之策，而是选择利多于弊的制度。

封建制实施之初，有其合理性。以周为例，武王伐纣时，依靠八百诸侯的联军打败商纣王的七十万大军，才得以建立周王朝。这八百诸侯作为盟友，周人既无理也无力消灭他们，只能承认他们诸侯国的地位。只有如此，才能换来天下的安宁。为了维护王室的地位，周武王和周公又分封七十余国，其中姬姓诸侯占五十三个。因为他们相信血缘和亲情关系的力量，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只有姬姓家族的人才靠得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姓人不可靠。然而封建制的后果完全出乎他们意料。正如李斯所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秦始皇也意识到，“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诸侯国君世袭相传，几代以后，同姓的那一点血缘亲情早已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利益的冲突与争夺，导致诸侯间战乱不休，百姓深受其害。

但封建制也并非一无是处。诸侯间互相竞争，竞争激发变革图强意识，于是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重金招贤，魏有李悝变法，秦有商鞅变法，等等，推动了经济发展和局部的制度创新。另外，诸侯众多，各自为政，避免了中央集权社会意识形态的严密管控，为创新和人才流动留下了较大的空间，这才促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使这一时期的中国如同城邦国家林立的古希腊一样，涌现出一批思想巨人，为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好处是避免诸侯纷争，减少内战，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统一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一把利剑，既可以成为唐太宗这样的英明君王治国安邦、开创盛世的有力工具，也可以成为昏庸暴虐的君王祸国殃民的凶器。毕竟明君少，平庸昏愦者多，所以中央集权与世袭的君主专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不小。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可以有效地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但也使地方官员失去创新的空间和竞争的动力。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由先秦的百家争鸣变为独尊一家。不论秦的尊法还是汉以后的尊儒，都因加强舆论管控而抑制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思想活力。这一点，中央集权的发明者李斯讲得很明白，他给秦始皇的建议中说：(www.xing528.com)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李斯觉得，为了保证政治上中央集权不动摇，必须做到思想一致，舆论一律，不允许任何怀疑批评中央政策法令的民间私学和异端思想存在。“别黑白而定一尊”，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只有一个，这个标准由中央和君王制定，各级官员、百姓只能绝对服从。如果有人敢怀疑、批判这一标准，那就是犯罪，要遭到严厉惩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种情况下，只能有对官方政策和御定经典的阐释，而很难有思想创新。没有思想创新，也就无法推动制度的创新。两千多年陈陈相因，走不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圈子，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既经历了地方权力过大的封建制，也经历了中央权力过大的中央集权制，对二者的利弊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当今的中国人，是否有智慧和勇气来探索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既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又能充分调动地方的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实现中央和地方的恰当分权和相互制衡，以便为每个公民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实现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