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精神为我们造就了农业文明,以农耕代替狩猎,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
随着农业文明的逐渐成熟、稳定,这种生存的形式和手段被目的化,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个根本目的反被遮蔽、淡忘。于是,以人为本变成了以农为本,人为了农而存在。手段和目的被倒置了。作为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变得神圣起来,人反而成了土地的附庸。重土、安土、恋土、故土难离、入土为安演化为一种民族心理。三千多年前,周人的祖先古公亶父对土地的看法还比较明智,当戎狄为夺取周人的土地而欲发动战争时,古公亶父为避免战乱伤害民众而选择迁徙。他说:“土地者所以养人也,不以所以养而害其养也,吾将去之。”古公亶父强调人是目的,土地是养人的手段,不能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于是,他带着民众去岐山下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农业文明在几千年间,由成熟稳定走向停滞僵化。农业的耕作方式一旦定型,变化很小。老牛拉犁、春种秋收、年复一年。二十世纪初和两三千年前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由这种超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
物质文化是以一家一户个体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为基本生活方式,以温饱安宁为目标的田园生活模式。由于土地和气候是相对稳定的,农作物和耕作方式也几千年基本不变,所以物质文化表现出稳定、凝固的特征。
制度文化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几千年来,皇帝是俗世的最高权威。天下的百姓都是帝王的臣仆,没有权利,只有义务;没有自由,只有服从。层层地方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和主人。这种政治体制伴随农业文明产生,夏商周是雏形,秦代完成定型,“百代都行秦政法”,是世界文明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最稳定的政治体制。(www.xing528.com)
观念文化则是因循守旧,排斥变革创新。哲学家讲“天不变,道亦不变”,百姓则“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安守本分、谨守祖制、耕读传家、重农轻商。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改。一切新异的东西都遭到本能的排斥。所以,从商鞅变法后直到辛亥革命,中国两千多年间没有一次成功的政治变革和观念变革。
农业文明的过度成熟和稳定,使人们误把炎帝为求生存而选择的农耕这种形式当成人类生存的唯一形式,似乎不可变更、无可替代。当初创造农业文明时的那个出发点和目的,即人的生存与发展,被这个迷人的创造成果——农业文明遮蔽了,当初用农耕代替狩猎的变革创新精神逐渐被人淡忘了。人们只牢牢抓住农业文明这个形式,这个先人创造和驻足过的“黄鹤楼”,把它偶像化、神圣化,人的生存似乎是为了守护这个形式。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一句发问让人深思:“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
在失去探索创新精神之后,农业文明这个“黄鹤楼”成了我们的唯一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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