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基础

第一种见解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的今文经学，其代表作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种见解由来已久，而且流传很广。近年有的学者重申，康有为正是汲取了今文经学“变”的哲学，糅合了“三统”、“三世”说，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认定他“借用儒家今文学说，制造出一套变法维新的理论”。同时利用今文经学“穷变通久”说，论证政治制度的可变性与改革的合理性，并宣布：“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宣传维新变法，已为人所公许”经（注11）。

第二种见解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进化论学说，今文经学只不过是这种理论的中国式外衣。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进化论大大地开拓了维新派的眼界，使古老的三世说不再是一治一乱的僵化公式，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社会进化历程，以此为核心的群学（社会学）也就成为维新派组织力量、革新社会政治的实施学理。”（注12）在研究戊戌维新史时，适当地肯定维新派利用今文经学发动改革运动的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是为了说明他们的思想必然受到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必然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事实上，今文经学与进化论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范畴，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虽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仍然是去完成对封建蒙昧主义的自我批判，而维新派学习和吸取的西方进化论学说，则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理论规范和思维方式。所以说，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但骨子里是运用进化论向旧事物挑战。(www.xing528.com)

第三种见解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已越过了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河流，而走向“全变”进化论的新岸。中国学术界几乎异口同声地把康有为的进化论称为“庸俗进化论”，因为他主张循序渐进，反对超超躐等。近年有的学者指出，康有为确实受过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但“从其哲学理论和政治实践判断，他主张渐进，但不反对飞跃，他从局部改革入手，最终走向全变的震撼”（注13）。应该承认，在“学问饥荒”的戊戌年间，西方创造的各种理论是“师范”，中国人是学习和接受这些理论的“学生”，维新派既无时间亦无能力分辨进化论的各种流派，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难免出现饥不择食、生吞活剥的弊病，反映出维新理论的苍白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