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戊维新研究百年来最重要的成果有:王栻著《维新运动》、黄彰健著《戊戌变法史研究》、汤志钧著《戊戍变法史》、王树槐著《外人与戊戊变法》、孔样吉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吴廷嘉著《戊戌思潮纵横论》,以及新近出版的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等以戊戌维新为研究主题的学术专著。王栻著《维新运动》是中国最早一部全面论述戊戌维新的论著,肯定戊戌维新是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背景下发生的一场爱国救亡运动。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作者的主要学术观念。吴廷嘉著《戊戌思潮纵横论》着重以维新救亡和向西方寻求真理为标志的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并把它概括为“戊戌思潮”,同西方启蒙思潮以及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看法不同的观点,是戊戌维新研究的新收获。王晓秋、尚小明主编的《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则把戊戌维新放在晚清三次改革高潮中进行考察,同时又把戊戌维新放在中西改革的多角度比较中定位,为戊戌维新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野。
对戊戌维新主要角色康、梁的研究相当热烈,通过对他们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维新思潮是条流动的河。仅康有为传记类作品就出现了梁启超的《南海康先生传》、张伯桢的《南海康先生传》、陆乃翔等《康南海先生传》、吴泽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宋云彬的《康有为》、沈云龙的《康有为评传》、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和《康有为评传》、林克光的《革新派巨人康有为》、董士伟的《康有为评传》、何一民的《维新之梦——康有为传》、朱义禄的《康有为评传》、何金彝的《大儒列传康有为》、齐春晓与曲广华的《晚清巨人康有为》、童强的《康有为传》以及邝柏林的《康有为的哲学思想》、陈慧道的《康有为<大同书>研究》、李剑萍的《康有为教育思想研究》等专著。海外学者小野川秀美、原田正已、齐赫文斯基、萧公权、马悦然、闵斗基、崔成哲、费路、巴斯蒂夫人、坂出样伸、竹内弘行、村田雄二郎均有戊戌变法论著问世。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还专门组织日本学者举行“梁启超研究”共同研究班。戊戌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每人竟有十部以上的传记、研究专著出现,说明他们的丰富思想矿藏值得发掘研究,继承他们的文化遗产需要更多的学者长时段的努力。这些传记不乏深思力学的上乘之作,但应承认其中也有少数雷同之作与急就之章。(www.xing528.com)
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杰士上书汇录》、《日本变政考》进呈本、《列国政要比较表》以及《波兰分灭记》进呈本,都是康有为戊戌年间奏折与呈书的原件。孔样吉参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原始资料,检校异同,认为《戊戌奏稿》“在许多地方有原则性的改篡,不能反映维新派在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加进了“制定宪法,立行立宪”的内容,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由开制度局改为开国会,并竭力掩饰他的尊君思想。孔样吉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弄清了康有为刊布《戊戌奏稿》这一学术公案的原委,以康氏多次向清廷上书为主要线索,深入探讨了戊戌维新的曲折进程。陈凤鸣认为:“《戊戌奏稿》所载这五篇奏稿都不是康有为当时呈递的真折,其中有的可能是当时的草稿,或后来根据当时的提纲、摘记等追记重写的,有的则是后来适应新的形势伪作的。”(注6)此说比较客观公允。故宫博物院这批康有为真奏议的发现,不仅廓清了多年来笼罩在《戊戌奏稿》上面的迷雾,而且有力地肯定了康有为维新“杰士”的历史地位。不妨说,《戊戌奏稿》中收录的许多折子反映的大抵是康有为流亡海外时的政治主张,而《杰士上书汇录》才是真实记录康有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的可靠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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