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纪实·去留肝胆话戊戌

梁启超（1873—1929年），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2月23日）生于新会县南西江入海口半岛上的熊子乡茶坑村。祖父名维清，字镜泉，秀才，为县学教谕。父名宝瑛，字莲涧，科名不得志，教读乡里。

生平和思想　梁启超幼从家庭及城乡多师受学，6岁读毕《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自称“自十七岁颇有术于中外强弱之迹”（《适可斋记言记行·序》）。光绪十四年（1888）起，肄业于广州学海堂（道光四年两广总督阮元所建立），仍为干嘉以来正统派“汉学”及词章之学。光绪十六年中举人。此年秋，他和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同奉南海康有为为师。康有为“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三十自述》）。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梁启超从康有为始习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今文经学、史学、西学乃至佛学，思想为之一变。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启超并参与校勘、分纂。

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举国悲愤。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日和议成，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廷请变法；七月，发起并领导京师的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每日作一篇数百字短论。这是梁启超办报的开始。光绪二十二年，他和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七月一日发刊第一册，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并开始连载著名的《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同年撰《西学书目表》，搜罗、总结20多年前旧译西学著作约300种。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讲学“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讲学对湖南的学风和士气的激励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发展，影响深广，为统治集团顽固派所嫉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梁启超于九月流亡日本，作《去国行》。从此，梁启超居留日本，先后奔走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各地，与康有为建立保皇会（1899—1900年），创办《清议报》（1898.11，旬刊）、《新民丛报》（1902.1月，半月刊）、《新小说》（1902.11，月刊）等期刊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宣传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到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和革命派辩论立宪主张日益激烈。但梁启超同时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集中外历史文化于一身，努力于“新学”即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也起了广泛影响。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遂趋向实际运动，与熊希龄、蒋观云、徐佛苏等进行组党活动。次年九月，成立“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宣统二年（1910），又办《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宣统三年十月，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推翻了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次年（1912）三月，北洋军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氏所窃取。梁启超于九月由日本返国，备受各界欢迎。十一月创办《庸言报》。他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通过袁世凯的统治可以实现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因而热心从事政党活动。先参加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又合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和张謇等为理事。1913年7月，熊希龄为国务总理。9月，梁启超为司法总长。1914年2月，为币制局总裁。次年8月，杨度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运动，暴露了袁世凯阴谋建立袁氏王朝的野心。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与蔡锷等发动护国之役，反对袁氏称帝。反袁运动结束，辑《盾鼻集》。1916年6月，袁世凯羞愤死，黎元洪继为大总统。梁启超又与袁氏旧部干将冯国璋、段祺瑞合作。次年7月，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同月，他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后即参与冯、段讨伐复辟之役。同年11月，由于冯、段内部矛盾，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梁启超亦辞去财政总长。从此，他离开了上层政治活动而致力于著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月下旬，梁启超同蒋方震、丁文江等启程赴欧洲，游历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国20多个名城。到秋冬间，梁启超在巴黎写成《欧游心影录》。次年3月，自欧洲归国，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此后，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课和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学术著作。《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大乘起信论考证》、《梁任公学术讲演集》、《陶渊明》、《朱舜水先生年谱》等相继出版。1925年9月，正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清华时期，写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1927年6月，脱离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文学革命论及其创作实践　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改良运动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革命论。他所谓革命就是改良。

诗界革命。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和夏曾佑、谭嗣同曾试作“新诗”，反映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要求。后来梁启超在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中，登载了改良派及其他作者的许多诗篇，并不断发出了“诗界革命”的呼声。他的“论诗宗旨大略”已见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由日本去夏威夷舟中的《日记》，而充分的论述则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新民丛报》第四号开始连载的《饮冰室诗话》。他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批判“以满纸堆积新名词”的作法，重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但亦不绝对排斥新名词。这是诗界革命论的一个发展，也是近代进步诗歌的一个概括和理想。他认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他所谓新意境，实指包含新思想、新知识的内容。所以他又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新中国未来记·总批》）。后来梁启超于《新小说》中登载《杂歌谣》，形式语言都趋向通俗化，又赞许其与音乐结合，使之能歌唱，似传统乐府诗而有新面貌新精神，发挥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这是诗界革命又一重要内容。

小说界革命。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缘故。他认为文学有“移人”即改变人们思想感情的作用，“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所以他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又具体指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这是小说所以能“支配人道”或“移人”的原因，小说所以成为改良社会的关键的原因。他认为当时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都是从小说来的。所以他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篇论文，对晚清小说理论的探讨、创作的繁荣以及古典小说的研究评价，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界革命。“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同时在上述《日记》提出，也起点于欧西文化思想的输入，这是内容的革新。后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绍介新著”栏介绍严复译英国斯密亚丹《原富》时指出，“欧美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主张对“学理邃赜之书”，应“以洗畅锐达之笔行之”，就是改古文体为通俗文体。《新小说》第七号“附录”栏开始连载《小说丛话》，梁启超所撰的第一条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他回顾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唐代韩、柳之文“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进一步指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一大进化”，就是由于“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又说：“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为儒家、禅宗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有文章，莫不有然。”可见他在20世纪初已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俗文学史的看法，已有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不过当时他又认为“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这是改良派提倡“文界革命”的本色。从理论到实践，他们还不能完成文界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文学创作上，梁启超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他都写过，而以散文为大宗。他“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幼学为文，学晚汉魏晋”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新文体”，对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王韬以来散文社会化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散文可分政论、传记、杂文三大类。政论如《变法通议》、《排外平议》、《新民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等，都是现实政治、社会的产物，或为原则议论，或为具体事论，务于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现实和历史意义，有思想认识价值。他的传记文，长短大小不一，作风亦多变化。有些略似旧史传，如《殉难六烈士传》（《戊戌政变记》），叙事谨严，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有形象性，代表其早期传记文风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作《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即《李鸿章传》和《南海先生传》，自觉地改革中国传统的史传文，而代之以西人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并溯源于《史记》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强调写传记写得像其为人，注重传记的历史性，要求符合历史的实际，写出真实的历史。他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传记，实际都是写一个时期的历史。他还写了大量杂文。这些杂文，内容形式多种多样，篇幅较小，难以分类。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作的《自由书》，成于“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则是读书笔记或随感录之类，是最初一本杂文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清议报》出版100期，他有《‹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其中说：“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这三篇是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篇幅较长，亦属杂文一类。它们都不是通常的政论文，而只是以政论的内容，出之以特殊的形式，指出现象，提出问题，发为感慨，振奋人心。最突出的是《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富有朝气的精神作用，振奋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和日益衰颓的人心；不嫌重叠堆砌，反复强调，多用譬喻，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打破一切格式，运用各种手段，力求表达一事一理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才华横溢，气势奔放，感情充沛，语言丰富，有强烈的鼓动性，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他充分发挥了散文宣传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叠累赘的缺点，过于疏展铺陈，但就形式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是代表散文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www.xing528.com)

梁启超作诗较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今存古近体诗360多首，词60多首。他热心提倡“诗界革命”，但并不以诗人自命，而以余事为诗。《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太平洋遇雨》、《澳亚归舟杂兴》、《自励二首》、《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爱国歌四章》等等，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富有自豪感和积极乐观、献身革命的精神，歌颂新天地、新思想、新文化，突出地歌颂爱国主义，有进步意义和认识意义。作品表现了自己诗论的特点，即旧风格含新意境，亦不排斥新名词。一般热情奔放，直抒胸臆，朴实晓畅，格调妥当，足称一种“新派诗”。他自认“诗半旧”，亦符合实际。

梁启超的小说有《新中国未来记》，是一种未完成的政治小说，共5回，发表于1902年《新小说》一、二、三、七号。《绪言》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即利用旧小说的形式，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他原来设想写出未来60年维新派当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前10年是预备时代，由君主立宪，各省自治，过渡到召开国会，全国统一，建立“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这个理想的“新中国”是由清德宗皇帝让位又被国会选为第一代大总统建立起来的，走的是“折中调和”的一条路，而不是“那破坏一条路”。可见作者企图用形象化的方法，宣传自己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完成的五回小说，以“全国教育会会长”孔子后裔孔弘道老先生演说“中国近六十年代史”开场。前四回主要写“宪政党”创始人黄克强和李去病的论战，黄主立宪，李持革命，而以黄说服李，立宪论战胜革命论而告终。第五回写黄克强制服热心革命的郑伯才，发泄对革命派的不满。正如作者所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其体“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绪言》）。所以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得意处只是政论。但它仍有一定历史意义。第四回写中国苦难现状，黄克强同李去病游历旅顺大连，遇一“少年中国的美少年”陈猛，借陈猛的歌唱，介绍拜伦及其诗篇《渣阿亚》和端志安赞扬拜伦的诗歌，“倒像有几分是为中国说理哩”，“句句都像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接着便写俄国人对大连旅顺的暴虐统治，视为中国被瓜分的缩影。所以作者在总批中指出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等“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便是中国“诗界革命”的方向；写“瓜分之残酷‘实’为国民当头一棒，是煞有关系之文”。

梁启超有翻译小说《佳人奇遇》16回，日本柴四郎著，亦政治小说。《世界末日记》，“法国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载《新小说》第1号，译者列为哲理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载《新小说》第2号，译者列为语怪小说，《十五小豪杰》共18回，梁启超译前9回。

梁启超也写过戏曲，有《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但都没有写完。《劫灰梦》和《侠情记》都只写了头一出，《新罗马》也只写了6出。用传奇形式反映中国现实政治和外国近代历史，是戏曲的推陈出新，在当时也就是戏曲界革命。作者写戏曲比写小说艺术上成功得多，韵散文结合，旧风格含新意境，运用新旧语言词汇自然纯熟。《新罗马传奇》每出后有扪虱谈虎客即作者少年同学韩孔厂的批注，对理解作者创作用心和长处颇有帮助。

梁启超有广泛的学术研究，特别提倡历史研究。他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著《新史学》，即提出“史界革命”口号，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明确目的，探讨理论，缕述方法，总结史学史。后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对史学的实际研究包括古今中外，对许多历史时代和历史部门，特别是对许多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个别的、历史的研究，形式多种多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新思想界之陈涉”，卓越的开风气人物之一。

著作集及其版本　梁启超著作，最初有何擎一辑《饮冰室文集》，止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为编年体，同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局后编《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为分类体，“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份”（《凡例》），断至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同年出版。此后增订的版本主要有：《饮冰室全集》，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梁廷灿编，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此编分为五集：一集，戊戌以前作；二集，居住日本时作；三集，归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作；四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晚近作；五集曰附集，录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1936—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包括已印未印诸作，分为两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附门人笔记若干种，约以时代先后为次。专著中又各自为类，而第其年次（《例言》）。此集虽最后出版，但搜罗未尽，亦非全集。

梁启超全集卷帙浩繁。中华书局于1916年选其重要著作34篇，分为14卷，为《常识文范》。

关于梁启超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术的研究，其本集及其所办《时务报》、《清议报》等杂志，可以钩稽而得其大概。其中可直接供参考者有《三十自序》和《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二十六，都为自我评传文字，简括客观，颇称允当。他逝世后一月，即1929年2月，郑振铎作《梁任公先生》，附有《梁任公先生年表》，载《中国文学研究》第5卷，这是梁氏逝世后研究他的最早著作。

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专著则有以下几种：《梁任先公生年谱》1卷，杨复礼编，1941年新河南日报铅印本；《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编，梁思庄藏有稿本，近年台湾世界书局已印行，38卷，2册，搜罗梁氏许多书札，记述颇详；《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勋撰，不分卷，稿本；《梁启超传》，孟祥才著，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后者是近年研究梁启超篇幅较大的一本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