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中失败者与胜利者：中国近代史纪实

慈禧太后的扑灭维新派，可以说是轻而易举，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维新派志士们除了在政变后被杀的以外，有的流亡到国外，有的退隐到国内各地，有的政治热情已经衰退，悄悄地收起维新派的旗帜，甚至对过去言论的过于“激烈”表示改忏悔了。

严复是维新派最早在政治思想上倒退的一个代表。他在戊戌的前一年（光绪二十三年）看到梁启超在《时务报》上鼓吹民权就不以为然了。他对梁启超说：西方各国实行民主是因为远在古希腊、罗马时已有民主“胚胎”，中国是个没有“民主胚胎”的“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在这一年，他发表了《中俄交谊论》一文，大讲中国应当联合沙皇俄国，实际上是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进行辩护。当时，维新派一般主张联合英、日，固然也是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但是李鸿章的联俄政策已被社会舆论公认为卖国政策，严复竟公然给他帮场，这是明显的政治动摇。而且在这篇谈所谓“中俄交谊”的文章中，还硬插入一段反对民权的言论，说是“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工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这是连君主立宪的可能也否定了。严复在光绪二十一年发表的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辟韩》一文，次年为《时务报》转载后，张之洞看到了大怒，除叫人写文反驳外，还准备对严复进行迫害，经别人劝说才未下手。严复在二十二年写的这段反民权的文字是屈服于压力的表现。严复长期在李鸿章手下任水师学堂总教习，郁郁不得志，屡次想陷事李鸿章，以求夤缘上升。这篇文章又是为了这个目的。到二十四年春天，严复在《国闻报》发表《上皇帝万言书》，在这篇洋洋大文中，虽说要为富国强兵而变法，却根本不谈任何政治改革，更不谈民权主张，完全是为现行的君主统治作长治久安打算。百日维新期间，由于严复是个讲新学的言论家，光绪皇帝也曾召见他。皇帝问他有什么得意文章，他说，无甚得意者，有的只是这篇近作的拟上皇帝书。这时，他已讳言三年前写的《原强》、《辟韩》等生气勃勃的文章了。可见，当康、梁积极展开变法维新运动的时候，严复已经从维新思想后退了。在政变的风潮中，他没有受到较深的株连，但在行动上被监视，他主办的《国闻报》被封闭。这使他写出了“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来”这样悲愤的诗句。不过，此后，他也就洗手敛迹，“安份守己”了。

严复一生同洋务派有密切联系，生活依附于洋务派，所以当洋务派同维新派的分歧逐渐明朗，斗争甫见尖锐时，他就像丢掉一个烫手的烟头一样，丢掉了民主言论。严复在政治上退潮最早，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但整个说来，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禁不起阶级斗争的风浪的。动摇、变节、倒退是它的不易逃脱的命运。

康、梁跑到海外后的活动，将在以后去讲。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渐渐变成了主要是反对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们也倒退到了弃绝民主、膜拜君权的立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维新派的唐才常等还图谋发动武装起义，未遂失败，那是维新运动之火的最后一点余烬。

直到戊戌年，维新派思潮是中国社会中最先进的思潮，但毕竟它只是主要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激动。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它再也不能起先进的作用了。维新派是付出了鲜血的，但付出鲜血的结果，并不是谭嗣同所设想的，维新变法运动能由此高涨而直到胜利，恰恰相反，倒是证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在维新派志士伏尸于菜市口的刑场上的时候，光绪皇帝被幽囚于中南海的瀛台。但光绪皇帝的失败同维新派的失败，二者的性质是不尽相同的。

前面已经说过，光绪皇帝并不真正是维新派的皇帝，他不可能真正实行维新派所主张的资产阶级路线。在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深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超越他的阶级地位而做出维新派所指望他做的“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可能由他来开创一个资本主义的天下。历史不允许他做日本的明治天皇。章太炎曾经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对于百日维新运动斗争作过一个分析。按照他的分析，光绪皇帝所担心的，是太后把他废置。他经过盘算，知道不实行变法，不能取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欢心，也就不能排斥太后的权力。他搞百日维新，是为了保自己的权位。如果那时太后死了，他能够独揽大权，他的那些“新政”也只会败坏下去，不但如此，他还可能反过来武力镇压坚持走资产阶级路线的人。章太炎的这个推断是很有见地的。

光绪皇帝的失败是封建统治集团核心中的权位之争的失败。由于光绪皇帝利用维新派，又在争权斗争中被慈禧太后击败，陷入同维新派类似的境地，这就使人们很容易误认为他同维新派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前文又说过，光绪皇帝所执行的其实是洋务派的路线。那么他的失败是否表示洋务派的失败呢？不是的。事实上，政变以后，百日维新中所提出的带有洋务派性质的新政并未全部取消。

在当时，所谓变法是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的。一种是洋务派的变法，一种是维新派的变法。就前一种含义讲，慈禧、奕忻、奕劻、荣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是这种变法的主持者。荣禄的党羽陈夔龙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即颐和园）还京。”说慈禧太后不恨新法，那是指洋务派的新法。这个分析是不错的。政变后，监察御史王培佐上奏书作了一番“正名”的工作。他说：“今之乱者，窃变法之说，为作乱之谋，实则其人原不足与变法，其志亦不在变法，特借以谋乱而已。臣恭读屡次诏旨，罪其谋乱，并非罪其变法，使第以变法为罪，则彼转得未减矣。……今皇太后皇上于惩乱之余，取近所举行者，熟权得失，而更正之，一秉大公，断非以乱党曾经言及，遂概从蠲除也。”这就是说，政变以后，还是要举起变法的旗帜来，不必一概反对百日维新中的新法。这个御史认为康有为之所以不可饶恕，是他假冒变法之名谋乱。他当然不懂得从阶级关系上来识别康有为的变法，但他主张对百日维新中的新法加以“更正”，也就是使其严格回到洋务派的轨道上来。

洋务派不但不是戊戌政变中的失败者，而且还是胜利者。这点是特别值得说一说的。(www.xing528.com)

有的近代史著作沿袭康、梁著作用过的说法，把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对立看成是维新党与守旧党的对立。这种说法是不足以说明当时的斗争形势的。第一，光绪皇帝并不是维新党的头头，而且被认为帝党的人并不都是维新派。第二，这种两党对立的看法中没有洋务派的地位，而洋务派是当时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要角。洋务派在阶级立场上基本上是同守旧派一致的，但因为也讲变法，所以又似乎可以同维新派站在一起。洋务派插手于百日维新中，也可以说是参加了“帝党”，然而是在“帝党”内部同维新派进行斗争，以后又站在慈禧太后一边参与了扑灭维新派。张之洞就是这样的左右逢源、两面三刀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张之洞插手百日维新，已见前文。军机四卿中的杨锐、刘光第就是他的人。光绪皇帝的许多新政诏书是按洋务派的精神写的，当然也和他们有关。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曾电奏请求把张之洞调到北京。他的电文说：“变法事体重大，必得通识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见，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与军机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陈宝箴与张之洞关系密切，许多事仰承张之洞的意旨。这个建议不可能不经过张之洞同意，或者就是他授意的。张之洞是想利用时机使自己能够进入中央政府，掌握大权。只是北京的政变消息没有立即传到外省，陈宝箴发出这个电奏时已在突发的政变后一天了。

政变发生后，杨锐、刘光第被捕。张之洞曾急电军机大臣王文韶营救杨锐，电文说：“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论议，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但同时，张之洞又电请慈禧太后重惩维新党人。这次政变固然有些洋务派的人受到牵连，如陈宝箴受到革职的处分，杨锐、刘光第且被杀，但这些人的后台张之洞不但稳如泰山而且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

有人认为，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表现是一个看风转舵、依违两可的投机政客。康有为后来也对他作出“巧于观望，但求身安”的评价。如果从张之洞善于应付光绪和慈禧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来看，可以这样说；如果就他同维新派之间的关系来看，则并不是这样。在整个戊戌变法时期，他在思想和舆论上，在政治和组织上，积极反对维新派，毫不依违两可。他实际上是反对维新派的主角之一。人们往往认为，当时维新派的主要对手只是慈禧太后及其左右的守旧大臣，张之侗一伙洋务派同那些守旧大臣不同，还是赞成维新的，只是抱投机态度而已。这也是由于当时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人们容易把张之洞在权力斗争中所采取的投机态度误认为他在政治路线的斗争中采取了投机立场。

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对这次维新运动和这次政变采取什么态度呢？康有为在香港同一个从英国派到中国考察的贝斯福爵士谈过话，贝斯福在所著书中记载了这次谈话，表示他对康有为很尊敬，但又说：“我很遗憾，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维新者办事没有章法，过分急于求成，因而造成了他们的救国事业的失败”。这个看法大致可以代表英国官方态度。英国公使窦纳乐于政变发生二十天后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上说：“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上海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转述北京外交使馆对百日维新的看法是：“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合实际的。光绪皇帝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及时干涉是有稗于时局的。”

帝国主义者所说的“正当的变法”就是既使中国摆脱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而又能保持内部的统治秩序稳定的那种变法，也就是洋务派所要的变法。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的纲领和步骤，尽管实际上是很温和的，既不是明确地反对封建势力，也不敢反对帝国主义，但是毕竟包含着要求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容，并且在客观上有激化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所以在帝国主义者看来，是“过分急于求成”，是“不合实际的”。英国在华官员还做出这样的判断：“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说“太后敌视变法，是无根据的，或过甚其词的”。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政治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只要谁能够维持中国内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他们就支持谁。

当时的《字林西报》还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当我们接到皇帝被废和太后重行听政的消息时，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又是窦纳乐爵士和巴甫洛夫侯爵的北京棋局中的另一个新动作。”这就是说，不久前李鸿章的被黜是英国公使窦纳乐对付俄国的一步棋，而这一次则是俄国的巴甫洛夫作出的一个答复。由于光绪皇帝趋向于接受维新派的“联合英日”的政策，沙皇俄国对于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当然是十分满意的。但是英国其实也不反对这次政变。因为慈禧太后并不是只能做沙皇俄国的工具，同样也能做英国及其他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在戊戌政变以后，英国带头施加压力，使慈禧太后不敢正式废除光绪皇帝，这就是为了使她不完全倒向沙皇俄国一面去。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及其左右的守旧派胜利了，洋务派跟着慈禧一起也胜利了。在中国的这些最反动的势力背后还站着帝国主义者，他们也发出胜利的笑声，满意地感到中国的命运似乎已逃不出他们的掌握。

但是所有这些胜利者，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又都是忧心忡忡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一出从维新到政变的历史剧中还有一个没有出场的角色。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他们在这出历史剧中并没有出场，然而所有的剧中出场者都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形象，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因为看到他们的形象，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心惊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