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权斗争：光绪与慈禧的权力争夺

慈禧太后并不反对洋务派的路线和政策。她历来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大臣。因此，对于光绪皇帝的四月二十三日的那个内容带有洋务派浓厚色彩的《明定国是诏》，她并不觉得有在原则上反对的必要。

既然如此，为什么慈禧太后又处心积虑地反对百日维新呢？

慈禧太后和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有这样的区别：慈禧既依靠洋务派官僚，也依靠极端守旧派的清室贵族和汉族官僚，这两派之间，前文已说过，虽然有政治主张和实际权益上的对立，但在维持封建统治旧秩序立场上，是一致的。慈禧太后按照时势的需要有时偏重于用洋务派，有时偏重于用守旧派，但总的说来，她是“公平”地对待自己营垒中的这两个派别，而使自己的统治权力建立在这两派势力的互相牵制与平衡之上的。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所企图实行的政策不但打破了这两派势力的平衡，偏到了洋务派一边，而且他还想利用维新派和他们所动员的社会力量。他抓起维新的旗帜，企图从慈禧太后手里夺取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这更是慈禧太后和跟着她的守旧派所不能容忍的。

光绪皇帝在形式上亲政以后，实权仍为慈禧太后所掌握。对这种状况，光绪皇帝和他的父亲奕是极为不满的，曾作过多次夺取权力的尝试而未能成功。中日甲午战争中，慈禧和李鸿章等丧权辱国，威信扫地，重新燃起了光绪皇帝争权的欲望。光绪二十四年春天，他对庆亲王奕劻讲：“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并要奕劻把他的意见转告慈禧。慈禧知道以后发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奕劻竭力劝解，慈禧才表示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奕劻向光绪皇帝复命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皇帝就乘此机会搞起了百日维新。他想实行一定程度的变法，依靠张之洞等洋务派，利用维新派，并企图通过他们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摆脱太后这个事实上的太上皇帝，使自己真正行使皇帝的权力。

四月二十三日诏定国是的锣鼓一响，北京的政治形势就十分紧张。二十七日，慈禧采取了三项措施：一、命翁同和“开缺回籍”；二、以荣禄为直隶总督；三、命二品以上大臣到太后前谢恩。二十八日，命崇礼署步兵统领；五月初四、初五，又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并使他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初六，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管理健锐营。此时，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军，均驻扎京、津周围，由荣禄统帅。

慈禧采取了这些部署，就去掉了光绪皇帝最亲信的重臣（翁同和）；由她的亲信荣禄直接统辖北洋三军，在军事上控制着京畿，把北京城的军队指挥权抓到手中；加强了她周围的警卫工作；亲自察看二品以上大臣的动静，使他们感到权力并不属于皇帝，而仍在她的手中。

当时既无洋人兵临城下，又无内乱威胁京师。慈禧太后采取那样严重的军事部署，担心的是什么呢？她是防光绪皇帝利用变法把各省实力派争取到自己身边，并拉拢洋人同他进行斗争；她还防北洋三军，特别是在办洋务中崭露头角的袁世凯的一军倒向光绪皇帝一边；她也多少要防维新派在北京发动群众来威胁自己的地位。

慈禧在完成上述部署以后，直到七月中旬，就没有什么大动作了。她仅向光绪皇帝表示：“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她住在颐和园静观。光绪皇帝隔一二天到颐和园一次，向慈禧请示。对光绪皇帝在此期间所发上谕，慈禧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有的上谕，如设商务局，还经过慈禧批示同意。有的上谕是慈禧用光绪的名义发布的。例如，七月二十二日，接连发了两道上谕：“派裕禄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鸿章、敬信均著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历来有许多著作认为，这两道上谕是光绪皇帝发下的，由此引起了守旧大臣的恐慌，加速了政变的发生。梁启超也认为，光绪皇帝“逐敬信、李鸿章出总署，实有大明黜陟之力”。事实并非这样。李鸿章被调离总理衙门，是慈禧亲自下的命令。当时在卢汉铁路借款合同草约签字以后，英国出面干涉，英国公使窦纳乐到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要索山海关——牛庄等五条铁路的筑路权，以对抗俄、法、比集团控制卢汉铁路。此时，英国调动军舰到大沽口，以示威胁。“太后闻有英师，大惧，即日逐李鸿章出总署，悉许窦纳乐所请，英人始敛兵退。”在总理衙门接受英国的要求后一天，亲俄的李鸿章被逐出。这与维新运动中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关系。

慈禧采取这种静观的态度，以及她仍把持着任免二品以上大员的权力，皇帝还不得不经常向她请示的事实，在有经验的官僚们看来，当然都不是有利于光绪皇帝的迹象。皇帝的新政的雷声虽然很大，但是跟着来的究竟是什么风雨是很可疑的。正因此，皇帝的新政上谕不能从各省督、抚得到积极的响应，他们都装聋作哑，观察形势，等待政局的分晓。刘坤一在颁发《明定国事诏》后一月（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有一段话可以代表这种态度：“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不暇究其所以然。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而其责成各督抚者，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其实他们是在等待慈禧太后的态度明朗化。张之洞就只对经过慈禧批示的办商务局的上谕起劲筹划，复奏条陈意见，对其他上谕则视若无睹。

在变法维新的口号已经空喊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光绪皇帝为了打破困境，在七月中旬大胆地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七月十四日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这些多半是无所事事的衙门，充满着尸位素餐的官员），并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这三省省城内既有总督，又有巡抚）；二是七月十六日下诏把阻挠主事王照上条陈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等交部议处；三就是前面已提到的任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这是七月二十日的事。

这三项措施都未涉及新政内容本身，只是组织性的措施。但正因为是组织性措施，对慈禧和光绪皇帝来说，是同权力有关的大事。慈禧可以容忍光绪皇帝颁发某些新政上谕，而绝不能容许光绪皇帝排斥她的亲信，更不能容许他在朝廷内组成自己的党羽。

梁启超记载说，光绪皇帝处分怀塔布等的上谕发出后，“守旧者初而震恐，继而切齿，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这是说，在七月二十日左右，慈禧太后和他的亲信荣禄等人决定处分这个行动越轨的皇帝——把他废除。梁启超又说，早在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已决定在九月间带着皇帝到天津阅兵，乘机以兵力废之。但这种说法不全可信。何必一定要到天津才能废立呢？不过废立的打算可能早已在酝酿，而在七月二十日左右达到山雨欲来之时了。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见慈禧太后，慈禧明确表示她的态度，对皇帝施加了压力。皇帝从颐和园回宫后，当天就写了一道密谕交给四卿之一的杨锐：“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从这道上谕也可以看出，斗争的焦点仍在争夺用人权这一点上。

光绪皇帝执行的虽然基本上是洋务派的政策，但是有实力的洋务派大臣们对他态度消极，并不承认皇帝是可靠的中心。所以他到了危急时只能向康有为一派人呼救。不过他也知道这些书生赤手空拳，无权无势，是无能为力的。三天后，八月初二日，他又命林旭带出密诏一封，命康有为迅速出京。诏中说：“其爱惜身体，擅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www.xing528.com)

康有为这一些书生倒不是没有采取一些办法来救他们的皇帝，他们的办法是两条：一是借用袁世凯的力量发动推翻慈禧太后的军事政变，二是请求外国帝国主义者出面干涉。

康有为知道维新运动没有武装力量支持是不行的，并且看出京畿的兵力都在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控制下是很危险的。他设想的办法就是把荣禄部下的北洋军队分化出一部分来。在他看来，北洋三军中的袁世凯与聂士成、董福祥不同，是个通洋务、讲变法的军人，而且听说袁世凯对他康有为很表钦佩，认为是可以拉到维新运动方面来的。他请徐致靖和谭嗣同向光绪皇帝推荐重用袁世凯。光绪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令荣禄通知袁世凯到北京见皇帝。这还是在七月二十九日以前的事。袁世凯奉旨入京后，八月初一日见了皇帝，当日上谕宣布，授袁世凯以侍郎官衔。这是想使袁世凯感恩图报，脱离荣禄的控制，效忠于皇帝。

在接到皇帝求救的密诏后，维新派的书生们觉得可以依靠的救星还是袁世凯。为此，谭嗣同实行了一个自以为直截了当的办法。他在八月初三日深夜，到了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谕，要求袁迅速举兵，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的住处颐和园。并说事成以后，立即升袁为直隶总督。谭对袁说：“你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你的生命在我的手里，我的生命也在你的手里。我们至迟要在今晚决定，决定后我立即进宫请皇上办理。”袁世凯十分狡猾，当面并不拒绝谭嗣同的要求，而且激昂慷慨地说：“圣主乃我辈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又说：“如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是，他提出粮、械、子弹准备不足，须等到九月份慈禧和光绪皇帝到天津阅兵时才能执行。谭嗣同再三要求提前，他表示无法做到，欺骗谭嗣同说：“今营中抢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谭嗣同无法，只好同意袁世凯的意见。他以为，这一下已经把袁世凯拉过来了。两天后，八月初五，袁世凯又见了一次皇帝，就回天津去了。

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书生们拉拢袁世凯的办法显然是不聪明的。即使袁世凯可靠，那样的做法只能引起慈禧和荣禄的警惕。

维新派的另一道妙计，求靠外国帝国主义，也是在七月二十九日以前已经想到的了。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皇帝在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认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这个办法同康有为原提开制度局的建议相比，多了一点，就是“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维新派显然是认为，有洋人在懋勤殿坐着，支持新政，包括慈禧在内的一切反对者都会瞠目结舌了。但是这个办法没有来得及实行。维新派还曾向光绪皇帝推荐一向为英国侵略利益在华活动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顾问大臣。当日本的伊藤博文来华活动时，他们又竭力主张光绪皇帝接见伊藤，想以此来震慑慈禧。七月二十九日以后，康有为还请容闳去向美国公使馆求救。康有为又找了李提摩太，由李提摩太同他一起去英国公使馆。接着，他又去拜会刚到北京的伊藤博文，请伊藤向慈禧说情。及至八月初七日，梁启超还去找李提摩太，商量营救光绪的办法。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并不认为有必要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争权斗争中明确表示支持那一方面，维新派的这些活动都没有得到结果。

当维新派仓皇地设法营救他们的皇帝的同时，慈禧和荣禄积极行动起来了。

看到了光绪皇帝是在拉拢袁世凯，荣禄于八月初三日向总理衙门打了个电报，讹称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要求迅速调袁世凯回津布防。同时，荣禄调聂士成的武毅军五千人进驻天津，切断袁世凯的新建军进入北京的通道，又调董福祥的甘军进驻北京。康有为记载这时的情况说：“京师市人皆纷纷传八月京师有大变，米面皆腾贵，并董军纷纷自北门入，居民震恐，乃有纷纷迁避者。”同时，荣禄又支使杨崇伊等言官多次到颐和园请慈禧“训政”。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从北京一回到天津，立即向荣禄告密，全盘交待了谭嗣同夜访的情况。当天荣禄就乘专车赶到北京，同怀塔布、许应、杨崇伊等面见慈禧，会议至夜半方散。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百日维新结束。这天黎明，皇帝还到颐和园去请安，慈禧却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她带人直达皇帝的住处，把一切文件都搜括拿走，又把皇帝召来训斥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皇帝好久才说出一句话：“我无此意。”慈禧又唾他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慈禧当即传旨说皇帝生病不能办事，由她“临朝训政”。

当天，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查抄康有为的住处南海会馆，只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康有为已于前一天离开北京到天津。他由塘沽乘英国轮船“重庆号”到上海，捉拿他的命令已在上海等待他，如果不是英国领事馆帮他脱险而到香港，他大概是免不了殉身在这次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中的。梁启超也于八月初七日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从天津乘日本兵船逃到日本。

被逮捕的人很多，其中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在八月十三日被杀于菜市口。其余不少有牵连的人，或被流戍，或被监禁，或被罢官。

政变发生以后，谭嗣同本来还有机会逃走，但他决定不走，静待逮捕。在他被捕前的几天内，他还同北京的镖客王五筹划，想把光绪皇帝劫救出来。他的一些日本朋友劝他到日本避难，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临刑时他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政变后第五天（八月十一日）慈禧下诏恢复詹事府等衙门；停止“不应奏事人员”上书言事；取消《时务报》；不久又下令恢复考试八股。但对向来实行的洋务“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她并没有全部取消光绪皇帝所举办的“新政”，只是压制了他想当真皇帝的愿望，扑灭了维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