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受皇帝接见和起草诏书，百日维新末日逼近

前面说过，康有为领导的保国会成立后不久就涣散。这固然是因为遭到某些当权派的攻击的原故，但同时还因为这时康有为已经打通了一步登天的途径，不再需要这种群众性的组织了。他的政治活动的着眼点在于争取皇帝赞成他的主张，利用皇帝的权力来推行他的主张，这点，似乎已经开始可以做到了。

由于都察院的一个官员高燮曾推荐，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受到了恭亲王奕忻的阻拦。恭亲王说，按照老例，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能接见。光绪皇帝只好下令要大臣接见康有为问话。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邀到总理衙门，同李鸿章、翁同和、荣禄等几个大臣进行了一次关于变法问题的辩论。康有为向他们申述了他的主张，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决不能一成不变地照行“祖宗成法”，必须酌情改变，实行“新政”。李鸿章、荣禄反对他的主张。只有同光绪皇帝比较亲近的翁同和采取同情态度，他向皇帝报告了谈话情形。这时皇帝已经读到了前一年十一月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据梁启超说，这个上书中所说的一旦亡国，皇帝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甚至可能像明朝末代皇帝那样吊死在煤山上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皇帝。但是光绪皇帝仍然不敢违反老例召见康有为，更不敢破格擢用他，只是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搁，并且要康有为呈送他所著书。

康有为在正月初八向皇帝上了一个《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他的第六次上书。他又把他所撰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政记》送呈皇帝，意思是要皇帝以日本的明治天皇和俄国的彼得大帝为榜样。接着他又上了第七书，其中着重论述彼得大帝是如何敢于向西方学习的。后来康有为在一首诗中说：“忧时七上皇帝书”，指的就是他在直接见到光绪皇帝以前，也就是百日维新以前的这七次上书。

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这可以说是一篇政治宣言，在这里，说到了“变法自强”，并有肯定“西学”的话。五天后，皇帝在颐和园内召见康有为。其所以不在紫禁城内而在郊外行宫内是为了使这次接见带有非正式的性质，以免过于违反“老例”。光绪皇帝虽然表示接受康有为的主张，但只能授康有为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样一个六品衔的小官，不过，同时又给了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这样，总算打开了他和皇帝之间的通路。在康有为受到召见后半个月，梁启超也以举人的身份被皇帝召见，他也只得到了六品卿衔，受命办理译书局事务。

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发过若干属于所谓“行新政”的诏书。在这以后，这一类的诏书又陆续不断地大量发出，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这些诏书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撤除无事可办的衙门，裁减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准许自谋生计。属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有：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属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淘汰冗兵，改变武举考试制度，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培养海军人才。属于文教方面的主要有：开办京师大学堂，并要全国各地设立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到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等等。但诏书的发布并不等于事实上的执行。任免各省督抚的权力，并不操在光绪皇帝手里，而操在慈禧太后的手里。各省督抚对于小皇帝要他们办的和要他们提出意见的新政事项，一概都置之不理，或者作些模棱两可的回答。

光绪皇帝通过他颁布的诏书所要实行的新政究竟是什么性质，将在后面去分析。无论如何，这些诏书总是给人以一种印象：传统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不能照旧不变了。维新派的两个巨头康有为和梁启超相继受到皇帝接见，至少使维新主张不再被认为非法。这在全国的官绅和知识界中不能不引起巨大的震动。议论新政，高谈变法，成为一时的时髦的风气。在光绪皇帝广开言路的号召下，呈送给皇帝的条陈纷至沓来。七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还下了一道上谕说：“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这是说要向西方学习。又说：“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这是说一定要变法行新政。又命令各省各州县官员要切实进行宣讲，务必使“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做到“家喻户晓”。这道诏书是谭嗣同起草的，所以维新派的色彩特别浓厚，但这时已经快到百日维新的末日了。

康有为在颐和园进见皇帝时，光绪皇帝说，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但他无权去之，也势难尽去。康有为替皇帝划的策是：“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耀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康有为后来把他的这种主张概括为：“吾向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旧。”也就是说：不是革旧更新，而是留旧增新。他所希冀的只是靠皇帝之力让维新派逐渐挤进政权里去，在旧的官僚机构身旁设立一些并行的新机构，逐渐地使实际权力落到新机构的手中。这种方针只是极其懦弱而幼稚的梦想，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在百日维新中，从中央到地方全部原有的官僚机构丝毫未动，而且守旧势力的总头子慈禧太后还严然驾凌于皇帝之上，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点哪怕是小小的改革，也只能是空谈，而不能真正做到。

像光绪皇帝不断发上谕一样，康有为也不断地上奏折。据他的学生麦仲华说：“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在上奏折最勤的期间，几乎每天发出一封。这些奏折绝大多数毫无成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渐渐地感到不耐烦了。他向哥哥说：“办此琐事无谓”，“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www.xing528.com)

七月二十日，光绪皇帝下令赏给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算是实行康有为所说的擢用小臣建议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四个人虽然只是以“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的名义进入军机处，但毕竟这是处于靠近皇帝的地位。光绪皇帝把各方有关新政的奏折交他们审阅，并由他们草拟诏书。一时这四个人在官场上被视为颇有点权势的人物。不过时间很短，只有十五天，百日维新结束，他们都掉了脑袋。

对于军机四卿的政治面貌，值得说一说。

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谭嗣同（1865－1898年），湖南浏阳县人，是世家子弟，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他在十九岁时因父亲做官而到兰州，继又入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幕府。以后近十年间游历各地，除西北几个省外，到过直隶、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等省，对于国势民情有了很多见闻。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在上海读到了许多翻译的西书。受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更加发愤提倡新学，主张变法。他虽不是康有为的学生，但非常佩服康有为。他的政治思想在有些方面比康、梁激进一些，例如，他勇于揭露君权的残暴，敢于说：“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不过他自己并不能做叛逆者。他在思想上是个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过渡人物。他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办理新政，担任南学会的学长，因而有点声望。他鄙薄科举，他的父亲花钱给他捐了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光绪皇帝在宣布实行新政后就召他到北京。

四卿中最年轻的林旭（1875－1898年），福建侯官县人，是有名的洋务派官僚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婿，考中过举人，并入赀得内阁中书的官职。他当过坚决反对维新的守旧大臣荣禄的幕僚。但他对康有为很折服，拜康有为为老师，康有为也想利用他同荣禄拉关系。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在京城倡办闽学会，又为成立保国会奔走甚力。入军机后，他所拟文稿比较激进，与谭嗣同同为顽固守旧的官僚所深恶痛绝。

还有杨锐（1857－1898年）和刘光第（1859－1898年）则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密切关系的人，张之洞让湖南巡抚陈宝箴把他们推荐给光绪皇帝。这时张之洞是当权的洋务派领袖人物中最活跃的一个。在康、梁因主张变法维新而声名渐起的时候，张之洞曾拉拢康、梁，想使他们为己所用。前面已经说过，他还插手康、梁在上海办的《时务报》。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已越出洋务派所许可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设法破坏维新派的舆论机关。在上海《时务报》馆中掌管财政、人事权力的汪康年在光绪二十三年底挤走了梁启超，改出《昌言报》。汪康年的后台就是张之洞。《昌言报》在汪康年主持下不再刊载维新派的言论，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容许湖南巡抚陈宝箴实行大体上还是洋务派所容许的新政，但他认为《湘报》的言论越来越难以容忍了。他通知陈宝箴：“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湘报》被迫停止发表议论文章。光绪皇帝在下诏定国是以前，曾经诏令张之洞入京襄助，这是得到慈禧太后同意的。虽然由于官僚集团内部倾轧和其他原因，张之洞没有到北京，仍旧留任湖广总督，但他在百日维新中是插了手的。军机四卿中的杨锐可以说就是他的代表。四川绵竹县人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他在考中举人后任内阁中书。张之洞资助他长驻北京进行活动，通过他随时了解京城的政治情况。甲午战争后，他从忧国救亡的立场出发，先后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保国会，但其实并不是个维新派。他入军机处与林旭在一起工作时，往往认为林草拟的文稿过激，强令易稿三四次，而他自己从未上过一折。四川富顺人刘光第在入军机前任刑部主事，虽然也曾参加保国会，但他标榜自己“无新旧畛域”，采取调和态度，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

由此可见，光绪皇帝所起用的军机四卿，虽然可以说是为辅佐皇帝主持新政而组成的一个工作班子，但这其实是洋务派和维新派联合组成的。其中，站在维新派立场上的是谭嗣同、林旭二人，而张之洞的人也有两个。

所以在百日维新中，维新派好像是上台了，但这种上台其实是一种虚假的现象。远不能说，维新派已经真正参与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