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进化论与政治改良主义的影响

维新派要求变法，要求社会上层建筑发生某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变，所以他们对于封建主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康有为说：“盖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不一变，无刻不变。”“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这些议论是虎虎有生气的。

但是维新派是以庸俗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他们所承认和要求的只是渐进的变化。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维新派最先利用了从外国输入的庸俗进化论。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形式上是讲西汉时期公羊学派的三统三世说和孔子托古改制说，但实际上他是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塞进了公羊学说框子。他用庸俗进化论来解释公羊学说，制造成他的变法理论。

西汉公羊学派三统三世说是适应方兴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所谓“三统”是说，每一个新的朝代的出现，都各自受命于天，自成为一个“统”。由此证明，刘邦虽然出于亭长的卑微地位，但他所建立的朝代是受命于天的一个新的“统”，同上一个朝代没有继承关系而完全有存在的权利。所谓“三世”是说，社会的发展，按先后次序分为“据乱世”、“升乎世”，“太平世”，由乱到治，愈变愈好。公羊家的三统三世说虽然托名于孔子，但其实是同孔子本人的社会历史观对立的。孔子认为，一切典章文物，到周朝已经十全十美了。周代以后，则是每况愈下，所以为治之道，必须向周朝学习，复三代旧制。

公羊学派的学说在东汉以后长期湮没不彰，至晚清时才有人注意到它。在康有为之前，刘逢禄、龚自珍、陈立等人开始以公羊学说为依据议论改革。康有为锐敏地抓住这个学说，把两千年前还在上升期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武器，利用来作为他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上主张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并且又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渗入到他的理论中去。

康有为曾说：“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这段话中所说的族制、部落、国家的演变，以至君主、立宪、共和的各阶段的发展都是根据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在这段话里反复讲的“渐至”观念是同公羊家的说法不合的。按照公羊的学说，后一朝代与前一朝代，即新统与旧统之间截然无关，因而并不能说是什么渐至。斯宾塞《群学肄言》的严复译本中说：“民之可化至于无穷，唯不可期之以骤”，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就特别介绍了斯宾塞的这句话。不承认骤变，而只承认渐变，这正是庸俗进化论的观点。

这种只承认渐进的观点是康有为始终反复强调的。例如他说：“进化有渐进，仁民有渐进，爱物亦有渐进，此皆圣人所无可如何，欲骤进而未能者”，“万无一跃飞越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

庸俗进化论只承认事物的量变，否认量变过程的连续性的中断，否认质的飞跃，否认从旧质到新质必须经过骤变，即突变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在政治上，就是只主张点滴的改良，否定革命；主张同旧势力妥协，否定决裂。康有为强调这个观点，用它来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www.xing528.com)

康有为抬出孔子作变法的祖师，也是由他的改良主义路线决定的。他既然否定革命，否定用暴力推翻现有制度，主张依靠皇帝的意旨，依靠京师士大夫的响应，他就必须打出封建圣人孔子的招牌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的合法性。他认为从公羊学说中能够发现孔子的微言大义，而这正好作为他的变法主张的依据，因此便竭力加以宣扬，以争取皇帝和士大夫的支持。但是他所讲的并不是当时占正统地位的程、朱、陆、王所解释的孔子学说，所以仍然不能不遭到封建主义者的激烈反对。

《新学伪经考》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版，二十年（1894年）给事中余晋珊就参奏其“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光绪皇帝叫李瀚章查办，结果是“饬其自行抽毁”。封建守旧派叶德辉说：“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又说：康有为“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封建主义者认为康有为“尊夷”，“其心则夷”，就是因为他在孔子学说里加进了资产阶级的东西。

康有为和他的门徒们，在一些涉及当时时势的文章（包括康的几次上皇帝书）中，极力描述现存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程度，通过这种描述，他们实际上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控诉。虽然他们的控诉集中在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上面，但也使人们看到了广大人民遭到残酷的压迫，政治上腐败不堪的封建社会末期的景象。

维新派是以批判封建制度和“为民请命”（自称是全体人民的代表）的姿态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人民大众。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丝毫没有触及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的土地制度。对于封建统治势力已经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并成为后者的附庸这一个事实，也丝毫没有触及。因此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控诉与批判是肤浅的，软弱无力的。而且他们并不是自觉地站在封建制度的对立面去进行批判，相反的，他们对于封建制度的无可挽救的灭亡命运是抱着无限悼惜的心情的。他们不是对封建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而是为它唱着绝望的挽歌。

康有为说：“举朝上下，相顾嗟呀，咸识沦亡，不待中智。群居叹息，束手待毙。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壮出门而狼顾。并至言路结舌，疆臣低首。不惟大异于甲申，亦且迥殊于甲午，无有结缨誓骨，慷慨图存者。生机已尽，暮色凄惨，气象如此，可骇可悯，此真自古所无之事。”的确是“自古所无之事”。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经历过好多次的改朝换代，而这时则是封建制度的行将沦亡。康有为虽不懂得这种差别，却是感到这种差别了。封建统治制度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些维新志士的谴责和控诉客观上正是革命的暴风雨的前奏，但是他们在主观上却是想用改良主义的变法来为这个“暮色凄惨”的旧制度注入新的“生机”。

康有为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他把君主立宪解释为“君民合治”。他所谓君，是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他所谓民，则在实际上主要是指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这时自命为全体人民的代表。他说：“君民合治”的好处是“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他所要建立的国家，不过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且在这种联合中还是以地主阶级为主体。

康有为并不是不知道西方有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康有为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翁，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革变频仍，迄无安息，旋入洄渊，不知所极。”他把革命描写得如此悲惨恐怖，是由于他从心底害怕革命。他幼年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下层农民起来造反有多么大的威力。他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变法，就是因为要避免革命。他不敢设想通过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实现资产阶级的专政。所以只能希望和要求封建统治阶级自动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以共同建立对劳动人民的专政。

所有的维新派人物，包括最激进的谭嗣同和具有西方知识最多的严复在内，在政治上都停止在君主立宪上，不敢再前进一步。谭嗣同痛骂君主的残暴，却得出“易君”（换一个皇帝）的结论。严复承认君主是可以废除的，但认为这是遥远将来的事。他们都离不开皇帝，因为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还离不开封建地主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