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纪实：维新派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传承

毛泽东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康有为、严复都属于戊戌维新时代的人物。

严复（1853－1921年），福建侯宫县人。他在十四岁时考入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同治九年（1870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了几年，光绪三年（1877年）二十五岁时，被派到英国留学。二年后回国任船政学堂教习。光绪六年（1880年）调任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这个职务他连续担任了二十年。严复在英国时已读过欧洲著名资产阶级学者亚当·斯密、边沁、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他的西方知识比维新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多得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天津主办《直报》，两年后又主办《国闻报》，发表过几篇主张变法的有名的论文。他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正式出版，但译稿至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已完成。梁启超曾读过译稿，并且把它的内容介绍给康有为。《天演论》的译本在出版前已成为维新派的主要思想养料之一。以后严复又翻译过多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的书，但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天演论》的影响最广。

严复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他又竭力鼓吹“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他认为要使中国像“西洋”一样地富强起来，必须“用西洋之术”。康有为、严复和其他维新志士都明确地主张，要找到救国的途径，必须向西方学习。他们所说的“西学”，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

维新派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做衡量的标准，使他们痛感到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和腐朽。他们以“西学”为武器，向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挑战，向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观念挑战。他们强烈地反对八股文的科举考试制度。他们提倡“兴女学”，鼓吹废除女子缠足这样的恶习。他们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些对于封建主义“离经叛道”的主张，是因为他们学了西方资产阶级之学的缘故。

严复到过欧洲，看到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贫富对立的现象，所以他在文章中写道：“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际，殆无往而不用其机。加以电邮、气舟、铁辙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归之一二人掌握而有余。此虽有益于民生之交通，而亦大有利于奸雄之垄断。垄断即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他还指出，西方国家贫富悬殊的现象比中国更利害，因此在这些国家中也存在着“大乱”的危机。但是严复所学的西学，不能帮助他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西方国家中为什么会有贫富的差别，为什么社会财富为少数人垄断，他作不出正确的解释（他把垄断的产生说成好像是由于有了铁路、轮船等缘故）。他模糊地看到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封建的奴役制度有所不同，但贫富悬殊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所以，他说：“尚幸其国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盛，尚无役使作横之风，而贫富之差，则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已经兴起，对于这些，代表中国初起的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是完全不能了解的。像严复上述的言论，算是看到了一点资本主义的病态，在维新派中是个别的例外。他们一律地都是以幼稚的学生的态度唱着“西学”的赞美诗，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包括其社会政治制度说成是至善尽美。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封建的中国说做“不新之国”，而赞扬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为“求新之国。”他说：“求新之国，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莹，其气则华郁缤纷，其屋室城池郭邑宫府委巷街衢园囿台沼椽采，皆瑰玮丽飞，朱华高骧，平夷洞达，光焰玮烂。徘徊其乡，则心旷神怡，乐以忘返矣，遑问其国之治否之何若矣。”他在同一年的另一篇文章又说，两千年来的中国，是“千疮百孔，代甚一代”，而“欧洲各国，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议。其大国得是道也，乃纵横汪洋于大地之中而莫之制，其小国得是道也，亦足以自立而不见吞噬于他族”。梁启超的这种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札赞在维新派中是有代表性的。谭嗣同也说：“西人之治之盛，几轶三代而上之”。他们用封建的传统语言颂扬资本主义。在这种语言中，所谓“三代之治”是至高无上的理想政治。

严复说：“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这也是把西方资产阶级所实行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看成是至善尽美的政治。(www.xing528.com)

康有为写过一本《大同书》，论述他的理想社会。这本书的内容极其庞杂，充满了各种互相矛盾的观念。详细地分析这本书不属于我们这里的任务。这里要说的是虽然他在描述他的大同理想时有些语言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但是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他所憧憬的理想具买是个资产阶级王国。他说，他的大同世界是“无有阶级”、“人人平等”的，但他所谓“阶级”其实是指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他所谓平等，仅仅是“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意义上的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平等概念。他所说的大同之世，是有国家、有政府的，所实行的乃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度。他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极度地美化和理想化。他说：“凡扫尽阶级而人类平等者，人必智而乐，国必盛而治，如美国是也”。原来资本主义的美国就是他的“大同社会”的标本。

康有为写成《大同书》后，终其生没有全文发表。他的学生张伯桢说：“书成，既而思大同之治，非今日所能骤行，骤行之恐适以酿乱，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要皇帝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他所想实行的只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他把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编织进他的“大同世界”的浪漫主义的幻想，那是他所不敢设想能够付诸实践的。

维新派又把资本主义的国与国的关系极端地美化和理想化。这从他们对国际公法的赞扬中可以看到。谭嗣同说：“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他们完全不懂得，民族压迫和民族侵略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引起的现象，却以为西方资产阶级所制定的国际公法就能够保证每一个国家的独立。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会遭到西方国家的侵略呢？谭嗣同的解释是：“惜中国自己求亡，为外洋所不齿，曾不足列于公法，非法不足恃也。”维新派用这种说法来论证必须赶紧实行“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他们其实是散布了这样一种幻想，以为中国不需要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认真地进行斗争，只要向西方学习，同西方国家一样实行资本主义，就可以依靠“仁至义尽”的国际公法而得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谭嗣同的说法是：“凡利必兴，凡害必除，如此十年，少可自立，不须保护，人自不敢轻视矣。每逢换约之年，渐改订约章中之大有损者，援万国公法，止许海口及边口通商，不得阑入腹地。……但使一国能改约，余皆可议改。如此又十年，始可由富而强，始可名之曰国。”

所以维新派既在国内政治上采取改良主义的立场，也在如何摆脱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抱着改良主义的幻想。这种幻想使他们甚至于提出一套完全是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辩护的说法。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作的《南学会序》中说，现在西方国家要来分裂中国实在容易得很，它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瓜分中国会造成“沦胥糜烂”的局面，对它们的商务不利。“而无如中国终不自振，终不自保，则其所谓沦胥糜烂者，终不能免，而彼之商务，无论迟速，而必有受牵之一日。故熟思审处，万无得已，而势殆必出于瓜分云尔。然则吾苟确然示之以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则其谋可立戢，而其祸可立弭，昭昭然矣。此所以中东之役以后，而泰西诸国犹徘徊莫肯先动，以待我中国之有此一日。及至三年，一无所闻，而德人之事乃复见也。”按照这种说法，帝国主义并不愿意瓜分中国，倒是希望中国自己振作起来、富强起来的，而且是在耐心地等待的。只要中国自己振作起来，也就是按照这些维新志士们所说的实行变法维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机就自行消弭了。

这种议论无异于说，帝国主义列强是善意地希望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是根本违反历史事实的论断。抱着这种幻想，当然不能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口号。他们的所谓“自振”显然不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认真作斗争。

不但如此，维新派甚至幻想中国可以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来实现变法主张而达到富强的目的。光绪二十四年初，日本参谋部派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三人到中国，游说和拉拢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这三个日本人曾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络，又在汉口同维新派的谭嗣同谈过话。谭嗣同的朋友唐才常在《湘报》上发表《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中说，这三个日本人向谭嗣同表示极为赞赏湖南的新学运动，而且表示日本愿同中国结成盟好，并说：“如联盟计成，吾当为介于英，而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唐才常在文章中高兴地说：“今日人既愿联盟我，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性命死生相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快如之。”这种联合日本和英国的想法是维新派中许多人的共同主张。当时帝国主义各国在东方大致上是俄、德、法为一方，日、英、美为一方，互相抗衡。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在李鸿章主持下主要是投靠俄国，而维新派也就把幻想寄托到后一方面去了。

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三年的《上皇帝第五书》中列举他的变法纲领，其中有一条就是：“大借洋款，以举庶政”。谭嗣同在光绪二十一年的《报贝元征》书中甚至提出这样荒谬的设想，说是“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不如拿来“分卖”给英、俄二国，他以为这笔卖地得款，除了偿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以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可见这些维新派人士在当时如果真能取得政权，大行其志，也很难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道路。他们是解决不了使中国独立在梁氏生前及身后，自强的问题的。他们要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也只能是个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