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揭示维新派与洋务派的角力

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在实际上宣告洋务派破产，而在政治上、思想上驳倒洋务派则是维新派的功绩。维新派相当全面地批判了洋务派的主张，从批判中阐明了自己的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

在这场论战中，维新派主动发起进攻，生气勃勃，发表了大批具有鲜明的观点、论辩性极强的文章。在洋务派方面，论战的主角是张之洞。除了以他的名义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发表的《劝学篇》外，他的一些幕僚和追随者也发表了大量攻击维新派的文章。顽固的守旧派当然坚决反对维新，他们也参加论战，成了洋务派的同盟军，但并不能使洋务派增添多少力量。

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中心问题是一个，就是要不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行君主立宪，以代替向来的地主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君主专制制度。

洋务派也用过“变法”的口号。维新派从事实出发批判洋务派的变法，使自己的主张同洋务派区别开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上皇帝第四书》中就说：“近者设立海军、使馆、招商局、同文馆、制造局、水师堂、洋操、船厂，而根本不净，百事皆非。故有海军而不知驾驶，有使馆而未储使才，有水师堂、洋操而兵无精卒，有制造局、船厂而器无新制，有总署而不通外国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外国驰驱。若其徇私丛弊，更不必论。故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借口，以明更张无益而已”。他把洋务派的变法称作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把洋务派的变法称为“小变”。“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同年，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他又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他指斥洋务派的变法仅仅是“变事”，认为“变一事者，微特偏端不举，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他认为洋务派的变法只能叫做“弥补”，而弥补并不是真正的变法。他声称自己所主张的变法是“扫除更张，再立堂构”。因此是根本的变，不是枝节的变；是“大变”，不是“小变”。

洋务派不能否认他们自己的一套已经宣告失败的事实，只能进行狡辩。张之洞称维新派为“苛求之谈士，”把他们的批判斥为“局外游谈”，他不承认洋务运动本身有弱点，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这种辩解是很无力的。

维新派主张从“根本”上进行变法，那么究竟什么是“根本”呢？通过论战，维新派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议》中的一节）。他也同他的老师一样指斥洋务派是“补直罅漏，弥缝蚁穴，飘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他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乏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差不多同时，谭嗣同也与人辩论说：轮船、电线、火车、枪炮、水雷以及织布、炼铁机器，都不过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他讥笑洋务派对于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可见，在他们看来，变法的本原或根本，就是要改变“官制”，要学西方的“法度政令”。

光绪二十四年初，康有为在答复总理衙门大臣宜如何变法的询问时，声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同一个时候，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说：“故制度启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同梁启超讲的是一个意思。他们要求改变官制就是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洋务派的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什么是“中学力体”呢？张之洞解释说：“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也。”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四维指礼、义、廉、耻。这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指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封建守旧派连“西学为用”也不赞成，但“中学为体”却是洋务派和守旧派一致同意的。维新派的言论家们虽然并不能真正同封建思想彻底决裂，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企图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输入中国，这就动摇了“中学为体”这个原则。在他们和一切封建主义者之间也就不能不形成尖锐的对立。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严复就在《辟韩》一文中批判了君臣之伦，他以为，工人、农民、商人为便于从事自己的本业，才共同推举了一个君主来保卫他们的生命财产。“故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严复不能从阶级观点出发说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他用这种说法否定了君臣之伦是“天道”，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驳斥把君臣关系看成主奴关系的封建主义传统思想。这篇文章于光绪二十三年在《时务报》上转载后，为反对“中学为体”的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谭嗣同在《仁学》中对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不仅同严复一样，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君末也，民本也”，而且提出了“君为独夫民贼”的看法。他否定封建主义的父子关系、夫妇关系。他指出：“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仁学》虽在他死后才刊行，但这类思想是维新派批判封建主义的武器，并已开始在社会上传宣，当无疑问。

为了反驳维新派对三纲五常的批判，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若并因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他认为变法决不能抛弃三纲五常的封建之道，大骂维新派“忘亲”、“忘圣”、“有菲薄名教之心”、“欲尽弃吾教以从之”、“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www.xing528.com)

《时务报》转载《辟韩》一文后，张之洞支使屠仁守写了一篇《辩辟韩书》在《时务报》上发表，文中说：“夫君臣之义，与天无极，其实尊卑上下云尔，自有伦纪以来，无所谓不得已之说也”，从而骂《辟韩》是“蔑古拂今，干纪狂诞之说”。一些封建守旧派也跟着大骂。

例如有人说：必须遵守“君为臣纲”的原则，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否则，“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变为资贼渊薮矣”。又必须遵守“父为子纲”的原则，否则，“父殴子坐狱三月，子殴父坐狱三月，轻重罕别，伦理灭绝，不十年而四万万之种夷于禽兽矣”。

这些人维护三纲五常的理由只是：从古如此，今后也必须如此。实际上除了谩骂以外，什么道理也说不出来。

对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反驳，维新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之说加以痛斥：“由于深中陋儒之毒，桎梏于纲常名教之虚文，谬创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说，以为上可虐下，下不得违上，而臣子之含冤负屈，草菅于暴君顽父之前者踵相接，以是毁家亡国者，不可胜数也。而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君得自主，臣亦得自主，父得自主，子亦得自主，夫得自主，妇亦得自主，非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妇卑，可以夺人天赋自由之权也”。

维新派高唱自由、平等、民权、立宪、议院这一套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东西，在当时是对于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的猛烈的冲击。洋务派和其他一切封建主义者对此感到非常惊惶。

张之洞说：“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一些封建守旧派也跟着喊叫说：“人人平等，权权平等，是无尊卑亲疏也。……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治之下者，大权不可旁落，况下移于民乎？所宜通者，唯上下之情耳”。“悍然忘君臣父子之义，于是乎优先起于萧墙，……而隶卒优倡俨然临于簪缨巾卷之上。”封建统治秩序已经十分腐朽，禁受不住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政治的冲击。这些封建主义者在这种冲击下无限恐惧地预感到颠覆传统的统治秩序的局面将要出现。

封建主义者认为，“大权下移于民”是万万不能做的，可行的只是“通上下之情”，这所谓“下”其实只是指地方士绅。维新派也常鼓吹要“通上下之情”，不过他们所说的“下”，包括新起的资产阶级在内，比封建主义者所指的“下”范围广一些。至于封建主义者害怕提倡民权会引起“下民”造反，“一切倒行逆施”。我们不久以后就会看到，维新派在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时用的是同样的话。但在这时，维新派还以为宣扬“民权”，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而且可以起消泯被压迫人民造反的作用。

维新派探讨救亡之道，还得出一个结论说，只要“开民智”，国家就不会亡；即使亡了，也没有关系，还可以恢复。所以，他们认为，要保国，必须先保教、保种。他们说的教就是孔教。他们仍然打着封建主义的传统的孔子之道作招牌，这是他们并没有彻底的反封建立场的表现。至于他们所谓保种，其含意甚为模糊。按照他们的说法，要保种就必须开民智。立学会、办学校，就是为了开民智，而达到保种、保教的目的。为表达这种观点，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甚至这样说：“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从这种似乎很奇怪的说法，可以看出，这些自命为懂得新学的知识分子，如何狂妄自负地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主体，开民智要靠他们，国家的命运，以至人类的命运也要由他们决定。

这些维新派人物一方面说亡国也没有关系，一方面又提出保国的口号。他们自己解释不清楚这种矛盾的观念。实际上，他们是在模糊地表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存亡已不值得留恋，而应当代之以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过他们不能自觉他说出这样的思想，更不可能通过实践来实现这个思想。

正因此，维新派的保国会成立以后，御史文悌上书弹劾说：保国会的宗旨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中痛心疾首地攻击维新派的观点说：“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为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在他看来，种属于国，教属于国，必须把保国放在第一位。他所说的国即现有之国，也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清朝政权。形式上，两派间争论问题好像是保国和保种、保教何者为先，从实质看，两派的分歧在于要保的是不同阶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