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领导者

在80年代后期，虽然已开始出现了一些以资产阶级观点提出“变法”主张的人，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意见，但他们人数很少，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很弱，对社会影响很小。而且他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一般是依附于封建主义的洋务派的。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主张迅速发展为一个有强大声势的政治运动，这就是康有为所领导的维新运动。维新派用各种方式制造舆论，组织社会政治团体，并且初步形成政党式的组织。康有为和他的门徒、朋友们直接向皇帝提出变法主张，企图通过皇帝的力量来实行他们的纲领。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下旬到八月初的一百天中，维新派似乎达到了成功的顶峰。他们在皇帝的支持下参与了政权，但是立即在一次宫廷政变中遭到惨败。

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以前多次向皇帝的上书，当时都刊印流行，事实上也成了他向公众的宣言。他以外患的危急，瓜分的危机作为立论的根据和要求变法的出发点。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他所作的《强学会叙》中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他在北京的保国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他奋起救亡号召会众：“故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道路相传，亡国的大祸使人忧心如焚。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维新派是敌视农民革命的。占全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力军，但是，这时农民革命的新的风暴还在酝酿中，没有爆发起来，也没有任何一个比维新派更进步的社会力量能够领导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爱国救亡运动。因此，资产阶级维新派就以全体人民的代表自居，而且在一个短时期内，它也成了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使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衰败不振的封建主义统治的，人民群众的唯一的代言人，虽然是不很称职的代言人。

维新运动是在中华民族与以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大众试图解决这个矛盾斗争的反映。这次运动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次走上政治舞台为特征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奏。

在这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中，站在前列的是上层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较多的一部分。因此，康有为这样一个半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的人物才能够成为这个政治运动的领袖。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县人，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康家最显赫的人物是他的叔祖父康国器，此人在左宗棠部下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同治十年（1871年）官至护理广西巡抚。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是康国器军中的幕僚，曾在江西任知县。他的祖父、伯祖父和二叔也都曾在本省或外省参加过武装镇压农民起义。

康有为青年时期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他的祖父康赞修讲程、朱之学，是他最早的教师。他从十九岁起到广州有名的理学大师朱次琦那里学了三年。朱次琦的理学是以程、朱之学为主，而又兼陆、王之学的。这一派理学家标榜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反对干、嘉以来的所谓“汉学”。康有为受到这种影响，鄙弃汉学家在故书堆里进行繁琐考据的风气，企图独立地思考问题。康有为后来反对宋、明的理学，以为宋、明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而他是自命为有“救世”的大志。康有为一生主张“尊孔”。在他领导变法维新运动的时候，他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掺入到他所宣扬的“孔教”中间，在这以后，他成了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顽固的尊孔派。他的变法维新主张以不破坏君权为限度，就这点说，他从来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樊篱。

康有为在光绪五年（1879年），二十二岁时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在西樵山白云洞读书。翰林院编修张鼎华游西樵山，遇见了康有为，同他交朋友。张鼎华向他谈论当时京城内外的情形和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时事。受张鼎华的影响，他读了不少“经世致用”之书，即前代留下来的《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等。就在这一年，他到了一次香港。他自己说，此行使他“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三年后，他入京投考，经过香港和上海，不但更多地见识了世面，还收集了不少当时出版的外国书的译本，包括讲述世界大势和工艺技术等等方面的书籍。由此而得到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虽然很粗浅，但这些是构成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成分。

康有为的思想是封建社会急剧崩溃和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现实反映，是和封建阶级还保持着难解难分关系的初兴的资产阶级，面对这种现象寻求出路的表现，但康有为却把自己思想的形成描写得非常神秘。他说，他曾“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又说，他初到西樵山时，“专讲道佛之书，……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虽然他说，不久后，“遂断此学，”但对于这种“内心经验”，是颇为沾沾自喜的。(www.xing528.com)

在这种玄虚的话中，康有为不过是狂妄地把自己想象为“超人”，同天上、入间的诸“魔”战斗，结果取得了胜利，证明了自己“神明超胜”。他把自己和世间的凡人相比，把后者看成不过是一群蠢猪。他说，后来又“专意养心”，这就使他“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他还说，在二十七岁时，也就是中法战争的那一年，“秋冬独居一楼，万缘澄绝，俯读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其来现世，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一切剥削阶级总是不承认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的力量，而认为自己比群众无限地高明，群众要依靠他们方能得救。他们看不到“民生艰难”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而认为主要是由于“民智不开”，需要他们来启迪引导。康有为以“救众生”思想激励自己，但也正表露了这种剥削阶级的意识。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十年间，康有为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一面讲学，一面建立他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法战争的失败使他强烈地感受到民族的危机。他和他的学生们密切地关注时局的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他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此书后来改名为《大同书》。在这个著作里，康有为用他所学到的“西学”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知识进行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并且指出了一个“大同世界”的远景。在经过多次补订后，这本书很久才发表。为了使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同传统的儒家思想联结起来，康有为在光绪十五年，受廖平《今古学》一书的影响，开始形成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光绪十七年（1891年），写成《新学伪经考》，并立即刊行。光绪十八年，在他的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的协助下，编撰《孔子改制考》，这本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行。前一本书，在卫护孔子的名义下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本书把孔子打扮成好像是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平等观念的倡导者。这两本书虽没有直接议论当前的政治问题，但都在知识界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为康有为及其门徒发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而被正统的封建主义者斥为异端邪说。

在中法战争后三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又一次到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九月，他上皇帝的奏书，因为当政的大臣感到文字“过火”，被截留了，这是康有为参加实际政治活动的第一步。这次上书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当时“外夷交迫”、“兵弱财穷”的危急状况，认为当此“非常之变局”，不能再保持“祖宗”留下的“旧法”，必须改行“新法”。他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虽没有作较具体的阐述，但已孕育着后来提出的一系列具体主张。他考试既失败，上书又不达，只好废然回乡。

到了中日甲午之战时，他第三次到北京，组织了“公车上书”，他所起草的准备由一千多个应考举人联名上奏的呈文，被称为康有为的上皇帝的第二书，也没有能到达皇帝面前。

康有为从他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出发，抱着狂热的政治雄心。为了实现这个雄心，他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争取皇帝的赞同和官僚集团中的同情，使自己成为大官，从而实际参与政权。在朝廷已经批准马关和约，原来参与联名上书的举人们惟恐惹乱子而妨害自己的功名，纷纷散去的时候，康有为则不顾风险，坚持达到他的目的。于是他把本来准备联名上奏的呈文修改了一下，再以个人名义呈送皇帝，这是他上皇帝的第三书。

第三次上书到达了光绪皇帝手中，而且皇帝看了很受感动，下令把它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这使康有为大为振奋。但发交各省督抚，其实是等于烟消云散。于是康有为接着又作第四次上书。这时他已考中进士，而且有了官职，但只是个小小的工部主事。工部主事无权直接上奏皇帝，必须经由工部堂官转递。工部堂官拒绝为他转递。

光绪皇帝读到的第三书完全是发挥变法的主张。康有为指出局势十分危急：“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证，祸在旦夕，而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因此必须“大讲变法”，实行新政。“若非大讲变法，是坐待自毙也。”他所要求的“新政”，有一部分是洋务派所讲惯了的，如铁路、轮船、开矿、练兵等，但他认为这些还不是根本，他把他的根本主张概括为三点：“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这是说，现在皇帝左右，多半是庸碌无用的人，所以必须破格任用真正的人才，并且广开言路，使下情能够上达，使皇帝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在皇帝没有能读到的第四书中，他更具体他说明了他的这些主张。但说来说去，他的变法主张，归根结蒂要靠皇帝一个人下决心。他的第三书中说：“凡上所陈，其行之者仍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第四书中说：“夫中国人主之权，雷霆万钧，惟所转移，无不披靡。”他认为，只要皇帝“引咎罪己”，然后对大小官员，严行赏罚，再擢用新进人才，并且下诏“求言”，那么立刻“天下雷动，想望太平，外国变色，敛手受约矣”。于是就可以放手实行种种新政，从改革官制直到开矿修路，振兴工农商业，“十年”就可以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大国了。

从他的四次上书的内容来看，他的基本方向在于争取皇帝从上而下地实现他的政治主张。这是传统的“圣君贤相”主义。他要光绪皇帝做圣君，他自己就是贤相。他想使皇帝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向进行政治改革，他攻击现存的官僚体制，想用新的人才来挤掉旧的官僚，这使守旧的官僚们大起反感。康有为既未能实现其“一步登天”的想望，又不愿在京城里做侍奉上司的小官，于是在这年六月，即在第四书受梗不能上达后，他在北京转入组织强学会的工作。不久离开北京，他和他的门徒们在各地进行制造舆论和组织团体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