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纪实：民族资产阶级上下层

在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中，投资创办工业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主要是下列三种人。

1.地主、官僚、封建大商人。在封建社会中，社会财富大部分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当他们投资于近代工业时，他们就从封建剥削者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者。但是许多大地主和中小地主，由于仍旧可以靠封建的土地剥削增值他们的财富，对投资近代工业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的多余资金主要是用来经营商业、放高利贷，或者宁可窖藏起来。只有极少数人尝试对新办的近代企业搭一点股。封建大商人，主要是由封建国家政权给予特权，垄断鸦片、盐、茶等大宗商品贸易的官商。经营高利贷的票号、银号、钱庄、典当等也大都同封建官僚机构有密切关系。这些封建大商人中，虽有个别的人投资于创办新式工业，但是总的说来，他们还是宁愿保持他们的旧业。封建官僚都是地主和大地主，除了土地剥削外，又由做官时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轻易地积累了巨量财富。他们中一些人在不放弃封建土地剥削的同时，把一部分资金用来经营新式企业。他们纵然已经卸了官职，但因为与官场有密切关系，在社会上有特权身份，他们具有办企业的有利条件。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办情况表明，大地主兼官僚是这些企业的主要投资人。

2.买办、买办商人。狭义的买办，专指外国人办的洋行和银行所雇佣的经纪人。有一种商人，形式上独立，但专门为洋行收购土货或推销洋货，他们是与封建商人不同的买办商人。附带说一下，随着民族工业的兴起，当然也就有与民族工业相联系的商人，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民族工业还很薄弱，这种商业资本家也就还很不发达（这里还应指出，封建商人、买办商人、民族资产阶级的商人这三种商人，实际上往往互相结合，而不能严格区别开来）。不少买办和买办商人成为暴发户，他们也是近代工业的主要投资人。

以上1.2.这两类人的财富，前一类人是通过封建性的剥削，后一类人是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积累起来的。这两类人又往往有密切的联系。不但封建商人和买办商人不能严格分开，而且许多买办、买办商人发了财后，也购置土地，成为地主；他们又往往购买官衔或受官僚机构聘任而跻身于官绅之列。

3.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中的手工业作坊，是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内部成长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代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手工业作坊大量破产。但是，正像封建势力的压迫不能完全扼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也不能完全摧毁手工业作坊。仍在挣扎求存的手工业作坊中，有一些利用时机，逐渐转入机器生产，向着近代工业转化。中小商人是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活动在城镇乡村的坐商、贩运商、包买商，他们本来属于封建商人的范畴。有一部分中小商人的资金这时也有逐渐转向工业资本的趋势，虽然为数还很少。

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表明，它的内部结构，有上层和中下层的区别。上层资本多，力量大，中下层资本少，力量弱。一般说来，从大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转化而来的资本家，构成民族资本的上层；从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等转化来的资本家，构成民族资本的中下层。前者是在十九世纪末叶活跃在民族经济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主要力量，后者只能处于前者的附庸和助手地位，远未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独立的发言权。上一节讲到的十个纺纱厂，可以代表上层民族资本，而二十二个机器工厂，则可以代表中下层民族资本。十个纺纱厂的创办人，能查出的有九人，七人是现任官僚或退职官僚（其中有三人是直接以当朝宰相、头号大官僚李鸿章和以曾国藩的女婿、大地主兼官僚聂缉椝作后台老板的），一人是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一人是所谓上海“商绅”。显然这些人同帝国主义的“洋场”和封建主义的“官场”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的政治地位较高，经济势力相对说来也比较雄厚，各厂的创办资本都在二十万元以上。二十二个机器工厂的创办人中，能查明身份的有二十一人，其中除了买办一人外，有小商人三人，手工业作坊主四人，手工业作坊职员一人，工头三人，工厂领班八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低。他们的经济力量也很薄弱，二十二家资本总计才不过五万多元。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上海设立的民族机器工厂中，有十家是从手工业作坊发展而来的。发昌机器厂创设最早，它设立于同治五年（1866年），同治八年开始使用车床生产，由锻铁的手工业作坊发展为近代的机器工厂，到八十年代成为能制造轮船和其他车床的上海最大的一家民族机器工厂。这是手工业作坊主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一个典型。在西欧各国，曾经有两个世纪以上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不少工业资本家是由手工业作坊主经过几代的资金积累和生产扩大而变成的。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手工业作坊主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中小资本不但无力抵抗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且投资于近代工业的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买办凭着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上优势地位，也排斥中小资本。这都使得由工场手工业转化为近代工业的路途上充满着险阻。正因此，由大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转化而成的资本家就能够居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主要地位。这些情形都表明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摧残的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

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时候，一方面破坏了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刺激和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严重地阻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字林西报》（英帝国主义者的喉舌，1864年创办的英文报纸。）发表的一个署名“白人”的文章中说：“今若以我英向来制造之物，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是自作孽也。”这个“白人”是说出了英国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寡头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态度。

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它们在中国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把它们廉价的商品向中国倾销，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工业品市场。以棉纱市场为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的纱厂虽有了初步的发展，可是棉纱市场却几乎全部被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日两国所瓜分和垄断。据统计，1899－1900年，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棉纱输出总量中有88.8%输入中国，1903年日本棉纱输出总量中的90.9%倾销到中国。在华东、华南、东北的市场上，民族纱厂出产的棉纱完全没有插足的余地，在华中市场，1894－1898年，洋纱占棉纱销售总量的86.4%，而本国纱只占13.6%，在华北市场，同样的年份中，洋纱占棉纱销售总量的93.7%，本国纱只占6.3%。失去了国内市场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怎么能发展起来呢？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贷款、投资等方式，控制和兼并民族资本的企业。光绪二十一年创办的裕晋纱厂，到二十三年即被外国资本所吞并，换了招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连它们的走狗中国封建买办势力也不能不有所供认。买办官僚盛宣怀说：“在上海，华洋商厂，皆聚于杨树浦一隅，互相倾轧，无不亏本”，裕晋厂“全厂售归德商；裕源厂亦禀请另召洋商入股，大纯、华新均岌岌自危，不可终日。”这个买办官僚说得吞吞吐吐，把帝国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压迫说成是“互相倾轧”。张之洞说得更加明确：“近日洋人太狠”，“熊、虎、豺、狼，名异卖同，无不噬人”。“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光绪二十二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抵押与洋商者。以后华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独揽之势”。

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银行和厂矿，还竭力吸收中国人的资金。一方面，私营企业招股困难，一方面则有许多官僚、商人、地主把他们的资金投靠洋人。光绪二十四年初，一个叫黄思永的官员的奏文中说：“缙绅之私财，寄顿于外国银行，或托名洋商营运者，不知凡几。”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这几年中，投资于上海鸿源纱厂、耶松船厂等八家外资工厂的中国股东就有三十三人。

民族资本发展的困难，除了外国帝国主义这个强敌以外，还受到国内封建统治势力的摧残。封建统治势力不但是帝国主义蹂躏中国劳动人民的帮凶，而且也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资本的得力的工具。(www.xing528.com)

一个由官僚绅士而成为资本家的张謇说，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如虎”。张謇从光绪二十一年开始筹办南通大生纱厂。由于官府设置重重障碍，这个纱厂几乎死在胎内，直到二十五年才脱险告成。张謇中过状元，虽未做大官，却是地方绅士中的头面人物，同不少封建大员有来往。当他“致力于实业”，想当一个资本家的时候，也逃不脱官府的掣肘和阻抑。其他身分较低，没有官场背景的人想要办工业，其所受到的留难和需索，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有人说：中国商人要办什么企业，非附于洋人资本不可，即全系华商股分，而不挂一洋旗，不由一洋商出面，亦成而必败。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其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路矿则谓碍风水，碍坟墓，又添出绅士之需索矣。内河行轮，则谓碍民船，碍厘金，又添出厘员之需索矣。种种留难，凡待华人莫不如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鬼魊，从四面八方伸出它们的触角，民族企业要能出世实在困难重重。

民族厂矿的产品一进入流通领域，逃不了常关厘卡的枷锁。进口的洋货缴纳7.5%的正税和子口税，就可以到处畅行无阻，而国货却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从内地运茧至海口，经各处关卡，平均须纳税27%以上。福建省各地的茶叶，经由福州出口，所纳的各项厘金和出口税高达35%。连张之洞也不能不这样说：“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销路矣。”

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邹容，对封建势力加于民族资本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作过相当生动的揭露。他说：“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未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乃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就是说，除了捐税厘金以外，清朝政府还在各种名义下对民族资本实行勒索，使它的生存发展十分困难。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遭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各个阶层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满以至对抗的情绪，原因就在这里。

民族资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但是另一方面又同它们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对它们这样那样地依赖。这种又对抗又依赖的矛盾状态，就是民族资本的生活轨道。

在通商口岸，有些中国商人办的企业，吸收外国资本参加，挂起洋人的招牌。例如海关的1892－1901年的《报告》中说，在牛庄，“1896年一家机器豆油厂开工了。它或许是为了躲避中国官方的监督，用了外国的名义”。1899年的海关总务司的《关册》中说：在烟台，“现在只有一个缫丝厂，这个工厂为中国人所有，但租给华、英二商合办。”托庇于外国资本，就能减免官厅的需索和为难，是造成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买办和买办商人，他们本来就是分润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他们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后，更是同帝国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存在着这种种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往往对帝国主义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光绪二十三年，上海的一批民族资本的纺织厂的厂主们，曾给美国驻华公使田贝送去了一个“请求书”，“请求”援助中国的民族工业。田贝把这“请求书”转送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上写道：“我看不出，中国棉织业的发展会对我国有什么好处。”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完全同意这个公使的意见，他说：“我们的利益就在于为我国工业品开辟国外市场。”

民族资本同封建主义的联系更甚于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员是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带着浓厚的封建主义痕迹，同封建经济、封建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是新的生产关系，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统治秩序相对立，一方面它又要借助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统治秩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投资于新式企业，成了新的社会阶级，一方面他们又仍保持原属阶级的社会身份。在政治上，民族资本特别是上层民族资本往往依赖于封建政权的支持和维护。张之洞形容说：“商民延颈举踵，正以宽恤保护之法，望之朝廷”。这是符合事实的。前面讲到的张春，在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就曾再三求助于刘坤一、张之洞等封建大官僚。事实上，大生纱厂是在刘坤一的大力帮助下，领借了官机、官款，恃官军护厂，恃官力开辟销路才能办起来的，它还从官方取得“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得有第二厂”的专利权。张謇自称他是居于“通官商之情”，“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的地位，这很能说明上层民族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地位是同封建政权分不开的。又如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也依靠官方势力而得到了专利权。它的招股章程中说：“本公司虽系商办，全赖官家维持保护。……本公司矿界于光绪二十五年奏明，距矿百里内他人不得再用机器开采煤觔，十里内不许民人用土法取煤。”

民族企业在资本的周转中，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由封建剥削积累起来的资金转为工业资本，又把由资本主义剥削所得的利润转而进行封建剥削。这种现象在上层民族资本家中间是普遍存在的。以光绪二十二年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为例。他们当过县官的父亲已置田二百亩，他们都以军功得了道员官衔，并任过税务商务官员，又集股二十四万元创办了业勤纱厂，后以他们的母亲名义“足成千亩庄屋一区”。又如张謇本是大地主，他创办了大生纱厂后，又办了个通海垦牧公司，从事种植棉花。这个垦牧公司把土地分片租给小农耕种，实行封建地租剥削。大生纱厂以赢利投资于垦牧公司，垦牧公司除了供应棉花原料外，也在资金上接济大生纱厂。这是很巧妙地把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结合起来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情形足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极为模糊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的。

此外，民族资本的企业管理和对工人的剥削，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的民族资本都是无情地剥削工人的。中小资本家由于处境特别困难，往往利用手工业工场的旧传统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把自己的困难转嫁到工人身上。至于上层的资本家更往往利用封建统治势力的协助而把资本主义的“饥饿纪律”和封建主义的“棍棒纪律”结合在一起，实行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企业中采用封建性质的把头制、包工制。一些厂矿的招工章程中明文规定工人必须“取具连环保结，填注簿册，方准入厂作工”，有的甚至规定工人“给穿号衣，均住厂内”，“日暮收厂，齐到卡房照册点名，逐一检收，然后各归住处”。体罚也是普遍现象，工头、监军可以任意鞭打工人，有的厂矿内设有刑具，还能“请地方文武营汛随时弹压照料”。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纪末，从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转化而来的资产者，是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势力联系较多的，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从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转化而来的资产者，一般说来，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势力没有关系或关系较少的，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左翼，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代表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要是被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呼唤出场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要求，决定了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方向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