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纪实-民族资本主义初发展

在马关条约订立时，康有为曾率领公车上书，提出了资产阶级倾向的变法主张。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康有为又在给皇帝的一个奏文中，以激昂的调子指出局势的危急。他说：“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他直截了当地向皇帝说，照这样下去，你这皇帝怕要当不成了：“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更指出下层人民会起来造反，

以此警告统治集团：“自台事后（即台湾割让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邻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康有为把局势说得这样岌岌可危，是为了证明变法维新势在必行，万万不可推延。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间的活动，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们举着“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抵制外来侵略，他们不满于腐朽的封建统治，主张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图样实行某些政治上的改革。但是从上引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三年向皇帝上书中的话就可以看到，他们同封建统治者一样，害怕和反对下层人民群众中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们希望，封建统治者接受他们的主张，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维新；并且通过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避免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的经济基础。初步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点和弱点决定了这个政治运动的软弱的改良主义性质。

当中日甲午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恩格斯就预言说：“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事实，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见。

中日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人民的主要形式。而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输出又为它们的商品输入开辟道路。同战前相比，洋货的输入数量有了急剧的增长。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年）四年间输入超过输出一点三倍，平均每年人均超四千七百多万两，总计入超出近一亿九千万两。

针对棉花出口，而棉纱、棉布大量进口的事实，一个当时经营纺织业的资本家忧郁地说：“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损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肉袒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帝国主义分子却兴高采烈地说：“今天，随便走进哪一家农户，人们都可以看到，曾经是不可缺少的纺车，都蒙上了尘土，被人遗忘了。一捆捆机器压的孟买棉纱似乎使人注意到手纺车已经不合时宜了。”这种情况表明，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已经逐渐解体的自然经济，在许多地区是进一步面临崩溃瓦解的境地了。

但是，帝国主义强盗却未曾想到它们的“胜利”会走向它们愿望的反面：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设了条件。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倒闭，使农村日用必需品进一步依赖城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商品市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倾家荡产，逼得他们或辗转死于村野，或背井离乡，纷纷流向城市，寻找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如上海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人口为二十九万三千人，二十四年增到五十八万六千人，三年间增加了一倍。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充斥于城市之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农产品自给性质的衰退，商品性质的加强，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原料来源。这一切给广大劳动农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则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初步发展起来了。

清朝统治者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官僚的官办工业的彻底破产。这时，代替李鸿章而成为洋务派前台领袖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本来是一个守旧的封建官僚，但又善于乘潮御浪，随机应变。中法战争后，他一变而为兴办官营企业的洋务派的要长。中日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又洞察时势，感到需要变换腔调，因此他说了不少“保护华商，厚集商力”之类的话，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个民族工业的保护神。实际上张之洞依然继承着李鸿章的衣钵，想重整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洋务工业的破烂摊子。但是以清政府的十分拮据的财政状况，是无力创办新企业的，连原有的官办企业也支撑不下去。有的官办企业只能改为商办，有的则乞求外国资本的输液，如张之洞自己创办的汉阳铁厂，从光绪二十四年起就不得不靠日本资本过日子了。张之洞认为，至少铁路等要害部门不能让商民自办。他说：“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必须官商合办”。张之洞这种“不甘让利于商”、“不肯让权于商”的叫喊，不是说明官方还有垄断新式企业的力量，恰恰是反映官方的指挥棒已经失灵了。

民族企业的投资者及其政治代表人物谴责官府的垄断，要求自由发展工业的呼声，越来越高了。他们揭露“以官侵商”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黑幕说，“不知官也者，昔日日以朘商为事者也，故富人无肯出巨资以办商务者”。他们主张：“民间之事，宜听民办，操刀代，必至伤手”。“商人能集资自办者，多多益善，尤当力为保护，毋得以官权侵之”。他们要求打破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枷锁。张之洞不是高喊招商集股合办铁路吗？结果是“察访商情，意谓官商颇难合办”，“号召华股，迄鲜应者”。张之洞不是宣称“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只能官商合办吗？民族资本的代表人物驳斥说：不错，铁路固然是“天下之利薮”，但是，“以官侵商，固未有不败者也。若民间自为兴办，则间市相习，无患欺诈，事权自操，无患侵没，大利所在，万众所趋，不召自来，不求自至，踊跃赴利，惟恐后时，患不举事，奚虑不集哉！”(www.xing528.com)

对于这种要求打破官府垄断，自由发展新式工业，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潮流，封建统治势力是无法抗拒到底的。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终于不得不表示“提挚工商”，在光绪二十四年由总理衙门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规》。这表明封建国家通过洋务派官僚垄断新式企业的局面从此结束了。

由于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取得了在中国设立工厂的权利，不过在最初的几年间，他们还没有较多地利用这种权利。这时他们的资本输入主要采取更方便有利，更多带有政治性质的贷款和修铁路两种形式，这种情形也使中国民族工业有了一个发展起来的机会。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民族资本的发展在数量上虽然还是很薄弱的，但毕竟它是中国社会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旧的生产方式，即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土地，对劳动农民实行封建剥削的那种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同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相比较，民族资本还只是地壳变动时涌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但它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要比它在数量上所占的比重大得多。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即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年）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资本工矿企业，其创办时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共有一百零四个。在这里也包括个别的所谓“官办招商集股”和“官督商办”的，那是直接受官府控制的私人资本企业。这一百零四个企业的资本总额为二千三百多万元。如果不把采矿企业计算在内，私人资本的工厂共为七十九个，其资本总额为一千七百多万元。这个数目是很小的。当时清廷每年偿还外债本息，如前所说有二千万两到二千五百万两，即二千七百多万元到三千四百多万元，这六年间的私人投资工矿企业的总额还抵不上一年偿还外债的数目。但是同中日甲午战争前相比，战后的发展是很明显的，战前的二十多年间，私人资本办的工厂（不包括采矿企业）不到八十家，其资本总额约为七百三十万元。这就是说，中日甲午战争后六年间创办的私人资本工厂，以厂数计，和战前二十多年间差不多，以投资总额计，则为二点三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私人资本的企业的确得到了初步发展，出现了一个兴旺的局面。

在这七十九家工厂中，棉纺工厂有十家，在上海和浙江的杭州、宁波、萧山，江苏的无锡、苏州、南通等地。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五百万元，其中最大的是江苏南通的大生纱厂，创业时资本有七十万元。以五十多万元创办的浙江萧山的通惠公纱厂、浙江杭州的通益公纱厂，以四十多万元创办的浙江宁波的通久源纱厂、苏州的苏纶纱厂在当时也都算是规模较大的了。缫丝工厂共有四十六家，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和广东的顺德。在顺德，厂数虽多，但规模都很小，一般每个厂的资金不过几万元。在上海先后建立了八家缫丝厂，其中较小的创办资本也在十五万元左右，较大的有六十万元左右。在江苏的镇江、苏州、丹徒，浙江的杭州、萧山也有规模较大的缫丝厂。此外，属于食品工业方面的有十二家。在山东烟台由华侨资本家设立的张裕酿酒公司，创办资金有一百万元。在上海则有几家规模稍大的面粉厂、榨油厂、碾米厂。安徽芜湖、江苏南通、湖北汉口也各有规模稍大的面粉厂。其它的日用工业，包括织呢、织麻、轧花、硝皮、火柴等工厂，有十家，它们除设立于上海外，分散于其它各省，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天津的硝皮厂和织呢厂，湖北汉口和湖南长沙的火柴厂等。

这六年间设立的机器厂，可以查知的有二十二家，它们从事机械的制造和修理，船只的制造和修理，但它们的规模都非常小，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只有一家，其余一般地都是几千元的资本，最小的只有一千元。这些小型机器厂几乎全部都在上海。

在这几年间各地创办的采煤和金属采矿企业共有二十五家，其中包括一些官办招商集股和官督商办的矿场。纯属商办的比较重要的矿有：湖北阳新的炭山湾煤矿，福建政和的南太武山煤矿，广东北海口的北海煤矿，江苏南京的青龙山幕府山煤矿，四川冕宁的麻哈金矿，广西贵县的三岔银矿等。这二十五家采矿企业的创办资金合计五百八十多万元，平均每家只有二十三万多元。

应该指出，在这时期私人资本发展是很艰难的。有的工矿开办不久即告倒闭，有的创办后，几经停工停产的波折，才勉强苟延下去；许多厂矿处于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为了说明初步发展起来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弱点和特点，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作一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