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文化是以“新农村”为特征的农村文化,是在“新农村”的特定空间中展开的文化叙事。“新农村”并无明确定义,通常可以理解为整体上摆脱了贫困而经济条件相对富足、村内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完善、村民整体素质较高以及思想相对进步的新时代农村。[5]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在现在的中国农村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农村中,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几十年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改善,村民文化水平也取得了很大的提高,新时代广大农村正经历着从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模式向“新农村”模式的历史转变。在这种历史趋势下,物质相对富足的村民们有了更多的条件追求精神生活,对公共文化活动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中共中央早在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出:“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6]可见,积极建构新农村文化,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趋势,也是其重要内容。
我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广大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曾长期处于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状态,导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文化空间建设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使不同的农村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以蛇窝泊镇的前撞村、后撞村和朱留村三个行政村为例,其农村文化空间建设主要面临如下几个重要问题:首先,农村文化设施相对落后,缺乏文化活动的组织管理人员和专门的活动场地以及相关的资料、器材和道具等。广大农村虽然是地方文化和大量民间艺术的重要发生、发展场所,但是由于农村生产力、自然环境、政治制度和经济条件等众多因素的制约,农村文化设施总体上处于简陋的自组织状态,难以维系长期的发展,也不利于农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其次,农村文化活动的形式相对落后和单一,缺乏多样性和时代创新性。由于我国农村近几十年来普遍偏重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生活的跟进,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化形式因缺乏代际传承而趋于消亡,目前留存的一些文化活动也大多因为缺乏新鲜血液而活力不足。再次,农村文化活动的人才匮乏,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相对困难。在城乡差距继续扩大的现实条件下,城市环境更有利于文化人才的生存和发展,导致仅有的农村文化人才离开农村而逐渐向城市流动,更加剧了农村文化土壤贫瘠化。从长远来说,这对于农村文化的生存是不利的,因为一旦离开农村特有的生态、物质和文化环境,“农村文化”就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
近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7]。中国的农村社会已经走到了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状态,如果任由这种状态发展,将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文化断代。为此,不少学者为农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奔走呼吁,倡导重新认识传统农村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并针对现阶段的农村文化建设给出了许多实质性的对策和建议。[8]这些学者的努力,也引起了各级政府部门对农村文化危机的重视,一些地区开始着力研究对策,积极保护、传承和发展农村文化。总而言之,基于“新农村”的特定环境,积极建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农村文化空间”,已经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内容之一。(www.xing528.com)
基于当地自然人文概述以及蛇窝泊镇前撞村、后撞村和朱留村三个行政村的自然、经济和文化生活现状分析,本节提出以烟台市和栖霞市地域文化为基础,采取政府牵动、村际合作、村民参与的形式,积极建构新农村文化空间。针对三个村庄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文化现状,本节提出从文化环境设施和人才队伍等的统一规划与管理、文化形态平衡传承与创新、文艺活动会演与交流以及文化成果与价值的转化等四个角度,进行新农村文化空间的建构,分别采用“与地相宜”、“与时俱进”、“与民同乐”和“与商共富”四个关键词进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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