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发展到后经典时期，出现了学科泛化和跨媒介发展的趋势。叙事学广泛地借鉴和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在学科交叉的碰撞中产生了众多新的形态。这些学科交叉的叙事形态，如新闻与叙事、法与叙事、影视剧与叙事、音乐与叙事、数字网络与叙事等等，不仅将叙事学的发展推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诚然，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叙事形态大多处于新生阶段，体系建构尚未完整，诸多观点仍存争议，但是，叙事学的泛学科化和跨媒介化趋势顺应了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必然将叙事学推向一个更加完整、更加深入、更加多元和更加普适的学术境地。
新闻叙事学是新闻学与叙事学跨界交叉而形成的崭新领域，涉及多个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国内外相关成果陆续发表，为这一学科的理论研究与体系建构打下了基础。1999年吴炜华的《新闻摄影的叙事学分析》一文强调了新闻叙事摄影报道的“非虚构性”，并从故事、叙述和时间三个方面对其观点进行了分析论证。[67]2000年，范步淹在《新闻叙事学刍议》一文中提出创建新闻叙事学的构想并对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68]2003年，《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话语与社会变迁》两本国外著作被译介到国内，促进了国内新闻叙事学的发展。[69]同年，出现了《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学好新闻叙事学》和《叙事文体学视角下的新闻与文学》等文章，对该学科的建构提出了各自的见解。[70]其后，相继有陈虹和何国平的《试论新闻报道的叙事策略》和《电视民生新闻文本的叙事学分析》等文章，进一步为该学科的创建付出了努力。2005年，曾庆香在《新闻叙事学》中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新闻话语的结构分析、新闻话语的生成、新闻话语的事实建构与意识形态建构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为新闻叙事学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71]2006年，何纯的同名著作《新闻叙事学》出版，从叙事声音、叙事手法、叙事话语、叙事接受四个方面对新闻叙事学进行了论述，探讨新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72]2010年，欧阳照的《电视新闻的叙事学研究》一书，探讨了新闻叙事的特点及其叙事化发展现状对传统理念的影响，并对电视新闻叙事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73]2014年，方毅华的《新闻叙事导论》一书，将新闻叙事与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进行了比较，对新闻叙事的视角、时间、声音、结构等进行论述，并对学科的现状进行了思考。[74]目前，学界对于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畴尚存争议，但其发展前景已经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作为一门跨越新闻学与叙事学的边缘学科，其未来的发展依赖更多学者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法律与叙事的关系十分密切，国内外学者对于法律的叙事问题都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现。布鲁克斯在《法内叙事与法叙事》一文中说：“在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法律无非就是相互竞争的故事，……它必须根据传统的先例和以前的规则把手头特殊案例的故事与宪法阐释史结合起来；诚然，它也经常呈现一个故事的两种不同讲述和不同结果，因为允许人们表达不同见解。法庭律师知道他们需要讲故事，他们在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必须捆束在一起，再以叙事的形式展开。”[75]二十世纪前期，我国学者杨鸿烈和陈顾远就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有《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中国法制史》等著作问世，为法律文化与法律叙事的研究提供了先例。当代的研究中，徐忠明的《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将历史叙事、“包拯文集”和文学叙事中的包公形象进行了综合考察，对三种叙事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进行了阐释。[76]徐忠明的《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通过多元复杂的资料分析，展现了明清时期法律意识与司法实践的不同侧面，对明清时期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了论述。[77]刘燕的《法庭上的修辞：案件事实叙事研究》探讨了“案件事实”与“叙事”的关系，分析了叙事和修辞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审判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证据与叙事在案件事实建构的不同阶段和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提出了二者共同建构案件事实的观点。[78]汪公文《“道”“术”谱系中的法律精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批判与重构研究》引入多重叙事与大历史观的比较研究方法，从中国传统文化流变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法制秩序的建构问题，提出中国当代法制秩序的建构必须建立在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上。[79]相关的学术文章有徐忠明《法律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上）：阅读中国古代法律的视野开拓》《法律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下）》，赵静《法律叙事与文学叙事》，邓晓静《案件事实与法律文书的叙事》，王志强《中国法律史叙事中的“判例”》，王彬《裁判事实的叙事建构》等。[80]
影视剧受到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而迅速发展，使影视叙事的形式、思路和艺术性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关于影视剧叙事的相关研究大量出现，一定程度上影像了当代影视剧叙事的发展。纳德尔在《第二自然、电影叙事、历史主体、俄罗斯方舟》一文中讨论了电影叙事与历史撰写在时空建构上的相似性，对银幕时间、故事时间和情节时间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对电影叙事的中心问题进行了思考。[81]周靖波在《电视虚构叙事导论》中对电视虚构的叙事情节、人物、时空关系、情境及视角等问题进行了阐释。[82]赵孝思在《影视剧作的叙事艺术》中对影视剧作叙事的过程、组织、条理、工具、视点、机制和类型等进行了论述，反映了中国影视产业发展实践的诸多问题。[83]杨新敏在《电视剧叙事研究》中分析了观赏环境造成的差异影响，对电视剧叙事的时间规约、空间可能性、叙事的声音、情境、风格及观众的接受等依次进行论述。[84]刘婷在《影像叙事》中论述了中国电视剧影像的生态环境及叙事特征、叙事灵韵、叙事风格与表现形式等内容。[85]杨静的《中国电视剧叙事文化研究》对影响中国电视剧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机制、叙事的类型化和民族化问题进行了论述。[86]宋永琴在《电视剧视像叙事美学》中对电视剧叙事中视觉形式的建构和美学精神的拓展进行了探讨，对视像叙事的内涵和美学特征进行论述，探讨了影像叙事美学的建构和美学可能性。[87]尹兴在《影视叙事学研究》中，对影视叙事的空间、时间、叙事情节和结构模式等进行了论述。[88]刘云舟在《电影叙事学研究》中，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思路，对电影叙事学的理论和实践、西方叙事理论与中国叙事传统的关系、布努埃尔电影的叙事魅力等进行了论述，通过对一些国内外的优秀影视作品的跨文本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为电影叙事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89]从早期的简单形式发展到今天，影视剧叙事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当代叙事的重要内容。这一音画并存的跨媒介叙事的新形态，将继续在人类科技进步和审美提高的过程中扮演受惠和施与的双重身份。
音乐叙事是叙事学转向后经典阶段而出现的许多跨学科叙事形式之一，音乐批评者往往通过与文学叙事的类比来阐释音乐作品的叙事价值。美国音乐学家科恩在《作曲家的人格声音》中对音乐与叙事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音乐是一种语言；音乐在交流着，它做出陈述、传达信息、表达情感；音乐有自己的语法、自己的修辞，甚至有自己的语义；于是便有了大量关于音乐讲述了什么、怎样讲述的讨论——的确，音乐能够“讲述”任何事情。[90]莫斯是音乐叙事理论的早期倡导者之一，其在《古典器乐与叙事》一文中说：“一部作品中的音乐事件的模进可以比作叙事情节的展开；在许多人看来，奏鸣曲曲式就像是一个故事，因为它的结束部分要将紧张和不平衡解决掉；最后部分的主要篇幅是重复头几个部分的材料，就其效果而言，它颇类似于文学作品中的结尾。”[91]但是，莫斯同时也建议，应多考察音乐与叙事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直接在理论上将二者相等同。拉比诺维茨是一位精通音乐的知名叙事学家，他在《理解修辞上的细微差别：西方音乐与叙事理论》一文中提出了句法学和语义学两种音乐叙事学研究方向，他通过修辞叙事理论挖掘音乐表现的尝试，十分具有开创性。[92]音乐叙事的形式也非常多样化，无论是纯器乐、标题音乐，还是具有歌词的歌曲，都具有强大的叙事能力。维瓦尔第的《四季》用纯器乐来描绘四季场景的变换，是纯器乐作品的代表作；海顿的《早晨》《中午》《黄昏》也有意使听众去想象音乐之外更为有形、更为诗意的画面或意境。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是标题音乐的先声，整部作品含有明显的描绘性和象征性，乐章之间形成逻辑化的“情节”，作品对鸟鸣、溪流和暴风雨等景象的模仿和象征的手法，为后来音乐创作的情境营造提供了范例。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使得标题音乐象征性的叙事表现手法得到了更充分地发挥。作曲家将文学性的情节和戏剧性的构思引入交响乐，敞开了标题音乐情感叙事的大门。
由于电影音乐在现代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音乐叙事与影视叙事的关系显得十分紧密，相关研究也较为多见。布朗在《音乐与（或作为）电影叙事或：这不是主导动机》一文中，结合《黄金时代》和《西北偏北》等影片，对音乐尤其是电影音乐的叙事性进行了建设性地探讨。[93]布朗指出，虽然电影音乐在大多数的场合仅仅被当作强化电影叙事效果的一种艺术手段，但是，即使在最坏的例子中，电影音乐也为电影提供了对于作为叙事作品之基础的横组合与纵聚合结构的现场式的评论。电影音乐存在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在一种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的貌似客观的媒介中强化戏剧情境的动人效果，它不仅要强化观众对叙事作品内在事件的期待，而且要强化观众对正在进行的叙事本身的持续体的期待。[94]
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音乐叙事尚未摆脱对文学叙事模式的依赖，甚至许多学者对于音乐的叙事性本身仍存疑义。但是，上述有关音乐叙事的研究工作，既拓展了叙事学的发展领域，更开阔了音乐表现与研究的视野。这是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要促进它的发展，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探索。
数字网络技术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其强大的渗透和包容能力，使几乎任何学科都难免被裹挟其中。数字网络叙事从诞生的第一天，就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叙事学发展到当代，已经与数字网络技术产生了密切的关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数字媒体技术，将原来的历史、新闻、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叙事信息统统囊括其中，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具备强大叙事能力的跨学科、跨媒介的叙事形态。关于数字网络叙事的研究也随之兴起，相关著作有美国学者瑞安的《叙事与数码》和我国学者聂庆璞的《网络叙事学》等；相关文章包括陈定家《超文本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文学》、李道新《网络叙事超文本与意义的追寻》、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比特赋型》、卢红芳《故事世界、跨越与互动：跨媒介视域下的数码叙事》和黄鸣奋《当代西方数码叙事学的发展》等。[95]瑞安是数字叙事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叙事与数码：学会用媒介思维》一文中，对过去几十年中数字叙事的演进进行了追溯，讲述了软件支持与文本作品之间关系的故事，并对每一个著作系统的特殊可供性、这些可供性对叙事意义建构的影响等进行拷问，亦涉及多媒体叙事。文中罗列了与叙事和文本性最相关的数字系统的四种属性（交互性和反应性、可变性符号和可变性展示、多传感多符号渠道、网络能力），并指出，在叙事上利用其中一个或多个属性的文本即是使用媒介思维的文本。作者列举了最早完全在数字环境中成长和运行的叙事文类经典作品《魔域大冒险》和《脑际智轮》，对“交互式虚构”的“叙事”模式进行论述，又以《我的男朋友从战场归来》为例对超文本叙事的逻辑问题和表现形式进行了解读。[96]国内学者聂庆璞在《网络叙事学》一书中，对网络超文本叙事、网络超媒体叙事及网络叙事的语言异变等内容进行了探讨，作者在最后还对网络叙事的审美特征进行了讨论。[97]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出现了利用“故事空间”模式创作的《下午：一个故事》《胜利公园》和《拼缀姑娘》，被称为超文本叙事的经典作品，将数字网络的叙事能力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网络媒体为平台的数字网络叙事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促进了人机交互性叙事的繁荣，将当代叙事学的发展带到了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未知领域。
除了上述论及的新闻叙事、法律叙事、电影电视叙事、音乐叙事和数字网络叙事等叙事新形态之外，学界还出现了所谓教育叙事、心理叙事、医学叙事、绘画叙事、广告叙事等众多跨学科、跨媒介叙事形态，可谓五花八门，洋洋大观。这些新形态的出现，既是当代叙事学学科泛化趋势的产物，反过来也促进了这一趋势的扩大化。虽然有部分学者对这一趋势持保守甚至反对意见，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一趋势已经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当代叙事的发展轨迹，也对当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赫尔曼在《新叙事学》中说道：“叙事理论借鉴了女性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学、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计算机科学、语篇分析以及（心理）语言学等众多方法论和视角，不仅没有消亡，反而顽强地存活下来；经过这些年的积极发展，一门叙事学实际上已经裂变为多家叙事学，结构主义对故事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已经演化出众多的叙事分析模式；这些模式与结构主义传统形成批判和反思的关系，从自己意欲超越的分析传统中承接了颇为丰富的遗产。”[98]无论这些新兴的叙事形态是否会成熟为独立学科，或是最终归于某一叙事门类，抑或只是学科碰撞过程中的昙花一现，显而易见的是：当代叙事学通过汲取众多学科的理论给养，借助于众多媒介发展出了更加多元的形态，其影响早已溢出早期文学的边界，渗入到当代社会的众多领域，在更广阔的文化环境中开花结果。(www.xing528.com)
基于当代叙事学的跨学科、跨媒介发展的趋势，学界开始出现了“广义叙事学”的概念。2008年8月，在南昌召开的“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们针对“跨媒介叙事与广义叙事学的建立”这一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99]截至2015年11月在云南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七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学界已经围绕“跨媒介、跨学科、跨文类叙事研究”的议题进行了近十年的讨论和思考。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叙事》丛刊，也专门设有“跨媒体叙事”专栏。现有的叙事学理论虽然不断发展并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而修正自身，但是，一种视野更开阔、体系更开放的“广义叙事学”理论已经呼之欲出。
赵毅衡是“广义叙事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2008年，赵毅衡在《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一文中，对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医学等众多领域出现的“叙事转向”问题进行了分析，称叙事转向包含三层意思：把人的叙事作为研究对象；用叙事分析来研究对象；用叙事来解释研究发现。作者提出：应着眼于叙事转向的大局，建立一种统括各门类叙事的涵容更广的“广义叙事学”。作者在文中提出了根据虚构性、媒介和语态进行分类的新分类方法；作者建议，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是叙事：叙述主体把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链；这个符号链可以被接受主体理解为具有内在的时间和意义向度。[100]
2010年至2015年期间，赵毅衡先后在《世界批评理论的可能：以广义叙述学的时间讨论为例》《叙述者的广义形态：框架—人格二象》《广义叙述学中的情节问题》《广义叙述时间诸范畴》《广义叙述分类的一个尝试》《广义叙述分层问题：构筑原则与应用》等一系列相关文章中，对广义叙事学的时间向度、叙述者形态、叙事情节、叙事门类的划分、叙事分层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继续呼吁建立广义叙事学，并给出相关的基础定义和具体方案。[101]其对广义叙事的体裁进行了基本分类，意图使所有的叙事体裁都落归到以“媒介/时向”和“纪实/虚构”两条轴线构建的框架中；并指出，西方当代叙事学理论由于受到“过去性”的限制，始终无法解决当代出现的许多跨学科和跨媒介叙事形态的划归问题，而汉语没有动词的时态问题，这一特征正好有利于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建立一种普适的广义叙事学。[102]
2013年，赵毅衡《中国符号学丛书：广义叙述学》一书出版，更为系统地阐述和总结了作者长期以来关于广义叙事学的理论思考和所做出的建设性工作，勾勒了广义叙事学的基本框架。作者站在一般叙事学的高度上，力图综览当代社会出现的所有叙事门类，以研究其基本属性，发现其一般规律。该著作立意高远，开学界风气之先，堪称广义叙事学的奠基之作。然而，赵毅衡关于建立广义叙事学的努力并未获得更多学者的支持，学界除了在少数几篇文章中有所涉及之外并未作出明显反应，星星之火，竟未形成燎原之势。广义叙事学的建立，任重而道远。
叙事学发展到后经典叙事时期，开始广泛借鉴和汲取新新闻学、法学、影视剧、音乐、数字网络、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绘画、广告学等其他领域的理论成果，在学科交叉中产生了新闻叙事、法律叙事、影视剧叙事、音乐叙事、数字网络叙事、教育叙事、心理叙事、医学叙事、绘画叙事、广告叙事等崭新的跨学科、跨媒介的叙事形态，将叙事学发展推进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虽然这些新兴的跨学科叙事形态大多处于新生阶段，尚未建立起足够完整的学科体系，但却将叙事学的定义进一步拓广，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广义叙事的思考与探索。
西方作为当代叙事学的主要阵地，根源深厚，流派纷呈，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反映了西方当代叙事学的进步与蜕变，也对世界范围的叙事学发展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中国的当代叙事者一方面积极学习西方叙事学理论，另一方面也开始注重从我国德传统叙事中汲取营养，努力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体系，逐渐提高中国学者在世界叙事学术圈的话语权。但是，在叙事学迅速泛化的局面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代叙事学界至今仍未完成对“经典叙事”的批判和超越。受到新技术发展的强力推动，跨学科、跨媒介的新叙事门类持续涌现，使叙事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学科泛化为叙事学带来了繁荣的契机，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法国社会评论家及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曾在其经典著作《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对叙事作了如下描述：“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而且，以这些几乎无限的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布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103]这一描述在当时颇具远见卓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叙事学”学科正式建立算起，当代叙事学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在各个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凭借世界范围的科技进步与文化交流，当代叙事学不断修正和突破自身，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给养，早已突破了原有的学科疆界，在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产生影响。
中国当代叙事学研究受到西方叙事学的推动而兴起，经过数十年探索和借鉴式发展，逐渐认识到因西方理论的嫁接而带来的不良反应，开始思考和着手建立基于中国文化语境的“中国叙事学”。正如杨义教授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指出的，“西方自六十年代以来，受结构主义尤其是索绪尔变历时性为共时性的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以及受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分析的启迪，开始了叙事文本的内在的、抽象的研究，建立了术语错综、见解互殊的叙事学体系……它对叙事层次、视角、时间诸方面的研究，确实有不少令人佩服的建树，但以完全摈除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为代价去研究一种人类精神文化现象，又使这种学说陷入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处境，难以经受来自社会历史和文化哲学的置疑；西方某些理论思维追求竞争效果和片面深刻性，具有展示新的研究视野的冲击力，却缺乏使对立事物在辩证思维中统一起来的学术性格。”[104]而中国文化的圆融和海纳、中国叙事传统的传承和延续，却有可能将这一矛盾柔化于无形。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中国的叙事学界得以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西方叙事学理论，将有机会彻底改变目前以西方叙事理论为主导的被动局面。中国的本土叙事学建构，将同时借势中国传统叙事智慧和西方当代叙事理论的优势成果，融会贯通，厚积而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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