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叙事传统源远流长，早在《易经》、《山海经》等古代典籍中就存在着许多简短凝练的故事情节。[31]《易经》睽卦之上九爻辞曰：“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意思是：“旅人孤单地走路，看见猪背上都是泥泞，一车上载着鬼，他先拉开弓后放下弓，原来不是强盗，是来迎婚的”，故事情节十分曲折有趣。《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32]仅仅数十字，简短，朴素，实用，描绘出一个曲折而生动的神话故事。
古代典籍中的隐喻性记事和诡谲奇幻的神话故事，是中国最早的叙事文字，孕育了中国传统叙事的胚胎。两千多年前，先秦诸子在著作中大量地采用寓言故事来阐发哲理，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主张，形成了中国传统叙事的先锋力量；春秋战国以后，出现了大量史传作品，使历史叙事的手法得到了尽情地发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我国传统叙事的根基；[33]以诗经和汉代乐府为代表的异常发达的中国诗歌传统，在长于抒情的同时，也对中国的传统叙事给予了关怀和哺育；至明清之际，中国的古典小说创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小说家和小说评点家，标志着中国古典叙事艺术走向了成熟。中国的传统叙事，源于上古神话，觉于诸子寓言，实于秦汉史传，成于明清小说，又寄情诗骚乐府，绵延数千年而生生不息，形成了根基深厚、枝繁叶茂、气质鲜明的文化大树，奔流着历历清晰的华夏脉络。
在中国古文字中，“叙”与“序”、“绪”相通。语义上的“叙事”一词内涵丰富，不仅有“讲述”之义，而且暗示了时间、空间的顺序以及故事线索的头绪。《周礼·春官宗伯·职丧》曰：“职丧掌诸侯之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其禁令，序其事。”《周礼·春官·乐师》曰：“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34]这里的“序事”虽非今日的叙事之意，但已经涉及时间与空间上的顺序。
在中国文化史上，“叙事”一词正式作为一种文类术语，始于唐宋时期。唐代刘知幾在《通史》中特设《叙事》篇，探讨史书编写，认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南宋绍定年间，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二十二卷，其中专列“叙事”文类六卷，把叙事看作跨越许多文体的文章门类，并在卷首对其作出解释。自此，“叙事”作为文类概念开始受到承认。[35]
中国文化推崇实用理性，儒家文化亦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因此，原生阶段的古代神话并未扛起引领中国传统叙事的大旗，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生长基因植入了后来的寓言故事和历史传记，促成了历史叙事的高度发达。[36]先秦时期，诸子如星璀璨，思想百花齐放，产生了众多流传至今、极富哲理、极富想象力的寓言故事。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叶公好龙”、“庖丁解牛”、“滥竽充数”、“愚公移山”、“鬻矛与盾者”、“揠苗助长”、“刻舟求剑”、“画蛇添足”、“守株待兔”、“鹬蚌相争”、“掩耳盗铃”等众多经典的寓言故事，均出自于这一文化井喷的辉煌时代。
《庄子》代表了诸子著作最高成就，其中的《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是诸子寓言的代表作之一。[37]庄子在该篇中讲述了孔子欲劝止盗跖为害而与之辩论却最终辩败而退的故事，其构思精巧，逻辑严谨，在多种叙事手法的运用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细致的程度。以《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寓言故事，为中国的传统叙事的艺术开篇奠定了基调。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著作《左传》，其内容主要包括各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及篡弑等，其情节结构上主要按从时间顺序，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左传》既是一部内容翔实、极具资料价值的史学名著，更是一部故事生动、极具艺术审美价值的文学名著。它使用了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综合运用倒叙、预叙、插叙和补叙等多种叙事手法，视角广阔而灵活，表现出惊人的叙事能力。[38]《左传》之后，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个人传记体史书《晏子春秋》，其内容主要以春秋后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晏婴的真实事迹为依据，同时加入了民间故事和传说编撰而成。[39]《晏子春秋》在故事架构和情节描绘上独具匠心，在合乎生活逻辑的基础上进行了生动地艺术夸张，形成了既真实可信又曲折离奇的叙事风格。《左传》和《晏子春秋》开创了史传叙事的先河，对我国的传统叙事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志趣都产生了影响。至西汉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将中国的历史叙事推向了高潮。[40]《史记》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分的国别体，《史记》采用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叙事手法来反映历史内容，这一体制也为后世正史所承袭。例如，其在《李将军列传》中记述了汉初名将李广的生平故事：李广骑射高超，作战勇敢，体恤士卒，不吝钱财，而如此良将却一生郁郁不得志，最终被迫自杀而死。[41]司马迁在叙述中使用正侧对比与虚实结合的手法，对这位名将的曲折故事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描绘，让人体味到深深的苍凉与悲愤之情。《史记》是中国古代叙事的典范作品，对其后的中国古典小说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42]
中国自古就有史官记事的传统，历史叙事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史传作品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著作，构成了中国传统叙事的骨架。
中国是诗的国度，凡历诗经、楚辞、汉乐府、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每一时期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叙事名篇。《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相传由周天子遣使采于民间，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创作三百〇五篇，其中不乏《溱洧》《七月》《东山》《邙》等颇有叙事特点的作品。[43]《诗经·国风·卫风·邙》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女子对自己婚姻遭遇不幸的控诉。全诗分为六个章节，分别对两人恋爱时的甜蜜、婚后的辛劳和薄情的悲愤进行了描述，叙议结合，声情并茂，成功地刻画出一个性格鲜明的女子形象，揭示了社会现实。[44]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又一次中国古代民歌大集汇，开创了现实主义诗歌的新风尚。[45]乐府承袭了《诗经》的艺术成就，语言更加贴近生活，叙事手法更加娴熟，人物刻画更加细致，其《陌上桑》《东门行》《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等名篇已具备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开创了叙事诗发展的新阶段。其中，《陌上桑》中运用了夸张、映衬等多种手法出色地塑造了可爱机智的罗敷女、卑鄙无耻的使君以及吏人和罗敷的假想夫婿等形象，整个故事布局巧妙，非常具有戏剧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乐府叙事的杰出代表。全诗以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对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及家兄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行了层层渲染，环环相扣，丝丝入微，极富艺术感染力。[46]以诗经与汉乐府为代表的早期诗歌叙事开创了中国诗歌叙事的先河，后世产生的大量的叙事精彩的诗篇，如：北朝的《木兰辞》、唐代的《长干行》《三吏》《三别》《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华山女》《韦道安》《秦妇吟》等，都受到这一传统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诗歌浓郁抒情传统的浸润滋养，使中国的传统叙事思想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诗意化。相比于先秦史传推崇纪实的“史化倾向”对传统叙事的显性影响，这种“诗化情节”更多是隐喻性的，如风入夜，润物无声。
明清之际，中国的古典小说创作走向成熟，诞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等举世闻名的经典作品。古典小说在叙事结构上汲取《史记》之长，并对其结构整体性上的局限进行突破，进一步发挥虚构想象的功能，叙事艺术得到迅速发展。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经典作品的诞生，正式确立了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学地位。《三国演义》描绘了一幅“天下大乱，群雄纷争，三国鼎立，一统归晋”的历史画面，著作以战争与人才作为基本母题，应用典范化的叙事方式，将曲折复杂的历史与名人盛事相结合，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人才竞争与战争谋略，将一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演绎得扣人心弦，妙趣横生。[47]《水浒传》讲述的是官逼民反、豪杰聚义的故事，著作前半部分主要以人物性格的拓展作为叙事结构的主要机制，后半部分主要以情节发展的线索作为叙事结构的内在动力，形成一个交叉的叙事结构形态。其以人物性格统领叙事结构的创造性叙事手法，为中国小说叙事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推动力。[48]清代出现的旷世巨著《红楼梦》，被举世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作品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围绕宝、黛、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的发生发展，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场景和复杂的社会矛盾。整部作品鸿篇巨制，在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叙事手法和叙事语言等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着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艺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49]在古典小说繁荣兴盛的同时，以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小说理论家，对一系列名著进行了精彩细致的点评，使中国的传统叙事手法得到了更充分地展开，对中国的传统叙事思想作出了更进一步的阐释。[50]
总体来说，中国传统叙事的发展并不像西方那样阶段分明，而是在数千年的漫长历程中多文体并存，类型互异而成就斐然，如泉水长流不断，各历高峰与低谷，呈现出一种同宗殊途、多元并进的局面。[51]
中国的叙事传统虽然悠久绵长，但始终未能形成独立学科。当代中国的叙事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受到西方叙事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传统叙事并未在西方理论的潮涌中失却本心，而是始终延续着中国文化的血脉，生生不息。在一大批当代学者的努力下，中国传统叙事智慧得到传承和发扬，成了当代叙事学发展的澎湃动力。(www.xing528.com)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国内学界开始对西方叙事学理论进行翻译与介绍，激起了国内的叙事学研究热潮。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章包括：袁可嘉的《西方结构主义文论的成就与局限》、陈立川的《西方小说的视角：结构主义叙述学批评研究》、黄晓敏的《法国叙述学》、张隆溪的《论结构主义叙述学》、程德培的《受指与能指的双重角色：关于小说叙述者》与《叙述的冲突》、徐赍的《小说叙述学研究概观》与何龙的《小说的叙述结构》、申丹的《论西方叙述理论中的情节观》与赵毅衡的《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等；[52]代表性著作有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和王文融翻译的《叙事话语与新叙事话语》等。[53]
西方经典叙事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陷入低谷，而此时的中国学界却掀起了翻译和研究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热潮。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及五四时期的小说状况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作者借用西方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把叙事研究的形式性与小说的社会性结合起来，从叙事的角度、时间和结构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对我国叙事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54]徐岱的《小说叙事学》对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和西方当代的叙事学说分别进行了概括和梳理，对叙事的本体结构、构成要素、基本模式、控制机制及修辞方面进行了论述；作者在纵观中外小说发展的基础上，以古今中外大量文学作品的分析为佐证，既肯定了中国传统叙事的成就，又对当代叙事学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点。[55]罗钢的《叙事学导论》对叙事文本、叙事功能、叙事语法、叙事时间、叙事情境、叙述声音和叙事作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作者不仅对一些西方当代著名的叙事学家的学说作了分析，同时也阐释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叙事学的独特贡献。[56]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对叙述形式问题进行了论述，主要内容包括叙述者的地位、叙述格局、叙述干预、叙述可靠性、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角度、转述语、叙述分层、叙述时间、时长变形、时序变位、意元与情节类型等。[57]胡亚敏的《叙事学》主要从叙述、故事、阅读三方面阐述了叙事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问题，将形式批评与意义阐释结合起来；作者主要选取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视角，对古今中外的一些代表性叙事文本尤其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代表作品进行了新颖独到的分析。[58]以上这些专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叙事学研究开始进入稳健的发展时期。
随着西方叙事学理论研究的陆续翻译引进，国内学界逐步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叙事作品，重估中国传统叙事的价值。
李洁非在其1993年的《中国的叙述智慧》一文中写道，“就中国自身的小说传统而言，小说的衍化是不动声色的…小说将回到这种传统里去，作家将重新以一个中国人的心情从事创作。”[59]杨义在其1994年的《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一文中提出：“中国叙事文学基于圆形思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与西方叙事文学在观念、结构、表现方式诸方面有许多不同；这种潜隐的圆形结构对应着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具有广泛丰富的适应性和包罗万象的生活涵容力。”[60]这一时期，国内相继发表大量相关文章，如李庆信的《红楼梦叙事的诗化倾向》《论红楼梦的叙事时空建构》《红楼梦叙事文本的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杨义的《中国叙事时间的还原研究》、孙先科的《话语转换与话语渗透：近期小说创作形势分析》等；[61]相关专著包括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以及赵毅衡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等。[6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理论创新上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出现了中国本土叙事学研究的热潮。
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将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进行结合，旨在对两个学派的一些重要理论进行系统评析。[63]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被学界认为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叙事学理论奠基之作，该著作在导言中以西方当代叙事学理论为参照，提出应返回中国传统叙事的圆心，重新认识中国叙事文类，以发现中国叙事思维的文化密码。著作对中国的叙事学两千多年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勾勒，对中国叙事学的文化形态、思维方式和形式法则等进行了广泛探讨，提出了“还原、参照、贯通、融汇”的中国叙事学发展之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64]赵毅衡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把中国与西方的小说进行对比，并针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体现出其尝试构建一种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叙事理论的努力。[65]谭君强的《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围绕叙述语法、叙述结构和叙述话语等模式，在继承许多成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理论探讨与作品阐释，对许多问题做了重新思考与分析，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打开了我国叙事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66]
当代学者构建中国本土叙事学的努力及其提出的新观点，为这一学科注入了新的动力。2004年12月9日，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的叙事学研究已经形成了集体规模和广泛影响。2015年11月12日，第五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七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召开，会议就叙事学理论，跨媒介叙事，跨学科、跨文类叙事，空间与性别叙事、中国叙事传统与叙事作品、外国作家作品叙事等论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些盛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当代叙事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国际化新时期。
中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叙事传统，早期的叙事文字见于《易经》《山海经》等古代典籍，这些典籍中已经孕育着中国传统叙事的胚胎；先秦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以《庄子》为代表的诸子著作中大量采用寓言故事，藉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主张，形成了中国传统叙事的先锋力量，为中国传统叙事的艺术开篇奠定了基调；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大量史传作品，如《左传》《晏子春秋》《史记》等，使历史叙事手法得到了尽情发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传统叙事的根基，构成了中国传统叙事的骨架；除了诸子著作和史传作品之外，诗经、楚辞、汉代乐府、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等中国传统诗歌，也有大量精彩的叙事名篇传世，如《溱洧》《七月》《东山》《邙》《陌上桑》《东门行》《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长干行》《三吏》《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等，它们对我国的传统叙事进行了隐性的诗化哺育，使中国传统叙事的调性更加丰满；到了明清之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进一步发挥虚构想象的功能，将中国传统叙事艺术推向了巅峰；同时期的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为代表的小说理论与批评家，对中国传统叙事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使传统叙事手法得到了充分展开。
中国文化宝库中卷帙浩繁的经典作品是世界文明的珍贵遗产，蕴藏着独具特色的叙事智慧。然而，中国的当代叙事学研究却是在西方叙事风潮的影响下才开始起步的。一些学者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叙事的过程中感受到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一方面尝试对西方叙事理论进行本土化地修正和发挥，另一方面尝试以传统叙事为根基构建本土叙事学理论体系。这些学者为铺设中国的当代叙事学之路而孜孜进取，形成了中国当代叙事学发展的自生力量，为当代叙事学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开启了一片充满希望的广阔天地。
综观中国叙事学与西方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二者虽然都遵循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却在理论源头、动力机制、发展轨迹和社会影响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是由东西方文化基因的不同气质所决定的：西方文化推崇超越和创新，血液里流淌着挑战和怀疑的冲动；而中国文化注重积累和传承，灵魂中保持着内敛与沉淀的悟性。中国当代叙事学的发展固然应以国际化的视野广泛学习和借鉴西方的优秀成果，更应以本土化的情怀潜心思索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智慧思想，以东方文化的万涵之力，兼容并蓄，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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