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形式主义美学在西方美学界异军突起，对现代艺术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形式主义将文本形式结构作为艺术的核心，强调艺术形式因素具有独立审美意义，为叙事学的诞生做下了铺垫。在其后半个多世纪里，叙事学在众多学者的持续推动下，伴着赞誉和批评的辩论声，迈着时而激进时而徘徊的脚步一路发展，出现了形式主义叙事学、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理论流派，进入了所谓的经典叙事学发展时期。
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在经历了古希腊以来两千余年漫长的缓慢发展之后，终于在二十世纪萌发出饱满的生机。这一时期的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空前繁荣，各种理论流派此起彼伏，学术思想呈现多元化的丰产局面，大批新的学科之间相互碰撞、相互渗透，加速了学科的拓展和创新。
二十世纪初期，叙事学领域的形态学方法在德国出现。“形态学”的范畴来自希腊语morphe，形态学方法一方面是对接受研究中的历史学方法的补充，另一方面是对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的继续关注。德国形态学叙事理论的奠基性工作，包括日耳曼语专家索伊福特和语文学家弗莱申堡等。索伊福特对文学叙事的框架进行研究，而弗莱申堡则把叙事结构作为修辞的艺术来分析；学者席瑟尔和迪勃琉斯等对叙事结构作了“分布”与“合成”的区分，用以阐述叙事结构的逻辑和艺术安排。德国叙事学者重视叙事合成的形态学研究方法，对后来的德国叙事理论产生了影响，也为俄国形式主义叙事学的诞生提供了给养。
俄国形式主义同样诞生于二十世纪初期。1915-1916年成立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和“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为形式主义诞生的标志之一。所谓的“形式主义”，是指在艺术、文学与哲学上，对形式而非内容的着重，其思想根源和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学者对叙事研究的形态学模式在俄国已经广为人知。俄国形式主义者采用形态学方法，在研究叙事合成的同时也囊括了其他类型的叙事，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5]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理论的代表之一是克洛夫斯基，他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对形式主义的原则进行了论述，并以此为中心对一些其他文艺理论观点进行了批评。[6]1928年，受德国学者席瑟尔、索伊福特和迪勃琉斯等对叙事结构成分研究工作的启发，俄国民俗学家普洛普出版了《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普洛普在民间故事领域里对形式进行考察并确定结构的规律性，他从俄国的大量民间故事中提取出三十一种功能，根据情节意义划分出三十一种人物行动，并对这些功能在故事里的分布规则作了具体说明。[7]这一方法成为结构主义人物理论的基础，被结构主义理论家们奉为精神源头。形式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初期影响了许多流派的大批学者，然而其对传统方法的决裂、其否定现实社会对文学影响的激进思想，也为其带来众多严厉的批评。但是，形式形式主义理论在若干方面已经走在了二十世纪一些重要思想之前。[8]它以形式结构为核心的艺术观点，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现代艺术运动，对六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常用来分析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广泛地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被表达出来。结构主义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注重其内部要素之间的关联。与传统小说批评理论相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9]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着眼点应为语言符号系统的内在结构，即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这些成分各自的历史演变过程。索绪尔的这一理论，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奠定了基石。[10]1966年，巴黎《交际》杂志第八期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题出版的专刊将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公之于众，标志着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诞生。[11]1969年，托多罗夫在《〈十日谈〉的语法》中，将作品分成“故事”、“序列”、“命题”、“词类”四个结构层次进行论述，并对层次部分进行再次细分和概括性推论，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12]1972年，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热奈特在其著作《叙事话语》中借鉴语言学术语对叙事学进行了系统地论述。该著作由顺序、进速、频率、语气和语态五大核心概念组成，阐述了叙事的构成的基本技巧，拓宽了叙事学的研究领域，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推向了高潮。[13]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除了以上代表人物和著作之外，还有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1966）、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1966）和《论意义》（1970）等。[14]
六十到七十年代，结构主义叙事学迅速发展，深度和广度都得到拓展。然而，结构主义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在七十年代后期遭到解构主义的强势反击。[15]1966年，德里达在霍普金斯大学宣读了其《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一文，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登台，也敲响了结构主义的暮钟。[16](www.xing528.com)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美国逐渐取代法国成为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心，陆续诞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各种所谓后经典叙事学派别；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将各种活动、各种领域均视为叙事的“泛叙事观”。后经典叙事学家注重跨学科研究，将其研究与女性主义文评、精神分析学、修辞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等学诸多其他学科相结合，大大拓展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丰富了叙事学的研究方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西方文艺界排斥形式主义的激进氛围有所缓解，解构主义的发展势头也逐渐回落，出现了更利于叙事学发展的大环境。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成为西方世界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流派。女性主义又称女权主义或男女平等主义，是指为结束性别主义、性剥削、性歧视和性压迫，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17]女性主义与叙事学理论相互结合，产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国学者兰瑟在其1981年的著作《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中，将叙事行为研究与女性主义相结合，探索叙事行为的性别意义，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诞生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18]布鲁尔在1984年的《放开说话：从叙事经济到女性写作》一文中考察了女性写作的叙事性，将对叙事性的研究与性别政治相结合，成为女性主义叙事的早期探索之一。[19]兰瑟在1986年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中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名称，对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20]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和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等著作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21]女性主义叙事学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开创者，其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政治融为一体的跨界行为，打破了西方学界长期以来的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对立局面，为后经典叙事学的开拓奠定了基调。
修辞性叙事学是叙事学与修辞学理论进行学科交叉的结果，它兴起于二十世纪中叶，在九十年代以后取得了长足发展。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将修辞学定义为“在特定情况下找到劝服方式”的能力。他认为这种能力来自“说话人的性格”、“影响说话人的情感”和“说话的真实性”三个方面。亚里士多德在该书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演说和论证的原则，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该书也被称为西方文艺理论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修辞学学理论的著作。[22]布思1961年出版的著作《小说修辞学》为修辞性叙事学的发展作了重要铺垫。布思在该著作中使用的“修辞”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文辞修饰和表现方式，而是指作品与读者的交流。布思不仅关注小说的技巧，同时注重作者与受众进行心灵交流的方式。[23]他在该书中提出的“隐含作者”、“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等，后来成为叙事学标准术语，奠定了叙事学理论发展的基石。[24]在修辞性叙事学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叙事学家查特曼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1978年的《故事与话语》中对“故事”和“话语”进行了区分，是其对叙事学最有影响的理论贡献之一。他借鉴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在对叙事结构的论述中将“表达与内容”和“内容与形式”的对立进行了交叉。该书对“性格”、“个性”和“精神特性”等的重新论述及其对“人物”的分析，是对结构主义叙事框架的突破。[25]费伦是美国修辞学领域的代表，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家之一。他在著作《作为修辞的叙事》中对隐含作者与“作者的读者”进行的多层次交流进行了论述。费伦借鉴女性主义、心理学和语言学等的理论方法，对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循环往复关系进行研究，其同时关注作者与文本技巧的研究模式，成了修辞性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特征。[26]
认知叙事学兴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认知科学与叙事学交叉形成，是当代众多跨学科叙事流派之一。认知叙事学派受格式塔心理学影响，研究读者对叙事的认知过程，关注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对读者产生的意义。[27]弗卢德尼克是认知叙事学的先驱之一，其1996年出版的《“自然”叙事学》是该领域早期理论的代表作。她摆脱形式主义叙事学的桎梏，提出了一种基于认知尺度的更加广义的“自然”叙事学，将研究的重心转向语用、接受理论和建构主义维度，拓宽了叙事研究的范围。[28]赫尔曼是当今备受瞩目的认知叙事学家，致力于经典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的结合。其著作《认知理论与叙事科学》对认知叙事学作了如下定义：认知叙事学综合叙事学和认知研究相关学科的概念及方法，旨在为叙事结构及叙事阐释等相关理论建构一个认知基础，以弄清叙事生成与理解中起作用的符号结构和认知资源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作为一种交叉叙事理论，认知叙事学旨在为叙事学建立认知基础，研究其背后的认知规律。[29]认知叙事学探讨文本提示、文类规约和认知框架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叙事理论之一，认知叙事学采用的相对科学的研究立场，是对西方文艺界长期热衷于政治批评的降温。[30]
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空前繁荣，各种学术思想和理论流派纷纷涌现，这对西方叙事学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素养。二十世纪初期在德国叙事学领域首先出现的形态学研究方法，对后来德国叙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为俄国形式主义叙事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二十世纪下半叶，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奠定了基石；巴黎《交际》杂志发行的关于叙事学理论及方法的专刊，则标志着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正式建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成为西方世界备受瞩目的政治文化流派，其与叙事学理论的结合催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作为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开创者，女性主义叙事学将性别政治与叙事学融为一体，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形式”与“反形式”之间的僵持对立，这种“跨界”行为也奠定了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基调。几乎同一时期诞生的修辞性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等，也是叙事学理论与修辞学、认知科学等进行学科交叉而产生的“跨学科”叙事流派。“跨学科叙事学”时代的到来，标志着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实现了对叙事学自身框架的突破与拓展。总体来说，西方叙事学是多种文化思潮相互哺育和碰撞的结果，它伴随着簇拥者的欢呼和批判者的责难，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流派交错、多理论并存的多元并进、错综复杂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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