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理论原本诞生于文学领域，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成长并迅速发展。如今，叙事学早已突破了其原有疆界，渗透进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成为一股风行不衰的学术风潮。与此相应，约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在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法学、政治学、医学等众多的学科领域之中，纷纷出现了吸收和借用叙事理论进行自身发展和改造的现象，形成一种泛叙事化的学术转向。
以海登·怀特、闵克、格林布拉特等人领军的“新历史主义”运动，是历史学泛叙事化的表现。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倡导突破传统学科文本之间的界限，揭示文学文本及其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1]海登·怀特在著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提出了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时的情节化和戏剧化的一整套模式。海登·怀特的著作奠定了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对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历史哲学到分析历史哲学的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2]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布鲁纳是心理学泛叙事化转向的代表人物，他强调文化、叙事与自我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人类只能在叙事的模式中建构认同”并在文化中找到其位置。[3]马一波和钟华在著作《叙事心理学》中阐述了叙事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对叙事心理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探讨。[4]布鲁纳对于认知心理学的新观点在教育学中得到了响应，引发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泛叙事化转向。[5]加拿大学者克莱丁宁和康纳利是教育叙事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们致力于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并对叙事研究中可能的“危险”保持警醒，对教育领域的叙事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大量的细致工作。[6]教育叙事研究在我国也产生了大量成果，例如学者吴为民和李忠在著作《教育叙事与案例撰写》中对教育叙事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教育叙事的内容与方法、叙事题材的选择、叙事案例的撰写等问题进行阐述。[7]
在社会学领域，二十世纪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就致力于寻求一种对社会现象和个人生活史进行叙事解说的方法；到了八十年代后，随着叙事理论的成熟和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叙事研究在社会学中受到了重视。[8]社会学家米尔斯很早就对社会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进行批判，呼吁“社会学的想象力”[9]；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提出了以“过程——事件分析”为核心研究策略以接近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强调“事件性的过程”的深度个案研究。[10]潘泽泉在《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一文中认为，“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学的方法论或基本概念“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或想象力限度”。[11]
新闻学领域同样吸收了叙事学理论的给养，其研究方法和范畴也相应发生了转变。迪克认为，新闻话语也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新闻中涉及团体、行业、机构、互动关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诸多社会因素。[12]在法学领域，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文书也受到来自叙事学的影响。布鲁克斯认为，法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相互竞争的故事，允许人们有不同见解。[13]政治学领域的泛叙事化转向，则产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后殖民主义叙事学等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的叙事派别。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女性主义与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政治相融合；[14]后殖民主义叙事学关注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文化话语权力的渗透，及其如何遭遇削弱和破坏；[15]詹姆斯·费伦和彼得·J.拉比诺维茨编著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收录了三十余位著名叙事理论家的文章，其中专列第三部分“叙事形式与历史、政治、伦理的关系”，亦有对后殖民叙事学问题的探讨。[16]马克·柯里在其著作《后现代叙事理论》中，将叙事学与政治化、解构主义和多样化的理论相融合，描摹出叙事学经历的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转变轨迹。[1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著作《政治无意识》中，把叙事视为社会象征行为，通过追踪历史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来解读形式的意识形态。[18]
除了以上所述，叙事理论在音乐、绘画、影视、网络、数字媒体、人工智能等众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在各个领域引发不同程度的泛叙事化转向。这种跨学科、跨媒介的泛叙事化潮流，对学界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www.xing528.com)
约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批评理论界开始兴起对空间问题的重视，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空间问题进行探讨，形成了所谓的“空间转向”。[19]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空间结构，不管是在现代绘画、建筑还是雕塑中，都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叶文化的基本美学问题，就像时间问题是本世纪最初一二十年主要的美学问题一样。”[20]空间理论家爱德华·苏贾在《第三空间》中写道：“二十世纪末叶，学界多多少少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而此转向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最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学者们开始刮目相看人文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21]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让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22]菲利普·韦格纳在《空间批评》中指出：“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和方式的各种可能性。”[23]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福柯认为，二十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联结、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24]
法国思想大师、“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亨利·列斐伏尔在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提出并全面阐释了“社会空间”理论，他强调“社会、历史、空间”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25]美国学者爱德华·苏贾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中，以一种开放式的空间思考模式提出了“第三空间”概念，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同时涵括在内并加以超越，力求抓住观念、事件、外观和意义的事实上不断位移的社会背景。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是一位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于空间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著作《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追溯了自十六世纪以来法国刑罚方式的转变，分析了司法观念及心理学、精神病学、法医学、建筑学等学科的发展对刑罚执行的影响，旨在通过剖解刑罚来分析权力的存在方式及实现。福柯以监狱为例，描绘了一部权力空间变化的谱系史。[26]
戴维·哈维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新空间体验，他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中写道：“空间的客观概念必定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空间不是静态的自然事实或中立的物质场所，“它们始终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了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27]莫里斯·梅洛庞蒂在其代表作《知觉现象学》一书中，基于人类知觉的解读，探究“身体”与“空间”的深层意义。他强调应将“空间”置于知觉的立场上进行考察，认为只有回到身体和知觉才能理解空间：“空间不是物体得以排列的环境，而是物体的位置得以成为可能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空间想象为充满所有物体的一个苍穹，或把空间抽象地设想为物体共有的一种特征，而是应该把空间构想为连接物体的普遍能力”；“我的身体在我看来不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在我看来也就没有空间”。[28]加斯东·巴什拉的著作《空间的诗学》运用现象学的方法从象征隐喻的角度对人类的栖居空间进行了独特而深刻的讨论。他在引言中写道：“我想要研究的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形象，那就是‘幸福空间’的形象；……我的探索目标是确定所拥有的空间的人性价值，这一空间就是抵御敌对力量的空间，也是受人喜爱的空间；出于多种理由，它们成了‘受人赞美’的空间，并由于诗意上的微妙差别而各有不同；它们不仅有实证方面的保护价值，还有与此相连的想象的价值，而且后者很快就成为主导价值；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被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29]他在著作中深入讨论了房屋、巢穴、贝壳、抽屉、箱子、柜子、角落等空间原型意象，对人类精神空间给予了极大关注，认为空间并非冷漠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幸福居所。
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向”与整个学界的“叙事转向”相伴发生，互为因果，使得叙事和空间问题的传统定义和理论体系受到强烈冲击，导致了“叙事空间”的维度扩张，“叙事空间”指涉的内容变得异常丰富。以上所述的论著，虽然并未专门论述“叙事空间”，却在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向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叙事空间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梳理“叙事”与“空间”的关系，对“叙事空间”进行重新定义并建构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