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设计的目标型推导和因素相关法

因素相关法通常适用于目标导向型预测，其基本思路是寻求人口变量与人口以外的外生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并假定基于历史数据的数量关系能够应用于未来，在此基础上通过作为目标的未来相关变量确定人口变量（图6-5）。

以外生变量引起的非常态人口变化中，外部因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大型项目或区域政策导致的人口迁入和集聚；即使在趋势导向型的常态人口变化中，非人口的外生因素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区域人口会受到土地、水、生态资源等制约不可能无限增长，从而界定了区域人口增长的极限。

图6-5

图6-5中，因素相关法预测思路很明显，资源环境和经济产业是影响人口的两大相关因素，前者通过需求吸引人口从而导致人口增长，后者通过支撑承载限制了人口的最大容量。

1.经济相关——劳动平衡法与就业乘数法

经济相关法通过经济指标与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从而依据经济指标预期推导人口指标。该方法遵循“经济—劳动力—人口”的分析路径，通常适用于大型项目主导的发展模式。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平衡法遵循的即经济相关法的思路，根据经济发展计划确定劳动力用工计划，再根据总人口与劳动力的比例即带眷系数推算总人口，其假定条件为：经济发展、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数量之间保持恒定的数量关系，或者可通过预期对这些数量关系进行调整。在劳动平衡法中，生产部门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即基本人口B 通过计划制定，为基本人口服务的劳动力为服务人口S，其余人口为非劳动人口或被抚养人口F。其公式为：

P=B+S+F=Bαβ

式中，P 为人口，B、S、F 为基本人口、服务人口和被抚养人口，α为劳动人口与基本人口之比，β为总人口与劳动人口占之比即带眷系数。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大型项目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弱化，基本人口的确定变得十分困难，劳动平衡法已经逐步失去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劳动平衡法类似的为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就业乘数法，根据投入产出理论，一行业的产值、就业与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间存在着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因此可以计算出某行业的单位产值或就业增长能带动其他各行业的产出和就业增长，从而能够计算出该行业单位产值或就业增长对整个经济产值或总就业的带动作用，这种放大作用被称为“乘数效应”，如将某行业增加就业岗位属记为B，该产业就业的乘数为α，带眷系数为β，则根据投入产出理论可得到P=Bαβ，尽管与劳动平衡法一致，但此处的α为某行业的乘数。显然，此种方法特别有利于大型项目主导的发展模式，通过大型项目的就业人数，可以推导出总就业人数和总人口。

经济相关方法理论上较为直观，但具有以下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经济、就业和人口之间的关系以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但这些关系很难掌握。未来的行业发展水平、行业单位产出所需劳动力数量、行业间的就业投入产出，甚至带眷系数均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迅速，将源自观察数据的数量关系用于未来预期存在着较高的风险。其次，该方法在理论上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在单一投资主体的情况下，“投资—就业—人口”的逻辑清晰，但在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及的自我就业普遍的情况下者，将导致“人口集聚—投资增加—经济发展—人口集聚”的循环论证。这些劣势使得该方法仅适用于大项目投资明确且居住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

2.要素制约——承载力法

承载力法通常根据关键要素制约推导区域的最大或最适承载力，同样是一种目标导向的预测。尽管理论上很多趋势预测并无上限——逻辑斯蒂模型方法除外，但实际上区域中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诸如可开发（建设、耕种）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因此在最新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要求进行“双评价研究”，其中一个评价就是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尽管有些时候也将一些人工设施基础作为承载力依据，诸如城市供水设施能力、能源供应等作为约束，但考虑技术进步因素，这些人工设施方面的约束是可以解决的，因此要素约束主要考虑资源及环境约束。(www.xing528.com)

资源承载力方法的思想十分简单，可统一表达为如下公式：

P=M／m

式中，P 为人口，M 为区域资源量，m 为人均最低或最适资源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m 的度量和确定十分困难，m 值的确定受研究目标和价值判断的影响。从研究目标上看，首先可以分为最大承载力和最佳承载力，判断最大承载力时m 选择最小指标，判断最佳承载力时m 选择合理指标；其次，针对城市和区域整体也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以水资源为例，城市人口规模仅考虑城市用水，而区域人口规模需考虑数量可观的农业灌溉用水，区域间农产品贸易的广泛存在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从价值判断上看，目前所有标准的确定多为经验性的，并无明确或权威的标准，如仅以城市建设用地而言，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多少最合理？人均建设用地的最低极限在哪里？这些问题尚缺乏合理的解释。

除规划中通常考虑的土地、水资源承载力以外，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普及，生态承载力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其中最著名的“生态足迹”，指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维持特定人口单位所需的生物性生产土地（biological productive land）的面积，生物生产性土地包括耕地、草原、森林、化石能源土地、建设用地和水域6类，并可通过均衡因子折算为统一单位，而产量因子被用于不同国家的同类生物性生产土地生产力的差异度量。

根据人均消费物品及其对应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可计算出人均生态足迹：

式中，EF 为人均生态足迹，i为消费的物品种类，ci为人均消费量，pi为单位i 物品对应的生物性生产土地面积。

而从区域供给的角度可计算人均生态承载力：

式中，j为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aj为区域人均j 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rj为均衡因子，yj为产量因子。

根据区域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的比较，EC-EF 为区域的人均生态盈余，EF-EC 人均生态赤字。

可见，生态足迹方法实质是在世界平均生产水平下提供了不同区域生态供给和需求的比较度量，其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单位表现为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并未涉及规划人口分析中所关注的人口规模。将其进行适度转化可变为区域人口生态容量问题，假定区域现状人口数量为P0，则区域在特定人均生态足迹下的人口容量为：P=P0.EC／EF。

生态足迹法的本意在于度量、比较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供给和需求，利用生态足迹法进行分析人口生态容量时需注意以下问题。首先，生物性生产土地的分类未考虑到类型之间的兼容问题，比较典型的为化石能源用地，其含义是用于吸收化石能源环境污染的用地，实际上林地与化石能源用地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兼容的，即林地不仅具有产品功能，也具有吸收化石能源环境污染的功能；其次，生物性生产用地与宜居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类聚居环境与生物聚居环境选择具有很大的不同，并非所有生态富余区都适于人类居住，如热带雨林和亚寒带泰加林。最后，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忍受生态赤字率或生态阈值问题尚未明确，从总体上看，生态足迹建立在区域均衡的思想上，但由于区际贸易的广泛存在，跨区域解决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由此可导致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高度不均衡，在排除生活物品所需生物生产性用地后，仅出于生态环境的最低生态足迹仍不明确。如日本的生态赤字远高于我国，但其生态环境质量并未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