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前世界经济的不断转型,无论是德国“工业4.0”还是“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都强调了高技术人才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主要以培养高技术人才为目的的职业教育也即将面临新一轮的改革。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时期的中国在不断“引进来”的同时,还伴随着“一带一路”的“走出去”,使中国的产品、技术、人才等也在不断“走出去”。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不掉队、不落后,核心在于提升我国的教育竞争力。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行为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提升职业教育的竞争力在新时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它改变了原有的世界格局,使世界各地开始融为一个整体。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并逐步确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在这次工业革命中,美国与德国抓住机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登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量第一位与第二位的宝座。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工业革命之于一个国家,无疑是一件大事,意味着巨大的机遇、新的国际地位。
2010年7月,德国联邦教研部(BMBF)提出了名为《德国2020高科技战略》(2020 High-tech Strategy for German:Idea,Innovation,Growth)的报告,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战略重点之一中列出的11项未来规划,这是德国在为未来的竞争加码。之后,在2013年的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提出了“工业4.0”[3]。
除了德国在为未来竞争做出积极准备之外,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第一的美国也在为摆脱经济危机与迎接未来挑战的关键时期提出了自己的“工业4.0”计划,即2012年启动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该计划由美国商务部、国防部和能源部等三部门领衔,相关联邦部门参与合作,以协调各部门来发展先进制造的政策[4]。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英国,在反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落后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追随的历史事实之后,发现“相对于其他发达的工业国家,其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日益下降,在2013年形成了《制造业的未来:英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报告”[5],遂有了《英国工业2050计划》。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行为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在经济发展中自然也离不开其身影。德国作为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强国,其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被称为“秘密武器”的双元制(Dual System);澳大利亚以TAFE模式(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技术与继续教育)作为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基础,整合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培训体系、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与类型的教育形式而形成了AQF(Austral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为本国的学习者提供了国际化的教育与培训模式,以便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英国以QCF(Qualification and Credit Framework,资格与学分框架)为模板规范了全国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学术教育,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资格认证模式,使相关行业整合到一起,交易成本下降明显,提高了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之间的效率,使受教者、受训者更能扎实的提升自身能力,继而使国家竞争力得以显著提高。
(二)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www.xing528.com)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其所带来的巨大福利,反而承担了恶果,被西方列强蹂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为了更好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在努力地发展自己。从“一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的持续推进,从人口大国向人力大国的迈进,现今也在努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奋进。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理应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与发展贡献出自身的力量。中国是人口大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人口优势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多劳动人口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遂有了“世界工厂”之称。然而,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12年,我国总劳动力数量达到顶峰,之后便开始负增长,劳动力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将在2013年。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013年发文指出:“随着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会产生新的人口红利。我们正在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进入技工时代,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以拥有较高技术技能、但低于发达国家技工价格的人力形成新的人口红利,从而中国还将从技工时代转向高级技工时代。”[6]对内处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时期,需要稳步改革;对外为了在与德国、美国、英国为首的制造强国引领的新一轮竞争中不再落后,中国也响应并抓住“工业4.0”的机遇,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划,力争在新一轮的发展中,也要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我国在2012年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长期积累的矛盾与冲突,使我国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7]为此,我国政府部门十分重视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在新时期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伟大目标来解决国内的一系列矛盾,同时,也是为了迎接来自国际的竞争。
2014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明确要求“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完善支持政策,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8]2014年9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号),进一步强调开展现代学徒制对我国进一步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战略意义,即现代学徒制可以推进行业、企业全面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实现“五个对接”,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针对性。[9]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全国各地职业院校都纷纷展开了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但现代学徒制的中国化实践还有许多理论问题亟待解决,如现代学徒制与过往职业院校积极开展的校企合作有何本质不同;现代学徒制是否仅仅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校企合作的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能否支持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运行;各利益相关者能否在现代学徒制实施过程中实现利益均衡;如何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学徒制构建的基本经验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运行机制。
目前,我国推行现代学徒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政策基础和实践基础,但“现代学徒制”在我国的发展还比较缓慢,我们并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制度模式进行发展。通过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以及对中职校和企业调查,可以发现中职校在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借此进行分析,为四川省中职校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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