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玫瑰苑往事，兰大毕业生杨剑锋的回忆

作者简介

杨剑锋，兰州大学中文系1996届毕业生，现居上海。

1992年秋，我从江苏徐州来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进入中文系读书。在学校天水路本部6号楼住了一年之后，与中文系一起迁入一分部的玫瑰苑，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三年大学时光。

从本部家属院南端的天水路十字乘上长长的手风琴式的33路无轨电车，向西一直坐到终点站，再下车步行10分钟，就到了当时的兰大一分部。与位于繁华市中心的本部相比，地处郊区的一分部显得异常冷清、荒凉，荒凉得连大门都没有。校园面积其实并不算很小，但西边是一大块寸草不生、坑洼不平的足球场，从来没有学生到这里踢足球，南边是一片树林，说是树林，其实刚刚种上树苗，细如竹竿。校园中间的衡山堂是一座四层建筑，也是一分部唯一的教学楼。衡山堂北侧，隔着一条小路是块不大的空地，虽然同样寸草不生，但方方正正，离宿舍楼很近，因此每天下午都有不少人在那里踢足球。这是一分部最热闹的区域。空地西边是一座低矮的建筑，样式很别致，这是食堂和图书馆。西地东边、东北，就是学生宿舍楼了。

在中文系迁来之前，已经有哲学系、法律系、马列系等几个文科系搬到一分部了。与中文系同时搬来的，还有新闻系。校园东北，建了三排共六七幢V字形的学生宿舍楼，分别起名为牡丹苑、芍药苑、丁香苑、玫瑰苑等等。

玫瑰苑位于校园东北角，处在学生宿舍楼的最后一排，在牡丹苑和芍药苑之间。这是一个呈V字形的小楼，共6层。由中间的楼梯口进去，每一层分左、右两个单元，每个单元有4间宿舍，每间宿舍4名学生，上、下铺，每人一个小桌子、一排小书架。宿舍面积要比本部六号楼男生宿舍小得多，但住的人数也少，而且有个小阳台，因此住宿条件总体来说比本部更加优越。每个单元共用一个卫生间，还有一个公共空间，与走廊连在一起。

玫瑰苑的一楼是九〇级的男生宿舍，当时他们已经临近毕业，经常关起门来打麻将。二楼的左边单元是中文系办公室，右边单元是系党委和团委。在当时，系办公室安排在学生宿舍楼，这大概在全国高校里也是不多见的。以现在的标准，虽然办公条件不算太好，但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真是方便极了。考完试，作为班长的我经常到系办公室找教学秘书徐文鹏老师领取考试成绩，也常常能够见到来办事的老师们。二楼右侧单元的系党委和团委办公室，是学生干部与系团委书记霍红辉老师开会组织学生活动的地方。记得刚搬来不久，我们就组织了一次大型活动，我经常和当时的系学生会主席张玉国、九一级的班长谢泰峰等学生干部一起到霍老师办公室开会。霍老师擅长组织各种活动，工作水平高，为人却很平易，我们有时甚至当面称呼他“老霍”，霍老师也欣然接受。霍老师那时虽然留着大胡子，其实年纪并不大。

三楼是九一级的男生宿舍。我们九二级与九一级来往相对比较多，那时的九一级各方面都很优秀，是我们追赶的目标、学习的榜样。不过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九一级有位师兄喜欢弹吉他，经常抱着吉他在走廊上纵声高唱张雨生的《大海》，整幢楼都回响着他豪放的歌声。(www.xing528.com)

四楼就是我们九二级的男生宿舍。我住在4012房间，即左边单元的第二间。我的三位舍友，第一位是来自湖南的易博文，住在我上铺的兄弟。有才，但深藏不露，露则一鸣惊人。毕业后，他去了湖南日报当记者。第二位是来自辽宁锦州的杨伦。我的这位同宗长得高大帅气，字写得很漂亮，在宿舍的墙上手书了一幅“梦里回到唐朝”。杨伦帅哥喜欢穿衣打扮，喜欢刘德华，喜欢古典文学，喜欢武侠小说。后来他读了赵学勇老师的博士，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金庸的武侠小说，现在河南某高校站讲台。第三位是山东才子崔玉峰。崔才子深默寡言，当年以山东省前50名的高分考上兰大，读书时却喜欢上了绘画，经常坐在阳台上埋头画画。读书画画之余，他承包了我们班所有活动的美术和墙报任务。不过，毕业后他转行，到山西某高校教广播电视去了。

五楼、六楼就是各年级的女生宿舍了。一分部的宿舍是男生女生混住的，这在高校里恐怕也并不多见。每到用餐时间，楼梯上男生女生端着饭盆来来回回，女生们莺声燕语，叽叽喳喳。不过，除非有事，我一般很少上五楼、六楼。

每天早晨，我会在校园里跑几圈步，然后到食堂打饭，吃完早饭夹着几本书去衡山堂上课。衡山堂、宿舍楼、食堂之间相距不过百米，步行三五分钟就能到达。系主任柯杨教授的民俗学、张崇琛教授的先秦文学史、庆振轩老师的两宋党争与文学等课程最受大家欢迎，其他老师的课程也各有特色，比如王传明老师的诗词写作、张文轩老师的训诂学。有时候中午12点还没有下课，大家不免饥肠辘辘，比较调皮的女生会有意按一下自动语音报时的手表，提醒老师下课，引起满堂师生轻笑。晚上，衡山堂会有辅修班上课，空着的教室就是大家自习的好地方。衡山堂也常常会举办各种讲座，不管是校内教师主讲还是校外名家莅临，几乎每场讲座都会吸引很多同学，甚至阶梯教室也都爆满，就连过道上都是来听讲座的同学，兰大的学风由此可见一斑。后来我到上海工作，发现这种求知的热情即使在上海的名校中也很少见到。

上课之余，我喜欢在宿舍读书自习。左边崔才子总是沉默着，偶尔举起大玻璃杯咕噜咕噜喝几口水，再“咚”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右边，易才子看几页书，起来背着手踱上几步，嘴里轻声哼唱：“没有烟抽，没有酒喝——”壁隔的李海忠、王波等同学也常来串串门，吹吹牛，聊上两句。虽然不总是那么安静，但我还是喜欢在宿舍里读书。累了，站在小阳台上活动活动筋骨，抬头可以看到兰州南郊光秃秃的群山，不远处是兰州热电厂的两个巨大的冷却塔，白色的水蒸气从双塔中滚滚冒出。如果有事，你可以随时串个门，也可以站在阳台上呼朋唤友。

每天下午，校园中间的那块土操场是最热闹的地方。虽然条件极其简陋，但我们在这里踢足球、打篮球，与九一级、九三级组织比赛，挥洒汗水，乐在其中。到了晚上，唯一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了。如果要看电视的话，比如当时如日中天的甲A联赛，就要走出校园，到马路对面小巷里的面馆，叫上一碗牛肉面，边吃边看。面馆的顾客几乎都是一分部的学生，大家一起看比赛，一起为进球欢呼。这个场景在多年之后一直都是我关于一分部的最美好的回忆。1994年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们几个学生干部成功地拿到了中文系党委办公室的钥匙，那里有玫瑰苑唯一的一台电视机，而且办公室面积也较大。半夜2点多钟，大家静悄悄涌进来，坐的坐，站的站，有的干脆坐在地上，收看精彩的足球赛。那一届世界杯，意大利队的巴乔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在意大利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中，巴乔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把比分扳平，并在加时赛中打进一球，引爆了我们的激情。只是，在欢呼时我们不得不尽力压低声音，以免吵到楼上的女生。看我们看来，那一届在中文系党委办公室观看的世界杯是历年来最为难忘的。

有时候，来到天水路学校本部，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会有些羡慕，有些眼红。但回到一分部，回到玫瑰苑，才能感受到那份校园的宁静。在赶写论文的深夜，在朝阳初照的清晨，在细雨蒙蒙的玫瑰苑，在尘土飞扬的小足球场，有着我们最美的青春。

1996年的那个初夏，我们在一分部校园种下大片树苗之后，搬离了生活了三年的玫瑰苑，在火车站洒泪而别。二十年后，当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重返一分部时，我们亲手栽种的树苗已经长大，绿树成荫，而玫瑰苑也变成了青年教师公寓，中文系办公室早已搬离。当年教过我们的恩师，多数已经退休，有的已经离世，其余的也青春不再，垂垂老矣。但在我们心目中，玫瑰苑、中文系以及可敬可爱的老师们，永远都在这里，从未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