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长江，男，现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刊《法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高级编辑。1983年8月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7年7月毕业分配至黑龙江日报社。曾任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新闻传播》杂志总编辑，黑龙江经济报社常务总编辑。黑龙江新闻奖评委，黑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优秀人才，黑龙江报业杰出报人奖获得者，中国经济传媒新闻传播领军人物。
新闻作品多次获中国新闻奖和黑龙江新闻奖。承担完成省级社科课题多项，发表论文、出版论著几十篇（册）。
有一幕经常在我的脑海里萦回：在寒冷的冬夜，妈经常半夜爬起来，或趴窗户，或披衣去屋外，然后裹着一阵寒风进来。小孩子觉大，有时稀里糊涂地问妈干啥去了，妈总是回一句“看三星去了”。
“三星”有什么好看的呢？！心里想着疑问着，却又不管不顾地一头睡去。
妈说的“三星”，是指天上的猎户座的三颗星宿，他们在天空中的不同位置，表示着每天的不同时间。妈每天大早地看“三星”的位置，估摸大约的时间，是起来做饭，还是再眯一会儿？
家穷，没有表，不知道时间点儿，很憋屈。但妈有办法，练就了看天文知时间的本领。
小时候家里人口多，吃饭问题勉强温饱，座钟挂钟手表啥的都属于大件，是没有闲钱去置办的。人口多，主要是孩子多，上学需要时间点儿，需要提前做好饭，不能耽误上学。
这个时间点儿的把握，夏天还好一些。夏天亮天早，看天边的鱼肚白，或听鸡叫，时间都掌握得差不离儿。但冬天这些招儿就不灵了，亮天晚不说，早晨七八点了都还是黑黢黢的，鸡也睡懒觉了，不声不响地缩在温暖的角落。但妈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不知道是自己悟的还是从上辈那里学来的，望天空看“三星”可以估摸时间，而且能估计得八九不离十。那些年，不论是孩子们上学，还是爹爹、哥姐们出门，都没有因时间耽误过事儿。
那时候我家的时间，是混沌着的。
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我1983年考上大学，我家就只拥有过一个座表，还是二姐出嫁后送的。
那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事儿了。那是二姐出嫁后，深感娘家没时间点儿的不方便，自己攒了几块钱，特意上县里买来送娘家的。记得那是一块机械座表，结构简单，需要上弦才能转动，走得还算平稳，只是时间是不大准的。(www.xing528.com)
农村没啥大事儿，时间早点晚点，表的准确与否好像也没什么打紧，既不用上九天揽月，也不用下五洋捉鳖，没什么着急事儿。
那时候我家的一个乐事，就是给表上弦。我们哥姐弟妹的，谁看着都拧几下，听着吱吱的声音，仿佛把握了时间，与时代同步了。
我第一次需要准确时间，是在高考时。家里没有手表，特意去二姐家借的，是块上海表，机械的，比较旧了，也不太准称。因为没用过手表，不太会使，还是跟二姐现学的。高考那几天，我把表放在枕头底下，时不时地拿出来拧一拧上上弦，看看走不走，总在担心表不动弹了，耽误高考大事。好在表很给力，一切顺利。
上大学后，起床、上课、休息啥的，时间显出重要性了。记得那时用得最多的是电子表，就因为它便宜，才几块钱，最贵好像也就十几块钱，比上海表、西铁城表啥的便宜多了。好像也有贵的好的，但买不起。还真是应了那句俗话了，便宜没好货，电子表便宜，但容易坏，喜欢运动的我不是表蒙子打了或掉了，再不就是进水了，不能用了，因为没地方修去，也没人愿意给修，总共才几块钱的东西，咋收费啊？四年大学，电子表用坏了好几块吧。
后来毕业上班，住在集体宿舍，吃在大食堂，大帮哄，随大流，做编辑工作时间性不太强，表的问题就一直也没在意。一是挣得不多用钱地方多，二是喜欢运动，伸胳膊撂腿的，戴着表也不方便，打碎了还心疼，干脆就省了。
我的第一块表还是结婚后媳妇给买的。媳妇说，男人三件宝，腰带、皮鞋和手表，男人没手表怎么行？硬是拉着我买了一块当时的国产名牌——飞亚达电子表，一千多，贵着呢，要知道，当时月工资才二三百块钱啊。
飞亚达表我戴了挺长一段时间，因为好使，也没换过其他表。手机出现后，可以看点儿记时间，干脆不戴表了，嫌麻烦。
时间的紧凑，那还是有了儿子后。为他经常忙得脚打后脑勺儿，为看时间的方便，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家每间屋子里，无论厨房、卧室还是方厅、洗手间，都有记录时间的表——挂着的座着的，电子的机械的，进口的国产的，它们都是自由自在，各走各的，也不知哪一个指示的时间是准确的。大家心照不宣地都知道哪个表快几分钟，没人去校正，所以每个房间都记载着自己的日出日落。
时间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一片片叶子和花上。春去春归，晨昏在每一个月圆月缺中轮回。
前几天收拾屋子，拾出了上海表，上上弦，还嘀嗒呢，心里窃喜一番；飞亚达表，也还在呢，只是不知停在了哪一年的这一刻。物是时非，心中些许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
是啊，时间哪儿去了呢？环顾四周，打量上下，发现时间从没有无缘无故溜走，它还在呢。看，时间在泛黄的记忆里，时间在眼角的皱纹中，时间在长大的孩子的身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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