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过杭州西湖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保俶塔，它屹立在西湖北端的宝石山上，俊秀挺拔，傲指青天，与西湖南端著名的雷峰塔隔湖相望。早在1793年，随马戛尔尼特使团来到杭州的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就曾经给我们留下了一幅描绘两塔隔湖遥对的水彩画。有趣的是，这两座宝塔均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且两者都与吴越王钱弘俶有关。“雷峰夕照”自南宋以来就是“西湖十景”之一，因明嘉靖年间曾遭受倭寇的焚烧，雷峰塔后来仅剩残缺的砖砌塔身，在夕阳照射下，益显其暮色苍凉。保俶塔也曾遭受过多次灾难，只剩下了残缺的砖砌塔身，但是它的形状削尖，犹如破土而出的春笋，再加上它所处的位置较高，塔尖最先沐浴东升的旭日朝霞，所以“宝石流霞”后来也成了“新西湖十景”之一。故而明末的杭州名士闻启祥将这两个景色合在一起加以评说：“湖上两浮屠，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1)
由于2000—2002年间，浙江省对雷峰塔的地宫进行了考古发掘，并且重建了倒塌近80年的雷峰塔，使我们对于雷峰塔的历史有了一些新的了解，现已出版关于雷峰塔历史的书籍和论文也数量众多。令人遗憾的是，保俶塔在这方面就比较欠缺，在西湖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今天，我们在国内仍然找不到一篇有价值的追溯保俶塔历史的学术论文，现有相关中文文献内容仅限于地方志中的片言只语和一些民间传说。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几位西方学者在清末民初时期就对保俶塔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甚至还进行过精深的研究，这些研究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柏石曼1924年成为西方教育史上最早一位专攻中国建筑的建筑学教授
早在1909的春天，一位名叫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的德国建筑师就来杭州对于保俶塔进行过实地考察。这位柏石曼最初是于1902年被德国政府派到山东胶州半岛的德国殖民地来担任主管建筑事务官员的。在之后的两年中，他常有机会访问天津、北京和山东各地，中国古建筑将中国传统哲学和宗教思想与富有特色的民族建筑艺术形式完美结合的特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开始系统研究和探讨中国建筑的美学和宗教意义。
回国之后，柏石曼制定了一个全面考察中国古建筑的研究计划，并且在约瑟夫·达曼（Joseph Dahlmann）教授和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Freiherrn v．Richthofen）的帮助下，成功地向德意志帝国政府申请到了一笔为期三年的专项研究基金。这使得他能够在1906-1909年间心无旁骛地从事学术研究，跋山涉水，行程数万里，对于当时中国十八个行省中十五个行省的古建筑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他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拍摄了8000多张精美的照片，并且画了近千张速写和建筑测绘图。为了将这批资料研究、整理和出版，柏石曼付出了他毕生的精力。(2)
柏石曼对于保俶塔的考察具有独到的眼光。首先他注意到了建筑与景观的对应关系。从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出发，位于西湖北端的宝石山与西湖南端的南屏山遥相呼应，正是建宝塔的理想位置。作为佛教最高圣物和整个西湖大环境中的两个关键穴位之一，保俶塔具有一种调节天、地、水之间关系的神奇力量。除了周围景观之外，宝塔建筑本身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也是柏石曼考察的对象。柏石曼是最早研究中国的各种宝塔，并且将它们分门别类的西方学者。他根据宝塔的结构和形状，将它们划分为级塔、天宁方塔、叠层塔、层塔、外廊层塔、琉璃塔、石塔和群塔等八个主要类型。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和保俶塔均被他列入了层塔（stockwerkpagoden）这一类型。他正确地推断出保俶塔原来是有木制外廊和飞檐结构的，并且指出该宝塔在元朝的至正年间（1341—1368）、明朝的成化年间（1465—1488）和明朝嘉靖元年（1522）曾数次被烧毁，而每次被毁之后，都是由和尚出面重修的。(3)
另一位对保俶塔有浓厚兴趣的西方学者是原之江大学第四任校长、美国传教士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1908年来到杭州，在美国北长老会主办的育英书院（之江大学前身）工作之后，费佩德便开始为一部名为《杭州-浙江游记》（Hangchow-Chejiang Itineraries，1918）的书查阅中文的地方志和撰写英文文本，以及拍摄作为书中插图的照片。从那时起，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费佩德一直在增补和再版这部介绍杭州风景和历史文化的畅销书。(4)
宝石山上的保俶塔和周围的建筑（柏石曼，1909年）
杭州北里湖和宝石山。甘博的这张照片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北里湖北岸一些老房子的外观和宝石山上的保俶塔及其东、西两边的建筑。照片显示，保俶塔已经年久失修，塔身中段的外包砖层已经有所剥落，而且塔身的中段和上部都长出了一些小树。宝石山山脚处建造了不少房屋，既有中式建筑，又有西洋式建筑。北里湖的边上只有一条狭窄的石板路。
作为西湖边一个重要的景点，保俶塔自然也是费佩德关注、研究、拍摄和描述的对象之一。由于并非专业的建筑师，费佩德对于宝塔本身的结构，以及建筑与景观之间关系的了解并不像柏石曼那么专业，但是他对佛教有较深的了解，对杭州的地方志有广泛的涉猎，尤其是他在杭州生活和工作，对于当地的情况和人文地理知识了如指掌，所以他的描述也有其特定的价值。例如保俶塔所在的宝石山上有一大块地方曾经被英国安立甘会属下杭州广济医院院长梅藤更所租赁，将保俶塔圈在了里面，并在宝塔的东西两面分别建了两座房子。一般人想要近距离见到保俶塔还不太容易，所以给它平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曾经担任过旅杭西教士联会会长的费佩德与梅藤更之间相互熟识，所以要了解保俶塔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例如过去人们只知道梅藤更曾经在保俶塔的旁边建过一个广济医院的肺病疗养所，而费佩德则在《杭州游记》（1929年）一书中提及保俶塔时却明确指出，该塔的旁边不仅有肺病疗养所，而且还有一个广济医院的康复院；在保俶塔的北面，即宝石山的后面，另外还有广济医院的麻风病院。(5)
然而，费佩德对于保俶塔研究的最大贡献并非他自己的著述，或是他所拍摄的照片，而是基于下列事实，即当1931年一位专门研究佛教建筑的丹麦建筑师艾术华（Johannes Prip-Moller）来杭州考察时，正是费佩德向他详细介绍了杭州西湖边佛教寺院建筑的背景情况。艾术华本人不懂中文，所以无法查阅和参考相关的中文史料，而费佩德正好精通中文，而且对于杭州的各种地方志也了如指掌，所以艾术华在考察保俶塔的历史时，完全依赖于费佩德此前的研究。我在丹麦皇家图书馆的善本特藏室里还看到了费佩德亲自签名赠送给艾术华的一些自己拍摄的杭州照片。在费佩德的无私帮助下，艾术华五年后终于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将保俶塔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费佩德起了甘当铺路石和引路人的角色。
保俶塔与左右两边的广济医院疗养院和肺病疗养所（甘博，1917年）
艾术华于1889年5月17日出生在丹麦的路德科滨。1920年，他从丹麦皇家美术学院毕业，拿到了实用工艺美术硕士学位，同年又成为了丹麦皇家建筑学会的会员。随后他去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一年，从那儿又拿了一个理学硕士学位。随即他来到中国，先是在北京学汉语，接着就到满洲里的奉天（沈阳）开办了一个建筑行，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他为西方在华的传教使团建造了不少医院、教堂、学校和青年会建筑。之后他去意大利和叙利亚做了两年的考古工作。1929年他再次返回中国，在一个基金会的资助下，花了近五年的时间，走遍大江南北，考察中国的佛教寺院建筑。(6)就是在这次旅行中，他来到了杭州。
专门来华研究佛教建筑的丹麦建筑师艾术华（约1935年）
艾术华的《论杭州保俶塔的建造历史》一文于1936年刊登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会刊》第67卷(7)上。与柏石曼和费佩德的描述相比，艾术华的文章在论述保俶塔演变史方面更为详尽，也更具有说服力。因为当他于1931年来到杭州时，保俶塔已经破败不堪，外墙的剥落使得原本包裹在里面的旧塔裸露了出来，使他有机会观察到宝塔的内部结构。凭借犀利的观察力、扎实的专业背景知识、确凿的证据和费佩德向他介绍的保俶塔历史传说和记载，艾术华对于该宝塔的发展演变史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独特观点。这篇论文专业性很强，用了不少建筑学词汇，本文作者作为门外汉很难用汉语来准确表达。所以下面仅撮要介绍该文提出的一些论点，进行初步的介绍。
按照费佩德在各种地方志中所收集并向艾术华提供的信息，关于保俶塔的起源有以下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宋代开宝年间（968—976）的吴越国地方官吴延爽要求一位名叫善导的和尚在宝石山上建一座九层舍利塔。大约过了三十年，即宋代咸平年间（998—1003），另一位永保帅叔和尚在重修该宝塔时去掉了两层，使之变成了七层。按照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一部地方志的说法，永保是一位苦行僧，人称帅叔。因此，该宝塔开始被人称作保叔涌幢。第二种说法是，吴越王钱弘俶奉召入京去面见宋太祖，在北宋的京师开封滞留未归，此地的老百姓为了保其平安，专门修建了这座宝塔，名曰保俶塔。
保俶塔外墙的剥落露出了包裹在里面的内塔（艾术华，1931年）
保俶塔外墙的剥落露出了包裹在里面的内塔（艾术华，1931年）
艾术华认为这两种说法为这座宝塔的最初建造提供了相同的日期，即它建于吴越王钱弘俶在位期间（952—978）。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说法中提到了建塔三十年后的一次重修，而第二种说法没有提及重修，并认为宝塔的名称在初建时便已确定。
在仔细观察了这座宝塔所在之处的狭隘地形之后，艾术华大胆地提出，宋开宝年间所建的那座宝塔并非此地最早的建筑。因为当时尚可肉眼观察的宝塔墩座可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部分：墩座的西部或西北部边缘是从岩石上直接凿出来的，手法粗犷，岩石上清晰可见尖利的凿痕，尤其是在墩座的表面部分。在墩座的西北角，甚至还在岩石上雕凿出了三个通往墩座顶部的阶梯。这些石阶和墩座西北面边缘的方向都表明，这儿本来有一个比现在的宝塔要小许多的建筑墩座，位于宝塔西面部分。当时保俶塔的墩座高约65厘米，其东、南、北这三面都是用长方形的花岗岩石块垒起来的，这些用石块堆成的墩座与西面在岩石上直接凿出来的墩座在那三个阶梯的南部和北面的西角衔接在一起，使旧建筑的基座与宝塔的墩座合二为一。
在由这两点所限定的一个区域内和保俶塔的基础部分，显示出在墩座边缘内侧有一个略微凸起、高约8厘米的平台。这个凸起平台的轮廓与旧墩座的边缘直线融为一体，形成一条不间断的曲线。这表明那个旧墩座也是圆形的，上面留下了五个3-4厘米深、25厘米宽的不规则浅洞，以及第六个浅洞的痕迹。它们沿着边缘的曲线展开，相互之间保持着基本相等的距离，其中有两个浅洞在艾术华所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旧墩座的表面是深褐色的，而那两个浅洞则呈白色。
宝塔西边的地面正好跟前述那三个石阶的底部持平，而在宝塔的东边从墩座下到地面却有两段石阶的距离，如上图所示。下面的这段石阶是从岩石上雕凿出来的，并可继续通过另一段石阶或斜坡连接到旧墩台上去。由于旧墩台的位置在宝塔的西面，所以就有必要对从东面通往宝塔墩座的阶梯重新进行调整，而且旧墩座也须增添用花岗岩条石构筑的平台部分。在宝塔的南面还有一个直接从岩石上凿出来的长方形小水池，有汩汩的泉水从那儿不断地流出。这无疑属于一个原先就安排好的建筑设计。新扩展的宝塔墩座与该水池的北壁是齐平的。
保俶塔的塔身是呈八角形的砖砌结构，共分七层，上面还有一个用木结构基座支撑的铁铸塔顶。宝塔第七层顶部有木制的天花板，而且还有粗原木从顶部穿出，以支撑塔顶。为这些原木预留的洞在锥形的塔顶至今仍能够清楚地看到。再上面就是带有五个铁圈的铸铁尖顶。塔身庞大，而且不能够从内部登上塔顶。如果不计算尖顶的话，塔的高度据估计也达到了40米。塔身底层每一边的宽度是2.65米，除底层外的第二至五层，每一层的外墙都略小于底层的外墙，最上面的两层情况则不同，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出，宝塔的第六七层明显要比其他层小，乃至破坏了宝塔外部轮廓的连续性。从远处看时，这一特点增加了宝塔纤细的效果。
由于部分外墙已经剥落，艾术华发现该宝塔的结构包括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个是厚实的内在核心部分，另一个是包裹在前者之上的外在装饰部分，即围绕核心部分而建造的外墙。在宝塔的底层，这种外墙约有70厘米厚，而据估计在上面几层的外墙约有一米厚，或许更多。
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保俶塔的西面墩座边缘（左）和基座平台（右），以及照片中央两个浅洞的痕迹。（艾术华，1931年）
保俶塔东南面有一段石阶从岩石上直接凿出，并可以经另一段石阶通往宝塔的旧墩座。（艾术华，1931年）
在保俶塔的正南方有一个直接从岩石上凿出来的小水池，可能是原设计祭祀平台的一部分。（艾术华，1931年）(www.xing528.com)
宝塔的内核是一种厚实的结构，在宝塔底层已完全裸露出来，在宝塔的上面部分，它只是在因年久失修，外墙部分剥落之处才隐约可见。用以建造核心部分的砖块跟用来建造外墙的材料并不相同。用于建造内核部分的砖块较小，而用于建造外墙的砖块则要大得多。宝塔基座部分有几层砖是例外，在那儿使用了特别沉重的砖块。宝塔底层内核部分的砖块显示出一种质朴而简单的装饰性。在壁角部分采用了突出部分不超过七厘米的扁平半露柱进行装饰，工艺相当原始和廉价。与其形成对比的是，外墙部分的设计显示出了高超的工艺技术和具有宋代建筑细节特征的高度艺术感。宝塔的角柱是半圆形的，用特殊模砖砌成，向外突出，两块砖的长度加起来正好构成外墙的厚度。它们与内墙的连接是靠木板，而非每隔六层就有一块的砖头。外墙的隅撑设计要远比内核部分的设计更为复杂和精巧，前者的隅撑有两层向外突出的支架，而后者却只有一层。墙上留有一些洞，显然表示有一些从里面呈直角向外突出的部件完全是木制的。除了外墙的最下面一层（即宝塔的第二层，那儿各面的中央都有一个深凹的神龛）之外，上面每一层各面的的神龛里都装饰有浅隔板，即用砖将这个神龛九个更小的神龛。整个设计看上去就像是窗户的形状，并大大加强了宝塔结构给人带来的轻盈印象。有趣的是，宝塔第七层的某些神龛与下面的其他神龛截然不同，具有圆拱顶，这一特征与雷峰塔相同。
经过仔细的比较，艾术华意识到上述内核部分实际上就是传说中最初于开宝年间（968-976）建成的宝塔，而表面更具有装饰性和制作更为精巧的外墙很可能就是咸平年间（998-1003）由永保帅叔和尚修建的那个宝塔。有关保叔塔起源的第二种说法中提及了一个由百姓修建，以保佑钱王的宝塔。而现有宝塔内核部分那种质朴和简洁的风格似乎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另一方面，有关保叔塔起源的第一种说法，在提及同样的时间和地点重修宝塔时，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即重修时将宝塔从九层变成了七层。
通过对保俶塔内部结构的仔细比较和研究，艾术华进一步认识到，“从九层减为七层”很可能只是楼层数目上的递减，而非真实高度的降低。在比较新旧两个宝塔估计高度的基础上，使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传说中被降低的外层宝塔很可能要比包裹在里面的旧宝塔高二至四米。宝塔高度降低的说法自然也是一个风水问题，因此引来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因为宝塔结构本身为该塔的吉祥特质提供了证据，但决定因素并非塔身的高度，而是宝塔的层数。修复宝塔的方式也显示，旧塔依然坚固，仍可作为新塔的内核和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建于公元975年，位于西湖南端的雷峰塔也经历了一个同样减少塔层的变化——它原来计划要建十三层，但真正建起来时只有五层。
由于宝塔最底下一层的外壳已经完全消失，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看清这一层内塔的设计、建造，以及跟上面各层外墙的联系。可以看得出，宝塔的修复者保叔和尚曾利用锯齿形的飞檐来支撑他新增添的外墙，不仅最底一层是这样，其他各层也是如此。他还进一步利用了旧宝塔留下来的凹陷嵌版的壁阶作为他沉重外墙的支撑点。在内核与外墙之间，他似乎没有用任何黏合剂，因为旧的飞檐是更好的承重部件。老照片显示，即使是飞檐有时也不能承受外墙的重量，所以在有些地方外墙纷纷剥落了下来，因此内墙就凸了出来，形成一种奇观。
从老照片中可以看清内塔一至三层的平坦角柱，并且显示内塔第三层的顶部只比外塔第二层的顶部高了一丁点儿。在同一面上部内塔第五层隅撑比外塔第四层的顶部要低大约一米左右。这大致表明九层内塔的高度并没有超过现在只有七层的外塔，实际上还要低两三米。外塔的神龛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要凿进内塔的墙壁。
艾术华的另一个惊人发现是保俶塔的墙壁内原设有壁阶，可通过它到达宝塔的每一层。这种样式的宝塔一般被称作层塔。连接各层的阶梯被巧妙地隐藏在围绕旧塔内核建造的新墙之中。这肯定在外墙最下面一层会遇到困难，那儿的外墙厚度只有70厘米左右。至于这些困难是怎么被克服的，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因为阶梯的进口处现在已经完全剥落。越往高处，在外墙内建阶梯就越容易，因为墙壁的厚度逐渐增加到了一米或一米以上，这是由于内塔与外墙之间的坡度造成的。
照片上部可见第二层通往第三层的壁阶
照片上部可见第四层通往第五层的壁阶
保俶塔的塔尖
在下面两张照片中可以分别看清第二至第三层和第四至第五层之间阶梯的位置安排。隐藏着壁阶的那一面嵌版设计与其他的都不相同。这儿并排挖了两个很深的洞，四层左边的那个洞是空的，并不通往任何地方，而右面那个洞则是通往第五层塔阶梯的入口。由于壁阶建造者的工作空间相对狭窄，所以覆盖在阶梯外面的墙很久以前就已经剥落了。照片中可以看见的白灰墙就是阶梯的内壁。在同一张照片中宝塔第六层的左边，可以看到从第六层到第七层的阶梯依然完好无损。其主要理由无疑是这儿的墙壁特别厚，足以支撑一个适当的壁阶。
如前所述，第六、第七层要比下面几层小许多。因壁阶的空间要比下面几层更大些，所以宝塔的内核就会有以下这几种情况：1）完全消失；2）从来就没有达到过那么高；3）一直很小，以容纳壁阶和厚墙。由于原来的九层宝塔要比后来的七层宝塔实际上要低几米，而且旧塔的最后两层在达到后来的高度和规模时，出于结构的理由不太可能依然保持原样，所以艾术华推测修建者拿掉了旧塔的顶部。这样做的理由一定是为了安放那个有五个铁圈的沉重铸铁塔顶，旧塔的砖砌结构无法承受这一重量，塔顶的底部必须更加深入宝塔的内部，以便能承受起露在外面部件的沉重压力。所以旧塔的顶部必须拆掉，后来塔顶的基座就设在第五层的顶部，而第六、第七层的砖墙就是围绕着这个塔顶的底部建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一举两得：既达到了坚固塔顶底部的目的，又加强了最后两层塔之间的壁阶。这样新塔塔顶的重负就尽可能地转移到了旧塔的核心部分，因而减轻了新塔外墙的压力。
艾术华绘制的保俶塔复原图（1931年）
为维修保俶塔而搭建的脚手架（1933年）
从维修保俶塔的脚手架上俯瞰白堤和北山路（1933年）
从塔顶拆下来的部分铁圈（1933年）
在保俶塔顶部灌注铁制塔顶的混凝土基座（1933年）
上面的照片显示，新塔的每一层底部和顶部处都留有飞檐的层沟，而且每一层之间另外还有一道槽，没有层沟那么深，表面比较粗糙。艾术华认为上述层沟的特点表明那儿原来是安放飞檐的椽子的，而那道槽就是上翘的飞檐与外墙衔接的地方。对于每一层来说，这样的飞檐屋顶是从塔身延伸出来，为下面的外廊遮挡风雨，并且主要是由安放在层沟里的椽子所支撑的。外墙下端和内塔相应部位的砖砌结构清楚地表明那儿原来是遮盖底层外廊的飞檐屋顶所在之处。塔“窗”下面的飞檐层沟曾经承载过一个外廊，而外廊的地板正好与上下层之间的那道槽持平。
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他的研究成果，艾术华特地按照保俶塔的外观画了一张速写，按照他觉得正确的比例重构了宝塔的外部结构。他认为保俶塔原来一定跟苏州的瑞光寺宝塔相似，有木制的外廊和飞檐，尽管它的线条可能要更加优雅一些。而地方志中所提及的保俶塔曾多次被毁和重建，因此也肯定是指这些木制的外廊和飞檐屋顶，而非塔身。当时他亲眼所见的宝塔似乎就是地方志记载中公元1000年左右由永保帅叔和尚修建的。正是由于他才确立了该宝塔的建筑特征，因而也可以称其为“保叔塔”。
艾术华于1931年见到的保俶塔已经破败不堪，所以两年后，杭州市市长赵志游便亲自主持了修复保俶塔的工程，不仅重砌了保俶塔的外墙，而且还用钢筋混凝土的塔顶基座替换掉了原来木制的基座。在宝塔底层朝北的那一面墙上镶嵌了一块石碑，铭文记述了那次修复保俶塔的具体情况。
我们今天所见的保俶塔也不是1933年重修的那个宝塔，因为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保俶塔在20世纪80年代末又重新变得破旧不堪，所以杭州市园林管理部门于1991年又组织力量，对它进行了修复，终于使这个千年古塔重新焕发了青春。
(1) 张建庭、王冰主编：《千年胜迹雷峰塔》，杭州出版社，2002年，第123—124页。
(2) 柏石曼生前出版有关中国建筑的六部论著分别是《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之一：普陀山》（P'u T'o Shan，die heilige Insel der Kuan Yin，der Göttin der Barmherzigkeit，Berlin 1911）、《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之二：祠堂》（Gedächnistempel Tzé Táng，Berlin und Leipzig 1914）、《如诗如画般的华夏大地：建筑与风景》（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Eine Reise durch 12 Provinzen，Berlin 1923）、《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2 Bande，Berlin 1926）、《中国的建筑陶器》（Chinesische Baukeramik，Berlin 1927）和《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之三：中国的宝塔》（Pagoden Pao Tá．Erster Teil，Berlin und Leipzig 1931）。其中第三部的中文译本（《寻访1906-1909西人眼中的晚清建筑》，沈弘译）已于2005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3) Ernst Boerschmann．Pagoden Pao Tá．Erster Teil，Berlin und Leipzig：Verlag von Walter de Gruyter＆Co.，1931，152-160.
(4) 本文作者手头有该书经过改编和扩充的《杭州游记》1929年第三版（R．F．Fitch．Hangchow Itineraries，Describing the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 with a Note on the Famous Bore．Shanghai：Kelly＆Walsh，1929）
(5) R．F．Fitch．Hangchow Itineraries，Describing the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 with a Note on the Famous Bore．Shanghai：Kelly＆Walsh，1929，8-9.
(6) 有关艾术华的生平，请参见他的《中原佛寺图考》（J．Prop-Moller．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ies．2nd ed.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7）一书。
(7) J．Prip-Moller．“On the Building History of the Pao Shu T'a，Hangchow.”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LXVII，1936，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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