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部分杭州人来说，昭庆寺都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因为那儿是杭州市少年宫（全称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所在地的名称。我小时候就曾经在那儿参加过课外兴趣小组的活动，也在原昭庆律寺的大殿里打过乒乓球。在读小学期间，每年暑假学校发给我们的暑假电影票也大都是在少年宫里放映的。记得从家里步行去位于昭庆寺的少年宫，要顶着骄阳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更为重要的是，昭庆寺原名“大昭庆律寺”，曾经是宋明以来杭州著名的“四大丛林”之一。所谓“四大丛林”，是指杭州最有名的四个佛教寺院，即灵隐寺、净慈寺、昭庆寺和圣因寺。在这四大古刹中，目前只有前两个寺院仍然香火鼎盛，而昭庆寺则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改造，如今只剩下了原大雄宝殿的一个空壳。圣因寺原为康熙皇帝在杭州的行宫，雍正年间改名圣因寺，曾以收藏贯休的十六罗汉像而著称，而今它也不复存在，其遗址成为了中山公园和文兰澜阁的一部分。
昭庆律寺还曾是国内仅有的三家拥有戒坛的著名律宗佛寺之一，其余与它齐名的那两家佛寺分别是北京的戒坛寺和福建泉州的开元寺。所谓戒坛，就是天下僧人受戒出家的场所。所以过去每逢四月的戒会和七月的香市，昭庆寺都会是门庭若市，摩肩接踵，人流不息。
佛教律宗对于受戒很有讲究，戒相可分为三归戒、五戒、八戒、十戒、三聚戒、具足戒和四十八轻垢罪戒等不同的等级和内容。律宗又称南山宗，“得南山宗之髓者，唯昭庆允堪律师，固知传天下律宗，推昭庆律师为最上矣”。由此可见杭州昭庆寺在佛教律宗中所曾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威望。
关于昭庆律寺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根据浙江省作协主席黄亚洲的一篇博文《昭庆寺，想说爱你不容易》，昭庆寺居然还曾是国内三座“唐密”寺院中最重要的一座，其他两座分别是泉州开元寺和北京的潭柘寺。原来在民国期间，有几位中国的高僧东渡日本，在那儿学到了密宗的精髓之后，又回来选定杭州的昭庆寺作为在中国宣扬密宗的一个基地，于是这个有千年历史的律宗寺院又华丽转身，成为了华夏密宗的圣地。正因为昭庆寺在中国佛教史上起过如此重要的作用，无怪乎黄亚洲先生近年来在各种公开的场合一直在呼吁有关部门重新恢复昭庆律寺。
其实早在2005年，为了整治保俶路，杭州市政府就专门制定了有关“历史文化碎片”的保护整治方案，准备再现昭庆寺的香市胜景，但有关昭庆寺的历史资料却十分匮乏。尽管杭州出版社于2007年重印了清代吴树虚所著《大昭庆寺志》一书，里面对于昭庆寺的原貌和历史有相对比较完整的叙述，但要完整地复原一个历史古迹，光凭地方志里那些简略的文字描述还是远远不够的，就连一些古稀老人的记忆也未必十分可靠。要重建昭庆寺这个千年古刹的建筑群，并尽可能真实地恢复寺庙的内部结构、装饰和各种菩萨像，我们还需要有大量详细而专业的文字描述和老照片，以作为重修历史建筑的重要参照。
值得庆幸的是，19到20世纪，一些曾经在杭州居住或来杭州旅游考察的外国人对昭庆寺做过许多专业研究并进行了拍摄，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杭州市政府和园林文物局、佛教协会等相关单位手头并没有掌握这些国外老照片及其相关的文字信息。而笔者此文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昭庆律寺原来拥有的部分法器（艾术华，1931年）
从昭庆律寺的边门看天王殿的正门（艾术华，1931年）
照片中这位和尚很可能就是昭庆律寺的方丈惠宗（费佩德，1920年）
海外有关昭庆寺的文字描述和老照片主要来自四位在清末民初曾经考察过昭庆寺的外国人。一位是1906至1924年间在杭州担任美国驻杭州领事馆副领事的美国外交官云飞得（Frederick D．Cloud）；再一位是1908年来到杭州育英书院任教，后来又长期担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费佩德（Robert F．Fitch）；第三位是1925年来杭州度蜜月的美国东亚艺术史学者马尔智（Benjamin March）；最后一位是于1929年和1931年两次来杭州考察佛教建筑的丹麦建筑师艾术华（J．Prip-Moller）。
关于美国外交官云飞得的生平事迹我们所知甚微。不过他曾于1906年在上海的美华书馆出版过一本题为《天堂城市——杭州》的英文书，将杭州和苏州的历史和现状向西方世界做了简略的介绍。从书的内容来看，他对于杭州的情况还是相当熟悉的。
本书前文曾介绍过费佩德拍摄杭州西湖老照片的大致经过和内容。费佩德为了给他所撰写的《杭州游记》一书做插图，曾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和拍摄西湖周边的各个著名景点，并且刻苦地钻研中文以及跟杭州西湖相关的历史典籍，乃至于后来成为了杭州人文地理的一位专家，对于那些用文言文写成的杭州地方志都如数家珍，烂熟于心。(1)
昭庆律寺是费佩德在《杭州游记》（第三版，1929）中所设计的六条杭州西湖旅游线路中第一条线路的头一个景点，这一安排充分说明了这个佛教寺院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之重。从他对于昭庆律寺的具体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于这个律宗重镇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这一点也可以从他所拍摄的一组昭庆律寺照片中反映出来。费佩德老照片的质量上乘，清晰度很高，其摄取的镜头也颇为专业和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且他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寺院建筑本身，更有反映该寺庙中佛教文化和僧侣生活的那些典型性画面。每一张照片中都有方丈、老和尚和小和尚等人物的存在，而且还展示了昭庆律寺的铜磬、玉磬、团木鱼、梆木鱼、钟和香炉等法器。它们直观而生动地反映了寺院内真实的生活场景。
马尔智1925年来杭州度蜜月时所写的日记和拍摄的老照片，前文也曾介绍过。(2)他并不是特意到杭州来进行学术考察的，所以他对于昭庆律寺的描述相对来说比较随意和偶然，因为他和新娘只是在杭州度蜜月时去孤山游玩的路上顺便到昭庆律寺转了一下。但由于他是一位具有较高素养的东亚艺术史学者，对于佛教建筑和艺术进行过专门研究，所以他的观察力较为敏锐，对细节的描述相对比较准确。尤其是他在昭庆寺天王殿前和后殿内所拍摄的三张照片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万寿桥和万寿戒坛的珍贵影像资料。
相对而言，作为专业建筑师的艾术华对于昭庆律寺的专题考察最为全面，所拍摄的老照片数量最多，其学术价值也最高。艾术华是费佩德夫妇的朋友，在考察昭庆律寺这件事上，他从费佩德那儿得到的帮助甚多。根据他1931年6月2日的日记记载，他是在前一天晚上跟费佩德夫妇一起来杭州进行考察的，并于当天早上就立即开始到昭庆律寺进行实地考察。费佩德肯定向他详细介绍了昭庆律寺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他自己对于该寺院进行考察的经历，因为艾术华在自己的日记和著作中多次提及费佩德对他的帮助，而且本文作者在收藏于丹麦皇家图书馆的艾术华个人档案中也发现了费佩德亲自赠送给他这位丹麦朋友的不少杭州老照片，其中包括两张费佩德亲自在昭庆律寺里拍摄的照片。
昭庆律寺的放生池（艾术华，1931年）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述外国人的文字描述和他们拍摄的老照片跟中文地方志中对于昭庆律寺的阐释和描写结合起来考察的话，就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结论。
昭庆律寺曾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代《大昭庆律寺志》一书的“昭庆律寺图”(3)中窥见一斑。早先，现有的昭庆寺广场并不存在，昭庆寺的外围建筑一直延伸到了西湖边。香客们从西湖的码头登岸之后，沿着石板路穿过昭庆寺的石牌坊山门，便可以到达天王殿的万善桥。万善桥的西面还有另一座涵胜桥，西湖水由南往北，再由西往东形成一股溪流先经过涵胜桥，又从万善桥的三个桥孔下流过，注入昭庆寺左面的青莲池，然后水流再经过东面的归锦桥，汇入一条运河。由此可见，如今的昭庆寺广场这块地方，原来竟是一个流水潺潺、鸟语花香的佛门胜地。
按照佛教和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在佛寺的山门与天王殿之间是需要有那么一条溪流和一座小桥相隔，以阻止鬼魂进入的。从老照片上看，原来进入灵隐寺的山门后也曾有过一条溪流和一座类似的小桥。(4)由于灵隐寺的那座桥是单孔的小桥，而昭庆寺的万善桥是三孔桥，因此可以推论，从宋代起便得赐额和为朝廷祠祭之所，在清代又屡次被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等驾幸和赏赐的昭庆律寺，其等级原本就要在灵隐寺之上。
昭庆寺的天王殿是一座典型的歇山顶建筑，面宽五间，脊椿很高，两端分别有雷公柱连吻椿。从老照片上看，脊椿上用的瓦条和通花砖做工精致，图案美观，而且屋脊南面还铭刻着“皇圖鞏固”这四个大字，北面的四个大字则是“帝適遐昌”。(5)两边的墙上还饰有精美的圆形镂花窗格。大门外面还有两株枝繁叶茂的香樟树。从大门进去后，殿正中坐北朝南的是弥勒佛的铜像，其背后供奉的是威风凛凛的韦驮将军立像。大殿的左右两旁分别是四大天王。据载，殿内的北面原来还竖有一块铭刻有御诗的石碑。(6)
昭庆律寺的万善桥和天王殿（马尔智，1925年）
昭庆律寺天王殿北面的香炉塔（费佩德，1920年）
在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之间设有一个过渡的门廊（艾术华，1931年）
天王殿的背面是昭庆律寺建筑群中轴线上的第一个院落。庭院面积不大，但也种有两棵大树。在这个院落的中央还有一个特别高大的香炉塔，约有三人多高，造型独特，做工精美，炉底呈鼎状，上面刻有“普天同慶”几个大字，香炉的三足上铭刻有龙首饰纹。香炉的中段有六个窗孔，中间那个窗孔周围甚至还刻有一副对联，题曰：“慈心功作香頭立，在下頭把獲上簽”，横批“萬年香天”。(7)佛寺的建制和法器素有严格的定规。这个香炉塔的规模和质量也可反衬出昭庆律寺的规格之高。
在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之间还有一个五开间的门廊作为过渡，这是在前述“昭庆律寺图”上所看不到的。穿过门廊，便是大雄宝殿的正门。门廊里挂着两个大红灯笼，正门的门楣上方则是一块写有“大雄宝殿”字样的牌匾。这种在大雄宝殿的正门前面加一个门廊的做法也是比较少见的。
昭庆律寺大雄宝殿内的西方三圣（艾术华，1931年）
昭庆律寺大雄宝殿的背面设有两个焚烧炉（艾术华，1931年）
费佩德在《杭州游记》（1929年）中对于昭庆寺的大殿有如下描述：
杭州的昭庆律寺始建于公元968年，即在吴越王统治的年代。1862年，在“长毛作乱”时期，整个寺院都遭受了劫掠和焚毁。除了正殿里的释迦佛铜像之外，一切均被毁于一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尊佛像变得闻名遐迩。在释迦佛的左右两边分别是手持一卷经书的阿南和以一根木棒柱撑地的迦叶，那根木棒便是他的权杖。在这组菩萨的背后便是西方三圣的佛像，关于后者我将在介绍紫云洞的部分加以进一步阐释。在大殿的左右两边分别排列着佛祖的信徒十八罗汉。在大殿的左后方是一个由韦驮和关公守护的千手观音。在大殿的右后方还有飘海观音和送子观音的塑像。(8)
于1931年6月第二次来杭州考察的丹麦建筑师艾术华正好拍摄下了昭庆律寺大雄宝殿中西方三圣铜像的照片。所谓“西方三圣”，就是指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这三个佛教中至高无上的佛。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尊铜像的制作工艺精湛，佛像的神态姿势和衣褶线条细腻动人，栩栩如生。佛像们全都头顶华盖，脚踏铜铸的莲花基座。阿弥陀佛的胸前有一个表示瑞相的“卍”印记，左手托着一个类似于酒樽的物体；观世音菩萨的右手拿着一根树枝，左手捧着一个仙瓶；大势至菩萨的双手捧着两枝花朵，其中一朵已经盛开，另一朵则含苞欲放。佛像前面有一个供大家祭祀的祭台，还有几个供信徒跪拜的蒲包。
艾术华另有一张照片是在第二个院落从北往南拍摄大殿的背面，这就使我们有机会看清这大雄宝殿的建筑结构。这也是一个歇山顶，五开间的建筑，但是在建筑风格上跟天王殿有较大的区别。因为大殿的屋顶上既没有兽吻，脊椿上也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图案，其风格显得极为朴实。倒是大殿后部左右两端所设的两个烧纸炉显得非常别致，它们盖成了微型殿堂的形状，屋顶不仅铺设了琉璃瓦，还有装饰极为华丽的琉璃制兽吻和高耸的脊椿。烧纸炉门的上方有一块横匾，上面题署“下堂寶庫”等字样。
昭庆寺现在硕果仅存的一个建筑据说就是原来的大雄宝殿，但倘若将现在那个殿堂跟老照片里的大殿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可谓是天差地别，完全不是一个模样。原有的大殿是一个单层的大屋顶结构，风格极为平实；现在的大殿却是一个双层结构的建筑，而且屋檐上翘得很夸张，装饰风格相当华丽。我认为这是昭庆寺在被改作少年宫之后，再次重修时便改变了原有的建筑风格。
大殿的后面就是昭庆律寺的后殿，也就是著名的万寿戒坛所在地。由于昭庆律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有这个戒坛，所以后殿也就是昭庆寺最重要的一个殿堂。它也是一个歇山顶，五开间的建筑，1862年被太平军一把火完全烧毁，直到1890年才得以重建。关于后殿内部的情况，吴树虚在《大昭庆律寺志》中是这样简略介绍的：
后殿五间，高六丈六尺六寸。中筑万寿戒坛，坛奉卢舍那佛。御书“深入定慧”匾额。后壁画《大士过海像》，董旭、顾升合笔。石碣刻“古燃灯佛降生之地”八字。(9)
1925年来杭州度蜜月的美国东亚艺术史学者马尔智在其日记中也对昭庆寺万寿戒坛做了如下目击描述：
第二个大殿更为有意思，中间有一座古老的戒坛，同样的戒坛在中国也不过只有两三座。这是一座三十英尺见方、四英尺高的石台，顶部围着云纹石栏，石台外壁每一侧都划分为五组浮雕，深嵌于石壁中。每组浮雕中都有三尊颜色明亮的神像，高约两英尺，据我所知，像是佛教阴曹地府中的判官和小鬼。戒台上有一面素净的白石膏屏风，屏风前面是镀金的卢舍那佛，或是进入涅槃状态的佛。这尊佛的样子并不十分突出，但据说是杭州唯一的一尊。后殿跟大殿一样是谷仓式建筑，屋顶很高，鸽子们在椽子上和大灯笼中筑了窝。自从军队入驻之后，这座寺院就没有再举行过接受新僧众的受戒和剃度仪式。(10)
1929年首届杭州西湖博览会期间被烧毁的昭庆律寺后殿废墟
（艾术华，1931年）
昭庆律寺后殿内的戒坛（马尔智，1925年）
昭庆律寺后殿内的一块石碑（马尔智，1925年）
十分难得的是，马尔智当时在昭庆律寺后殿内还拍摄了照片，其中有两张照片后来幸存了下来。这就使得我们能有机会见识当时那个万寿戒坛和殿内刻有“古燃燈佛降生之地”字样石碑的原貌。
1929年6月6日，首届西湖博览会在杭州隆重召开。博览会期间，每周三和周日晚上都在西湖边的西泠桥畔燃放焰火。当时杭州所请制作焰火的技师都是来自安徽的屯溪，开始制作焰火的场所位于博览会会场内的童公祠，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将这一具有危险性的制作地点迁到了会场之外的昭庆寺后殿。7月28日下午5点左右，在焰火制作过程中突发大火，熊熊烈焰顿时吞噬了整个后殿，将那儿的一切几乎尽数烧毁，只剩下了位于戒坛废墟之上的那尊卢舍那佛铜像。(11)
两年后，当丹麦建筑师艾术华来杭州考察佛教建筑时，他所看到的昭庆寺依然是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但是他对于从火灾中幸存下来的卢舍那佛铜像进行仔细的观察，并在铜像上发现了如下铭文：
光绪十六年庚寅八月戊戌朔，杭州府钱塘县昭庆律寺住山僧发朗、教授僧显如、监院僧开达等敬造卢舍那佛一尊，熔净铜五千斤，缘积十年功，圆亘奉充律宗万善戒坛座上供着。仁和张大昌献颂曰：是尊者相谁？卢舍那历劫千亿，不坏、不磨，聚祗园金化身沙数，无相有相，趺跏貌古，万善坦涌，石函槁旁。赤潭怒炽曰：毫见光檐，愿集成佛天欢喜膜拜，和尚皈依瞻礼。(12)
当时，昭庆律寺为了重建万寿戒坛，已经募集了足够的善款，约在六万至七万银元之间，其中有一万银元是由西湖博览会捐助的。(13)所以艾术华看见寺院内已经开始了重建的步骤。在清理戒坛废墟的现场时，人们从原戒坛基座的土芯内发掘出了一些文物。很显然，1890年重建的那个万寿戒坛是在前一个戒坛的原址上修建的。当人们挖开了戒坛基座的土芯时，下面被埋的一些小石像便重见了天日。经过仔细的勘察，艾术华及其助手们终于弄清楚了那些遗物的来龙去脉。原来在被毁的戒坛基座下面还埋着前一个戒坛，即1712年所建戒坛的基座，后者至少在三面都建有阶梯。虽然有些石板已经缺失，但仍能够测量出它可能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为749厘米和560厘米。从前一个戒坛基座的遗址来看，基座最下部是高约30厘米的花岗岩，上面铺有厚度分别为20厘米和16厘米的两层石板，石板的表面有装饰性的图案雕刻。再上面就是石壁向内凹进处高约28厘米的雕像，手法娴熟，栩栩如生。(14)
假如我们把艾术华于1931年所拍摄的出土石像跟马尔智于1925年在昭庆律寺后殿所拍摄的万寿戒坛基座照片做一番比较的话，就可以马上分辨出两者的区别：那个于康熙年间所建戒坛基座上的石像都是立像，一般体积较小；而马尔智所看见的那个建于1890年的戒坛基座上的雕刻人像均为坐像，而且相对较高。(www.xing528.com)
除了天王殿、大殿和后殿之外，艾术华还拍摄了庆云堂、观音阁、后寺客房、东塔院、大寮、斋堂、板堂、放生池、僧侣墓塔等昭庆律寺内大量其他处所的照片。其中庆云堂的照片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庆云堂又名集云堂或云水堂，位于后殿的北面，是僧侣们做水陆道场的场所。大堂内有一个祭台，台上摆有神主牌位、香炉、烛台和用于祭祀的金砖、银砖。祭台后面的墙上挂着山水画和多幅对联。正对大堂的走廊里还另外设有一个祭台，这儿供奉的是一个纸糊的神像。他又是哪路神仙呢？从两边贴着的纸条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右面的纸条写着“本省城隍尊神之位”，左面的纸条上则是“当境土地正神之位”。神像的两边还有两个灯笼，上面分别写着“水陆道场”和“普施法食”等字样。原来这是个土地神，它之所以是用纸糊的，就因为在做道场的过程中，它最终是要被烧掉的。
1931年在戒坛基座原址出土的部分石像（艾术华，1931年）
1931年在戒坛基座原址出土的部分石像（艾术华，1931年）
1931年在戒坛基座原址出土的部分石像（艾术华，1931年）
庆云堂内纸糊的土地神像（艾术华，1931年）
然而光是建筑本身还不足以再现昭庆律寺的昔日辉煌，一个佛教寺院的生命力还在于其香火的鼎盛和佛事的丰富多彩。在这一方面，云飞得、费佩德和艾术华这几个人的文字记载和他们所拍摄的老照片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昭庆律寺内，僧侣们的生活区域主要是在位于寺院中轴线西面的大寮，它包括方丈、板堂、斋堂、首堂、库房和厨房。由于昭庆寺属于律宗，所以它负有培训新僧侣，使他们学到佛教理论的基本常识，并通过受戒来获得出家修行资格等教育任务。
每天破晓之前，即四点左右，就会有人敲响铜钟，把众僧侣叫起来做早课。那些刚出家的新手们一般都集体打通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床前放上一排桌椅，这样，他们每天一起来就可以坐下来诵读经书，做早课等。
早课完毕之后，僧侣们会一起去斋堂吃早饭。由于昭庆律寺的流动人口较多，所以寺内僧众的人数随季节的不同变化会很大。费佩德和艾术华两人都拍摄了寺院厨房和斋房里的照片。从大寮厨房那灶头的规模来判断，这个寺院的斋堂规模也不小。
昭庆律寺内有众多做佛事时所使用的法器精致考究，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最具特色的恐怕要数后殿内一个刻有“昭慶律寺”字样的铜磬。铜磬的结构与铜钟比较相似，敲击时同样会发出宏亮而悦耳的声音，它常被用作为僧众诵经而伴奏的法器。这座法器的表面铸有代表佛教的特殊图案，并且被放置在一个紫檀木雕刻的架子上。尤其令人醒目的是，磬体上赫然刻有该寺院名称的篆体大字。如果这个法器依然存世的话，恐怕是个无价之宝。下面这张照片中正在敲击铜磬的那位和尚在费佩德的照片中出现过很多次，他很可能就是昭庆律寺当时的方丈惠宗和尚。
昭庆律寺内敲钟的和尚（艾术华，1931年）
昭庆寺大寮厨房里做饭的灶头（费佩德，1920年）
昭庆律寺的斋堂（费佩德，1920年）
除了铜磬之外，寺内还使用一种玉磬，这也是一种用整块的玉石啄磨而成的传统打击乐器。自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仪式上，由谭盾创作的“金声玉振”曲目使用了玉磬这种传统中国民族乐器之后，据说玉磬的价格在国内外拍卖市场上一路飙升。跟铜磬相比，玉磬作为一种较为轻便的法器，一般用于不太正式的场合，如召集僧众开会或吃饭等。
昭庆律寺的高规格在下面这张敲木鱼的照片上也可见一斑。木鱼很早就传入我国，一直作为佛教法器，用于召集僧众和集体诵经。它可分团木鱼和梆木鱼两种形状，这儿的团木鱼所代表的就是鱼头。传说汉代时，皇帝派慈光大师和两个僧徒去西天取经，在归途中渡海时，突然有一条恶鱼张着大口吞掉了摆在船头上的经书，两僧徒跃身入海与大鱼奋勇搏斗，终于杀死了大鱼，并将它拖上了船。慈光师徒带着大鱼头返回佛寺后，为了讨还经卷，每天敲打大鱼头口念“阿弥陀佛……”。后来，敲木鱼诵经成了佛家的习惯。(15)
从老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昭庆律寺的木鱼及其护栏都是用珍贵的紫檀木精心雕刻而成，反映出该寺院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这种木鱼又称诵木鱼，其外形雕刻似鱼头，腹部中空，头部正前方横开长条形鱼口以出音，外表雕刻有各种鱼纹案，深红色漆描金花纹。这种木鱼的长、宽、高大致相同，故多以圆径量之。大木鱼圆径40厘米左右，小木鱼圆径7厘米左右，最大木鱼圆径可达85厘米以上。昭庆寺的木鱼就属于这种最高规格的木鱼。
昭庆律寺后殿内的一个铜磬（费佩德，1920年）
昭庆律寺后殿内的一个团木鱼（费佩德，1920年）
昭庆律寺中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木鱼，即用于召集僧众或招呼僧众起床、吃饭和念经的梆木鱼。这种木鱼所发出的声音较响，所以和尚敲击木鱼的棍子也十分粗大。梆木鱼外形雕刻似长鱼，有口、眼，秃尾，通体饰以鱼鳞、云纹等图案花纹。一般的梆木鱼规格是体长100厘米—150厘米，高25厘米—40厘米。(16)可是昭庆寺的梆木鱼显然远远超出了这种普通的规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当时昭庆寺的等级之高。
作为一个律宗的寺院，昭庆寺的最重要功能就是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出家人提供一个受戒度僧的场所。令我很感兴趣的是，那些出家人究竟是如何在昭庆寺受戒的呢？为此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绝大多数中文资料中对于此事均语焉不详。出乎我意料的是，清末的一位美国人倒是细心地记录了杭州昭庆寺的受戒仪式。美国驻杭州领事馆副领事云飞得在其《天堂城市——杭州》（1906年）一书中有如下这段具体的描述：
在杭州众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刹中，昭庆律寺最为有名。它坐落在北山路右约200码处，即钱塘门的正门外面。始建于乾德五年（968年），由钱王所建，后于979年，宋太宗又主持了它的扩建和修缮。
在昭庆律寺，每年有众多僧侣获得他们的戒帖或是证书。这个证书对于它的持有者来说有着很大的实际价值，因为无论走到哪里，戒帖均是一种介绍信和通行证。在僧侣当中，这个戒帖就意味着金钱和荣誉。
每年农历三月，在昭庆律寺会召开戒会，(17)在受戒仪式结束之后便颁发戒帖。整个过程包括立誓、受训、颁帖这三个步骤。每位受戒的僧侣大约需交纳十块银元，而且必须在寺院里住上一个月。
昭庆律寺的梆木鱼约在两米以上（费佩德，1931年）
每位僧侣最基本的三戒是：戒酒，戒色，戒荤。然后受戒者跪着，由寺中方丈在其削光的头顶上烫出几个香疤，每一个代表所立的一个誓。这个仪式可以解释为什么和尚头上都有几个疤。据说，如果受戒者是个没有罪孽的好人，那么整个过程是没有痛苦的，但如果他有饮酒、好色的恶习，那么其痛苦是难以忍受的。(18)
回顾以往近千年的历史，昭庆律寺作为西湖的一个重要门户，杭州佛教名刹和西湖香市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杭州的人文地理上留下了浓笔重彩的辉煌纪录。在这一方面，一些外国友人的文字记载和老照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保存这个佛教名刹的历史记忆，使得它的重建工作变得可能。
(1) 1911年，美国旅行家盖洛来杭州考察时，就曾专门请熟悉当地情况的费佩德给他充当导游和翻译。1929年和1931年来杭州考察佛教建筑的丹麦建筑师艾术华也曾专门提及，他从费佩德那儿了解了杭州各个佛教寺院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并且请后者翻译了杭州地方志的相关信息。
(2) 沈弘：《天堂城市中一曲柔美动人的抒情乐章——论1925年马尔智的杭州西湖蜜月日记与照片》，《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5期，第15—28页；彩页第1—16页。
(3) 吴树虚：《大昭庆律寺志》，“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十二册，赵一新总编，杭州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4) 沈弘：“西方人眼中的灵隐寺”，《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6期，第3—4页，彩页6。
(5) 屋脊上的题字主要依据丹麦建筑师艾术华1931年6月2日的笔记，第241B页。艾术华的未刊日记稿藏于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图书馆。从老照片上只能看见天王殿屋脊上的部分字样。
(6) 吴树虚：《大昭庆律寺志》，“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十二册，赵一新总编，杭州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7) 由于对联的字体太小，老照片中的下联有几个字看不太清楚。所以这里所记录的对联跟原文可能会有一定出入。
(8) Robert Fitch．Hangchow Itineraries．3rd ed．Shanghai：Kelly＆Walsh，Limited，1929，4-5.
(9) 吴树虚：《大昭庆律寺志》，“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十二册，赵一新总编，杭州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10) 《马氏（马饶道立、马尔智）回忆录》，1931年7月18日马尔智的日记。
(11) 赵福莲：《西湖博览会》，杭州出版社，2000年，第32、181页。
(12) 丹麦建筑师艾术华1931年6月2日的笔记，第241B页。艾术华的未刊日记英文稿藏于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图书馆。
(13) J．Prip-Moller．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ies：Their Plan and Its Function as A Setting for Buddhist Monastic Lif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7，346．
(14) J．Prip-Moller．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ies：Their Plan and Its Function as A Setting for Buddhist Monastic Lif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7，第348页。
(15) 华音网：“一种重要的传统打击乐器——木鱼”<http://www.huain.com/study/html/prod_258.html>
(16) 华音网：“一种重要的传统打击乐器——木鱼”<http://www.huain.com/study/html/prod_258.html>
(17) 费佩德在《杭州游记》（1929年）一书中说昭庆律寺每年有两次戒会，第一次是在农历四月初八，第二次是在农历六月初八。
(18) Frederick D．Cloud．Hangchow，the“City of Heaven.”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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