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记：失落的西方记忆，1793-1937

1905年，清廷下令废除科举制，各地开始办新学，可是谁也不知道新学该怎么办。早在8年前，颇有新思想的杭州知府林启，就拉来了杭州育英书院（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学校）的外国人，照葫芦画瓢，办起了一座新式学堂——求是书院。之江大学的前身育英书院，无疑给杭州这座古城打开了一扇窗。

2007年5月，美国人罗伊·休厄尔第一次来到中国。他站在钱塘江边秦望山的坡地上，心里生出一种亲切感。这里是他外公一家生活过的地方。

杭州，是罗伊·休厄尔从小就熟知的陌生城市，他母亲珍妮特在西湖边出生长大，自幼在西泠印社学习书法和绘画，创作过不少跟杭州有关的作品。珍妮特晚年撰写回忆录时，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杭州人，尽管她的杭州话在自己家里已经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了。

罗伊·休厄尔这次来杭州，是应浙江大学沈弘工作室的邀请，参加浙江大学110周年校庆。前不久，他才知道外祖父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1873—1954）留给他的上千张中国老照片中，有一些就是关于这所学校的。休厄尔先生继承这些照片后，并没有仔细看过它们，压在箱底已经整整30年了，现在才真正了解它们的价值。

费佩德正在野外拍照（甘博，1917年）

费佩德夫妇合影（甘博摄）

故事从100年前开始。

1898年费佩德从美国回到宁波，出任美国北长老会在当地一个中学的校长。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一个在当地还很新奇的玩意儿——一个木箱式的碘化银玻璃板底片照相机。他正是用这个相机拍摄了大量珍贵的西湖老照片。而他撰写的一本《杭州-浙江游记》，成了当年西方人来杭必读书。这些老照片中，有一部分与杭州一所百年前的大学——之江大学有关。

先说一个题外话，费佩德为什么是“回到宁波”？

费佩德出生在中国上海，他的父亲费启鸿（George F．Fitch 1845—1923）是1870年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曾先后在上海、苏州和宁波传教。费佩德从小跟随当传教士的父母迁徙于上海、苏州和宁波等地，大约在1890年的时候，他被送回美国，在父亲的母校、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读完大学本科之后，又到西部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读了四年神学方面的课程。费佩德在美国上大学时成绩优秀，才华横溢，曾一度考虑放弃家族的传教生涯，去当一名职业的小提琴手。也就是在美国读大学期间，他迷上了摄影。可最终，他还是回到了中国，在宁波的一所教会学校当校长。

八年后的1906年，费佩德从宁波调到了杭州的育英书院任教。在此之前，他已经频繁来往于宁波和杭州之间。

育英书院，即之江大学的前身。1905年，清廷下令废除科举，各地兴办新学堂，育英书院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那时的育英书院，仍局促地开在大塔儿巷的里弄里，只有两幢楼房，校舍已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学校试图在杭州城里找一个合适的新校址，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后来把目光延伸到了钱塘江边。一天，裘德生等几个人骑着马来到了一个叫“二龙头”的地方，前面是钱塘江，后面是逐渐向上延伸的山峦，具有扩展的无限可能性。这是一个适合的地方。不到两个月，第一块地皮就买下来了。

费佩德来到大塔儿巷的育英书院时，这所学校正在筹划和建造新校舍，他立即被委以重任。前两年，他被派往美国去为新校园的建设募款。1908年10月，学校在钱塘江边二龙头的山坡上开工。除了二龙头，还有头龙头的一大片地。不久，这片原本荒僻的山坡上，就将建起一个新校园，包括教学楼、宿舍楼、图书馆和教室住宅等。

我们在费佩德小女儿珍妮特的回忆录中，看到了这段时间费佩德忙碌的身影。

父亲每天早上5：30起床，从家里骑自行车到城站，再从那儿坐火车到闸口，然后沿着钱塘江，骑半小时的自行车，到六和塔边上的育英书院新校区，去监理那儿正在建造的新房子。

新校区在一片丘陵上，景色非常好。那里已是杭州城外了。杭州当时被城墙包围，每天日落之时，城门就要被关上，直到第二天早晨重新开启。如果你游西湖忘了时间，回来时城门关闭，那就只好在城外农舍借宿一夜了。也有例外，可以从凤山门“吊”进城。于是，这座城门让费佩德印象深刻。

原来凤山门“是一个双重大门，旁边还有一个水门。有大量运纸的船从那儿通过。城门一侧有雉堞的城墙顶上，有一个轱辘上悬挂着一个篮筐。通过这个篮筐，人们在晚上花大概一个便士的价格，就可以把自己吊进城去。这个轱辘没有棘轮，有时摇轱辘的人因为酒喝多的缘故，往往吊了一半就摇不动了，结果就连外国人坐在篮筐里这个事实都不足以刺激他把篮筐摇到城墙顶上。费佩德的朋友盖洛，有好几次这样被吊在半空之中，“就像棺材那样纹丝不动，可心里却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他是否能把我吊上去，或是会突然掉下去。然而只付了几个铜板，你又怎么能指望保险平安呢？”

1911年新落成的之江学堂新校区（费佩德，1911年）

杭州凤山门的瓮城（盖洛，1911年）

学校的教堂——都克堂（费佩德摄）

浙江省最早的一个天文台（费佩德摄）

1910年，新校区的第一批房子按计划完工，建校的钱来自私人捐款，首批建成的建筑中有两幢学生宿舍楼，其中靠近六和塔的东斋是费佩德的好朋友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的父亲捐赠的，故称“甘卜堂”（Gamble Hall）。另一座西斋是惠勒（Wheeler）和德森伯里（Dusenbury）两家捐款建成的，又称“惠德堂”。教学楼和办公楼尚未封顶，山坡上还有五幢楼作为教师宿舍。

1911年2月，育英书院迁入了新校区，因地处钱塘江弯曲处，成“之”字形，故取名之江学堂。费佩德一家住在山坡最上面那所住宅里，住在他们下面那个房子里的是校长王令赓夫妇，再下面那个房子里住着学校执行董事会的负责人司徒雷登夫妇。

1912年12月，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先生以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来浙江考察。在杭期间，他专门访问之江学堂，发表演讲感激传教士为学校所做的工作，并同师生合影留念。

1914年学校改名为之江大学。

1912年孙中山访问杭州之江大学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为了建造更多的房子，费佩德到处募捐。1915年和1918年，费佩德为了筹款曾两次到美国做巡回演讲。

为了便于美国听众更好地了解讲座的内容，费佩德特地将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做成了幻灯片。在美国各地进行讲演时，这些可以亲眼看到图像的讲座内容非常吸引人。费佩德成功募集到了预定款项。

在募集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轶事。1918年，费佩德第二次到美国募捐时，专门去了老朋友西德尼·甘博的老家，做了一次介绍中国和杭州之江大学的讲座。西德尼的父亲当场给了他一张支票，提出给之江大学建造新的图书馆大楼。当晚，全家人兴奋地庆祝这次成功的募捐。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这之前，费佩德的另一个老朋友，拥有一家大型轮船公司的大来先生（Robert Dollar）已经答应给他一张支票，用于购买之江大学图书馆所需要的任何书籍。现在老甘博（David Gamble）也为图书馆大楼捐钱，给图书馆起名字就成了难题。之江大学的一些楼都以捐助者名字命名，而英语单词Gamble意思是赌博，Dollar是美元。图书馆楼无论叫“Gamble-Dollar”，还是“Dollae-Gamble”，都会造成歧义和误解。别人看到这样的名称，会误以为之江大学的校园里开办了一个赌博场所。

费佩德一宿没睡，绞尽脑汁想不出办法。第二天早晨，他无奈地去见老甘博。谁知老甘博听了，马上慷慨地又给了费佩德一张支票，足够用来购买所有需要的图书。费佩德没想到，问题竟如此轻易地解决了。大来先生捐助的钱可以花在其他的用途上。

从1910年到抗战之前，这段时间是之江大学发展最快的阶段，费佩德也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里一个重要的阶段。

费佩德在中国生活了长达50多年，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的许多省份，但是他最爱的还是杭州。费佩德来到杭州之后，深深地为西湖的自然环境之美所吸引，他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西湖边，他的家离湖滨很近，推开楼上的窗户，西湖以及隔湖相对的保叔塔、雷峰塔尽收眼底。他用英语撰写的《杭州-浙江游记》（1918年）是当时的畅销书，曾多次再版，许多外国人来杭州旅游时，手里都拿着这本书作为旅游指南。

老甘博捐赠的之江大学田径场是浙江省最早的现代运动场（甘博，1919年）

他拍摄了大量与西湖著名风景点有关的照片，每逢周末，他总是带着相机在西湖的周边地区转悠，时间一久，他几乎成了西湖景点的一个活地图。他所拍摄的西湖照片不仅时间较早，而且也是景点最齐全的。为了拍摄西湖的全景照片，他曾经反复到宝石山和葛岭的山顶上去观察，寻找最佳的拍摄点。为了拍摄一张理想的雷峰塔照片，他一次又一次地前往三潭印月的小岛上，去等候最佳的拍摄时机和角度。据不完全统计，费佩德1910年左右拍摄的西湖景点照片就包括西湖全景、宝石山、宝俶塔、大佛寺、大石佛、昭庆寺、东岳庙、孤山、平湖秋月、文澜阁牌坊、圣因寺的十六罗汉柱、放鹤亭、“西湖天下景”亭阁、岳庙、岳坟、白堤、西泠桥、石屋洞、烟霞洞、灵隐、飞来峰、五百罗汉堂、天竺寺、韬光寺、法相寺、仓颉庙、涌金门、三潭印月、龙井、北高峰、六和塔，玉皇山顶七星缸、城隍山，等等。

由于他拍摄的照片时间早，而且清晰度高，所以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都非常高。他的照片中往往保留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珍贵细节，例如，他在描述1910年代的灵隐寺山门时这样描写了守卫在山门之内的风神和雷公这两大金刚：

正对灵隐寺山门的墙上大字书写着“咫尺西天”等字样，以示该地的神圣性质。进了山门之后，在门道的左右两旁有身穿甲胄的两大金刚，即哼哈二将。⁽¹⁾

这个细节就连今天杭州市的文物部门都不清楚，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过费佩德当时所拍摄的照片。如果他们手头有这些照片的话，那么最近刚刚新修的灵隐寺山门的景区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类似这样的细节还有文澜阁牌坊，原牌坊匾额上的四个大字为“光华复旦”，而如今杭州市园文局修复后的牌坊匾额题词变成了“复旦光华”。

费佩德的相机镜头并不总是只对着西湖周边的美丽湖山和古老建筑，相形之下，他似乎更加关注那些并不知名，但却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一些地方。他在城隍山上拍摄过一张人们在城隍庙里通过“扶乩”，或用一种心形乩板，来给自己算命的照片。在《教务杂志》上他还曾经发表一篇介绍杭州东岳庙阎罗殿的文章，那个阎罗殿是一个外地人出资在杭州修建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卖门票挣钱。费佩德并没有像别的传教士那样，对于佛教和道教的东西简单地斥责为迷信和垃圾而不屑一顾。相反，他用相机详细地拍摄下了道教有关十八层地狱的完整概念，各位阎罗王及其手下黑白无常和牛头马面的形状和打扮，以及冤魂在地狱里饱受煎熬的场景。他甚至还记录下了道观里的牌匾和对联，这些东西在现代人看来，已经成为了有关中国传统宗教和杭州人文底蕴的一份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www.xing528.com)

即使是在拍摄旅游景点时，费佩德也更为关注那些具有浓重人文历史内涵的东西。例如他系统地记录了1910年前后灵隐寺大雄宝殿的重建过程，以及大雄宝殿内如来佛等新旧菩萨的前后对比。他甚至还记录了当时用来重修灵隐寺的大部分木材都是进口的美国俄勒冈州红松。

大雄宝殿的左边是五百罗汉堂，堂中有一个罗汉模样颇似欧洲人，曾被认为是马可波罗。每当有外国人来到灵隐，和尚就会领着他们前去观看。清末民初的时候，有人还用中文在罗汉身上写下了“马可波罗”的字样，后者大约是在1280年前后来过杭州的。对于此事费佩德还专门进行过研究，他仔细对照了释迦牟尼手下五百罗汉的名单，并得出结论，该罗汉名为达摩波罗，来自印度的南部，在五百罗汉名单上列于第二十五位。达摩于公元526年乘船来到广州，后成为禅宗的祖师爷。费佩德还对天台寺等其他寺庙的五百罗汉的名单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终于确认马可波罗并非五百罗汉之一。⁽²⁾

灵隐寺中民间艺人创作的白蛇娘娘的雕塑（费佩德摄）

依涧而建的灵隐冷泉亭。冷泉亭建于唐代，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曾任杭州刺史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冷泉亭记一文，对该亭有极高评价：“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就寺则冷泉亭为甲”。费佩德的这张冷泉亭照片，是在冬天拍摄的，冷泉亭的屋檐上堆满了白雪，今天来看这张冷泉亭风景照仍堪称经典。（费佩德摄）

灵隐寺后面的一条山路，一个撑着破雨伞的路人正朝山顶攀登。路的左面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后面隐约可见灵隐寺的大雄宝殿。（费佩德摄）

费佩德还系统拍摄了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和杭州城内的运河照片，其中包括当时运河上的翻坝、海关、各种船只、养鸭场，等等。然而他最关注的莫过于生活在运河两岸的人们。从他拍摄的众多杭州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杭州各阶层的人民，其中包括在运河边洗衣、淘米的妇女，在学校上学的小孩，在郊区踏水车、耕田和用竹篓在水田里捉鱼的农民，在钱塘江边烧石灰的男子，在江边泥泞的滩涂上赶着牛车把渡船上的旅客接到岸上的老人，在运河中执勤的水警和海关关员，在各个寺庙里烧香的香客，当然也有各个寺庙和道观的和尚、道士。

根据费佩德女儿在其回忆录中的描写，1917年前后，费佩德一家陪客人到灵隐寺游玩时，身为当时之江大学神学教授的费佩德跟灵隐寺的高僧太虚法师交上了朋友，两人后来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和宗教问题，以及基督教和佛教在教义上的异同点。他与太虚法师的交往影响深远，就连从欧洲远道而来的一些基督教人士也纷纷赶到杭州的灵隐寺来拜见这位鼎鼎大名的太虚法师。太虚法师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作为一名佛教徒，却对基督教的圣经了如指掌，曾经遍游英、法、德、比等欧洲国家，在宣讲佛学的同时，也到处参观各地的大教堂和修道院，直接跟基督教的宗教人士进行交流和沟通，以自己的渊博知识和豁达胸怀赢得了西方宗教界人士和在华传教士的普遍尊敬。太虚法师创办过僧家佛学院、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由于是浙江人，他经常回到杭州小住，而且每次都是在灵隐寺落脚，因此被一些外国人误认为是灵隐寺的主持。费佩德给太虚法师和其他前来拜访他的外国传教士拍摄的照片可谓是基督教和佛教在20世纪初的杭州和谐相处的一个难得的例证。

以下为费佩德拍摄于民国初年的照片，由其外孙罗伊·休厄尔（Roy Sewall）提供。照片的场景都是杭州，其中有两张能够比较确定是西溪的风景照，其他三张则不太确定。不过这样的场景在杭州西郊湿地应是相当普遍的，属于“疑似西溪”的照片。

杭州白堤和里西湖。从照片上看原来的白堤很狭窄，中间是一条石板路，两边种着一些杨柳和桃树。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西湖边的柳树吐绿、桃花绽放，一派桃红柳绿的迷人景色，这也是杭州人最为熟悉的。白堤的拓宽和建马路则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费佩德摄）

原来的西湖在茅家埠一带有许多衍生的小湖泊和港湾，类似现在的湿地公园，划着小船在其中穿行，就像进入了一个迷宫，颇有乡野情趣。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不合理的整治，这些小湖泊一度与西湖隔绝，那些弯弯曲曲的幽静港湾也一度消失。进入21世纪之后，杭州市政府把西湖西进作为一个整治西湖的重大工程，部分恢复了西湖与原有一些小湖泊和港湾的联系，这一工程为后来的西湖申遗打下了基础。（费佩德摄）

从柳浪闻莺遥看雷峰塔。据费佩德的女儿回忆，费佩德曾经从他妻弟的手中买下了一辆二手的三轮摩托，一有空就到西湖边上去转悠，以寻找最合适的拍摄角度。这张照片是从柳浪闻莺公园的一棵大树下拍摄的，从这儿看过去雷峰塔后面是九山。（费佩德摄）

从小瀛洲看雷峰塔。这是费佩德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雷峰塔，从这儿看过去雷峰塔后面的山应该是凤凰山，由此判断拍摄的地点应该是在小瀛洲及三潭印月的岛上，这边茂盛的水草也说明了这一点。（费佩德摄）

雷峰夕照。上面两张雷峰塔的照片拍的全是静止的风景，给人以特别恬静的感觉，这张在小瀛洲拍的照片有所不同，费佩德特意撷取了一个民工在西湖中挖淤泥的镜头。挖淤船后面湖面波纹显示这艘船在移动，它与背景中静止的雷峰塔恰成对比，使画面动了起来。（费佩德摄）

小瀛洲一角。因与世隔绝，所以小瀛洲平时显得格外幽静，是费佩德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这张照片比较传神地反映出小瀛洲这世外桃源般的特点。（费佩德摄）

小船、碧水、蓝天——这是民国初年西溪的真实写照。这儿既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发展工业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人们可以站在船头，尽情欣赏四周美景，自由呼吸新鲜空气，这种天人合一的原生态，正是我们今天所梦想和努力要恢复的。（费佩德摄）

这是1905年的西溪。照片中小桥流水、绿树成荫，还有摇橹的船夫，不由让人想起宋高宗赵构说的一句名言：“西溪，且留下。”（费佩德摄）

杭州城郊的农民正在水洼中捉鱼。他们的捉鱼方式很有特色，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竹编的无底箩筐，走在水田里，当鱼儿游到身边时，迅速放下箩筐，把鱼儿圈住，然后就以瓮中捉鳖的方式把鱼抓住。（费佩德摄）

这是拍摄于民国初年的图片，围一道竹篱笆，便是一个养鸭场，鸭粪可以喂鱼，鱼儿又可以成为营养丰富的鸭食，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费佩德摄）

钱塘江江边有大片的泥泞滩涂，渡船不能直接靠岸，码头和船之间要用牛车运送旅客和货物。图为钱塘江边滩涂上装货的牛车。（费佩德摄）

用踏水车的方式，从河塘里提取水灌溉田里的庄稼，这是江南水乡普遍的传统农作方式。我小的时候，杭州的公园里还随处可见经过改造、可作为玩具或健身器械的水车。（费佩德摄）

城隍庙里扶乩算命（费佩德，1910年）

游西湖的交通工具——轿子。据费佩德记录，坐轿子游玩西湖北岸各景点的价格为1.40元，坐轿子游西湖南岸包括龙井的费用是1.80元。（费佩德，1910年）

通往南高峰的一条山间小径。一对香客沿着山间小径，徒步上山，前往山里的寺庙烧香拜佛。（费佩德摄）

通往龙井的上山御道。清代康熙和乾隆这两位皇帝对杭州均情有独钟，杭州西湖十景的确立跟这两位皇帝直接相关。乾隆皇帝甚至还在龙井亲手种下十株茶树，至今仍被传为佳话。费佩德所拍摄的山顶御道，清楚地显示出当年乾隆皇帝的大轿，就是沿着这样的御道上到龙井山顶的。（费佩德摄）

从夕照山向西南方眺望九山。照片中这个美丽如画的小南湖风景，估计大部分杭州人都认不出来，因为西湖边的建筑和景观变化实在太大，只有真正的老杭州才能辨认出这后面的山峰，原来是九山。照片的前景是雷锋塔所在的夕照山，对面的九山山麓下那白墙黑瓦的建筑应该是雷锋塔西面的一个尼姑庵，即白云庵。（费佩德摄）

杭州文澜阁牌坊。文澜阁是清朝皇帝在杭州行宫专门存放四库全书的藏书楼，而它的牌坊则是西湖边的一个著名地标。费佩德的上面这张照片，不仅准确地勾画出这个古老牌坊的外形，而且还抓住了它轻灵脱俗的神韵，相形之下，前几年重修的那个文澜阁牌坊就显得较为粗俗和笨拙，而且原牌坊上的“光华复旦”，重修时也被误写成了“复旦光华”。（费佩德摄）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之一（费佩德摄）

杭州运河码头边停泊的小船（费佩德摄）

这张照片所表现的是杭州郊区运河上的一个翻坝，即把船从杭京杭大运河转移到杭州其他运河上的一个中转站。由于大小运河之间有落差，所以一艘满载货物的运输船必须先被人们用绞盘从大运河拉上翻坝之后，又沿着翻坝的斜坡徐徐划入小运河。这一情景真实展现了民国初年的杭州人如何用人工绞盘和翻坝来沟通不同不同运河之间交通的过程。（费佩德摄）

杭州水星阁。
根据杭州两位八旬老人的辨认，照片中的这个楼阁名为水星阁，位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附近，即如今的杭州高级中学与杭州日报新楼之间横河与中河的交汇处。鲁迅刚从日本回国，到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曾担任过日籍植物学教员铃木寿的助教，后者在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及，课余时间鲁迅经常带领学生们去学校附近水星阁所在的小山上去采集植物标本，如今那个风景秀丽的水星阁早已灰飞烟灭，只留下一个水星阁三字作为一个住宅小区的名字。（费佩德摄）

杭州法相寺“定光古佛”。杭州法相寺原来位于离三山台山不远的颖秀坞上，以寺庙内藏有五代吴越国高僧法真的金身而著称。法真以耳垂长而著称，故有定光佛转世的说法。其圆寂后肉身不朽，被奉为武林仙佛。每年正月初六，这个高僧金身会被放置在一个神龛里供人瞻仰。据说前来向“定光古佛”乞求生子的人络绎不绝。该寺在民国年间逐渐衰败，“文革”中期建筑又被全部毁坏。最近法相寺得以重建，其地址已从原来的山腰处移到山脚，“定光古佛”当然也不存在了。（费佩德摄）

杭州紫云洞内的西方三圣佛像。紫云洞是栖霞岭上最大的一个洞穴，因夏天洞内阴凉舒适，所以是杭州人夏天避暑喝茶的一个胜地。紫云洞中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在“云根净土”横幅下的西方三圣佛像。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圣”，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的三个菩萨。这个古迹早已被毁，游人已无缘识见“西方三圣”佛像的风采。所幸。费佩德用摄影术为后人留下了“西方三圣”的清晰画面。（费佩德摄）

和尚与香客（费佩德摄）

在上天竺寺伐法喜寺烧香的一位绍兴农民。这张照片中正在烧香的这位男子头戴毡帽，脚穿草鞋，显然是来自绍兴的一位农民。有趣的是照片中的香炉造型非常别致，而且上面铸有“（上）天竺（法）喜禅寺，杭城冶坊天水桥吴大房造”等字样，不仅指明了该寺院的名称，而且还提供了铸造这个香炉的作坊在杭州天水桥，作坊师傅姓吴等珍贵历史信息。（费佩德摄）

杭州天竺寺的一处风景（费佩德摄）

杭州西湖南岸的雷峰塔。这是费佩德拍摄的一张非常经典的雷峰塔照片。雷峰塔位于西湖南岸南屏山日慧峰山麓的净慈寺前。1924年9月25日下午一点左右，这座千年古塔轰然倒塌，令世人震惊。如今雷峰塔虽然得以重建，但是新的雷峰塔建筑风格过于金碧辉煌，失去了历史的沧桑感，与昔日费佩德镜头中的雷峰塔可谓大相径庭。（费佩德摄）

(1) Robert Fitch．Hangchou Itineraries．1st ed．Shanghai：Kelly＆Walsh，1929，p.15.

(2) Hangchou Itineraries．1929，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