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记：钱塘江观潮记

晏文士

2011年年初，我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书库内搜寻1949年前外国人描绘和记录浙江和杭州的历史资料时，偶然发现美国《大众科学月刊》1908年第2期和第3期上连载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游记文章，题为“钱江潮观感”。作者是当时刚刚出任岭南学堂监督的美国传教士晏文士（Charles K．Edmunds）博士。文章中附有37张表现上海至海宁运河沿途风景，以及钱塘江海塘和钱江潮的老照片。

晏文士出生于1872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受教育，获得文学学士和物理学博士两个学位。作为1903年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他开始只是在广州的教会学校岭南学堂担任物理教师，但在短短的四年后便很快升任岭南学堂监督。在这个相当于校长的位置上，晏文士博士干了整整16年，为把只相当于中学水平的岭南学堂提升为一个学科整齐、教学设施完备、师资精良和毕业生颇为抢手的岭南大学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在纽约洛克菲勒档案中心查阅那里所藏的岭南大学档案卷宗时，曾经亲眼见过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总长范源廉表彰晏文士博士对于中国教育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亲笔信。1924年，晏文士从岭南大学监督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旋即又被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聘为首任监督（Provost）。

虽然是物理学博士，但晏文士的兴趣爱好似乎也包括了旅行、摄影和中国人文地理研究。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21年中，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除内蒙古外的每一个省份。在中国各地漫游过程中，他随时都在观察、记录大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现象，并拍摄照片。美国顶尖的摄影和人文地理期刊《国家地理杂志》上可以看到他有关中国的文章和摄影作品。发表在《大众科学月刊》上的这篇连载文章无疑也属于晏文士在中国各地旅行、细心观察和记录的成果之一。它与大约同一时期的葛骆（William R．Kahler）和葛利（John Green）等其他两位外国人所写的钱江观潮游记一样，为我们了解百年前的杭嘉湖地域文化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

晏文士的文章分两部分，上半部分介绍从上海至海宁的路线和旅途观感，下半部分介绍海宁的海堤建设情况和钱塘江观潮记。

在文章的开头，晏文士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些背景情况，包括他为什么要去看钱江潮，以及他是何时、何地观看的钱江潮。根据他的说法，钱江潮是在中国境内所能看到的最为壮观和雄伟的自然景观——当亲眼目睹一道20英尺高、2.5-3英里长的巨大水墙以雷霆万钧之势，每分钟挟带着150万吨潮水呼啸着从你身边经过，而且持续时间长达半小时之久时，你的灵魂将会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人类是显得多么的渺小。他的这一说法颇为典型，可以解释为什么钱江潮对于20世纪初来华的西方人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晏文士于1906年9月6—7日在海宁的镇海塔近距离地观察了两次中午潮和一次午夜潮，因为他听说每年立秋后的第一个满月，即农历的八月十八，是每年钱江潮最大的时候，而且那时当地的天气已经比较凉爽，观潮时蚊子也不会太多。当时可以观看钱江潮的地方有很多，有人选择在钱塘江入海口外的澉浦观看钱江潮是如何形成的，也有人选择在杭州观看钱江潮的强弩之末，但传统上认为观潮的最佳地点是在海宁老盐官镇的镇海塔处。钱江观潮实际上是很有讲究的，在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钱江潮的不同形态。例如在镇海塔下游五英里处的丁桥附近可以看到两股不同潮水十字交叉的“碰头潮”，在镇海塔处则可以见到蔚为壮观的“一线潮”，而到了盐仓附近钱塘江江道拐弯处，还可以看到潮水撞击海塘而形成的“回头潮”。在这三种不同的潮水中间，又数“碰头潮”最为壮观，因为当两股潮水撞击在一起时，激起的浪头可以高达30英尺。

晏文士手绘的钱塘江地图（1906年）

高达30英尺的钱江潮水墙（葛骆，1902年）

上海外滩（晏文士，1906年）

跟许多当时前来观看钱江潮的西方人一样，晏文士是从上海出发，乘坐由小拖轮牵引的住家船船队从水路来到海宁的。船队通常是由三至六条住家船所组成。当时这种住家船的内部装饰分中式和西式两种，大小也不相同，小船的船舱里只能住两名游客，大船则可住一个6-8人的团体。价格自然也有差别：例如从上海到杭州，租一条小船的价格是五块大洋，而大船则要十二块大洋，拖船费还要另付。每天下午大约五点左右，会有两至三队拖船从上海沿着苏州河出发，前往杭州，大约第二天下午三点以后便可到达。当时有三家拖船公司开通了上海至杭州的这条运河航线，其中有两家公司是由中国人开办的，另一家是日本人开办的。

根据另一位在上海大清海关工作的美国人葛利的说法，上海的这几家拖船公司是在19世纪末才办起来的。在那之前，很少有人会专门从上海赶到海宁去观潮，虽然两地之间的距离并不算太远，但是光靠人工划船或拉纤毕竟速度太慢，还要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干扰，所以路上会比较麻烦，价格相应也会比较高。自从拖船公司成立之后，可以定期将游客乘坐的住家船从上海送往杭州或海宁，这就大大地节省了路途上所花的时间，也激发了人们前往海宁观看钱江潮的热情。

从上海去海宁观看钱江潮的西方人往往是乘坐星期五下午的拖船走，这样在星期六的半夜和星期日的下午可以有机会在海宁观看两次涨潮，并且能够在星期一的上午赶回上海。假如有私家游艇的话，那就更方便了，可以趁周末花60个小时的时间从上海到海宁打一个来回，不仅有看两次涨潮的机会，甚至还可以在回程中花五个小时来打野鸭。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不赶时间的话，人们可以在旅途中充分享受乘坐住家船的悠闲和乐趣，尤其是在秋季的时候，运河沿线两岸风景如画。这种具有浓郁异国情调的江南水乡风光对于西方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靠摇橹或用竹篙撑船，从上海到海宁的水路虽然需要两天以上的时间，但却可以充分欣赏和游览长江三角洲农村和城镇的风景。此外还可以有一个折衷的方案，即先从上海乘坐拖船经嘉兴沿大运河于第二天中午时分抵达桐乡的石门镇，然后再换乘用人工摇橹的住家船，沿另一条名为上塘河的小运河前往海宁，当天晚上六七点钟便可到达目的地。

从嘉兴前往海宁的运河（葛利，1903年）

关于从上海去海宁的水路，同样在上海大清海关工作的英国人葛骆在其《钱江潮观赏指南》（1905年）一书中有更为具体的描述：

若欲前往最佳观潮地海宁，游客可以在满月那一天从上海随去杭州的拖船队出发，但是有三条不同的路线。第一条路线就是随拖船队到嘉兴之后便下船，然后换乘住家船沿着长水塘（Hay Zay Creek）南下。这条路风景最好，但是距离也最长。第二条路线是随拖船队一直到石门镇，出镇之后在镇子左面的第一座桥处换摇橹的住家船，继续前行到河右面的送子桥时，左拐走上塘河（Hay Ning Creek）直达海宁。第三条路线是过了送子桥之后再前行大约40分钟，接着左拐直至新坡和老坡。这些是指翻坝，翻坝上面的那条运河一端是去海宁，另一端离杭州很近。走这条水路的话不用担心船会碰上又窄又低的桥洞。此外它还是一条最近的路线，从石门镇到海宁只需三个小时。如果旅客不想将自己的船拖过坝的话，他可以在上面那条河另租一条船，并赶在两小时内抵达海宁，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

相对来说，上述第二条路线比较方便，也颇受欢迎。晏文士选择的正是这条路线。1906年9月4日，他于黄昏时分在上海苏州河码头上了船之后，拖船队便缓缓地从外白渡桥下穿过，在桥上众人的注视之下驶入了黄浦江，并且经过了整个外滩和江边码头，上海整座城市的轮廓线尽收眼底。拖船队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南下，在闸港处黄浦江有一个九十度的大转弯，拖船队从往南转向了往西，经过了松江之后，便很快进入了浙江省的地界，直奔嘉兴而去。来到嘉兴之后，拖船队就进入了京杭大运河。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嘉兴至石门镇的京杭大运河是一条笔直的河道，向南再行驶一段不长的路程，便可以进入直达海宁的上塘河。清末的京杭大运河及其支流能给人们呈现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但在亲历其境的西方人笔下，这些运河却显得那么栩栩如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用花岗岩长石板铺成的简易桥梁（晏文士，1906年）

京杭大运河的一个拐弯之处（晏文士，1906年）

一座长石板加石栏杆的简易桥梁（晏文士，1906年）

一座曲线优雅、富有艺术性的三孔石拱桥（晏文士，1906年）

且看晏文士在文章中所记录的以下这段细腻而生动的运河印象：

在整个旅途中，我们都发现运河上生机盎然。一艘艘载满了柴火的大货船从我们的船队旁经过，向上海方向驶去，而装有日常百货和其他货物的小船则忙忙碌碌地来回穿梭，经常在一些小村庄跟我们交会。还有大型的木排或竹排，头尾相连，一眼看不到尽头。令我们感到惊叹的是，仅凭四五个人，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随心所欲地驾驭这些庞然大物的。此地模样奇特的乌篷船取代了珠江三角洲的小舢板，成为一种快速的客船。这是一种体形细长的船只，其驱动方式颇为奇特。船上只有一个船夫坐在船尾，手上划着一支大尾桨，同时又用双脚摇着一支绑在侧挡板上的大橹，其方式就是用一只脚抵住大橹的圆杆，另一只脚则抵住一块与橹杆成直角相连的扁平木柄。这些乌篷船被用来在那些没有拖船航线服务的小乡镇之间运送旅客、邮件和包裹。

在运河的两岸，尤其是在嘉兴附近，都可以看到用花岗岩精雕细刻的石牌坊，尽管该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受到了太平军的破坏，但还是有几个宝塔逃脱了太平军之手，颇为引人瞩目。在一个拐弯处，我们注意到有三个造型优雅的宝塔并排矗立在运河旁边。

然而，在运河旅行中最经常遇见和具有最明显特征的就是我们所经过的那一系列设计精巧的桥梁建筑。有木桥，花岗岩石桥，简陋的桥，做工精良、造型漂亮的桥，摇摇欲坠的桥，维修一新的桥。这儿无论是多孔圆拱桥，还是单孔圆拱桥，全都不用拱顶石。还有顶上有商店或亭子的桥；两边有绿色长青藤覆盖，两端长有小树丛的桥。桥顶上坐着用抄网捕鱼的渔夫，眼巴巴地盼着鱼儿入网，并责怪来往船只赶走了鱼群。有的桥因其巨大的桥墩和狭窄的桥洞阻塞了水道和加剧了湍急的水流，使稍微大一点的船增加了航行中的危险……

在河道笔直的运河段，有时候一下子就能见到河道上有三座桥，因为每一个村庄都必须要有它自己的桥。而运河边上的村庄一个接一个，使它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关卡重重的斯特灵市”。当运河穿越城镇或乡村时，当地人会费尽心机，通过在桥上建造廊柱和亭子，或是不计后果地在桥洞边上停船，最大限度地阻塞本来就已经很狭窄的河道空间。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石拱桥不仅仅只是一个半圆形的桥洞，而且还是显示石匠精湛技艺的一个经典范例。

跟晏文士不同，来自上海大清海关的葛利去海宁观潮时走了前面葛骆所说的第一条路线，即从嘉兴换乘住家船以后，转而沿长水塘一路南下。由于没有任何压力，所以他在路上可以花整整三天的时间来游览沿途风景，因此也注意到了更多的细节。例如他观察到了运河两岸农民用于灌溉土地的水车，其中有的是用蒙上了眼睛的牲口拉的，有的则是靠人踩的，那些水车上的木头脚蹬子令他联想到了古代西方用以惩罚囚犯的踏车。在有些运河段，他还看见有人坐在只能容纳一人的小舢板或脚盆里，耐心地检查着精心种植在河边的水生植物根部，以采集菱角。跟晏文士一样，他不但一路上看到有很多渔夫用抄网站在桥头捕鱼，而且也看到了船舷上停满了鱼鹰的小船从他的船前经过，前往某个鱼多的地方。令他略感遗憾的是，从远处眺望，运河两岸的城镇和村庄总是显得那么风景如画，颇具浪漫色彩，然而走近之后，却总能看到环境污染和垃圾；每当运河从村庄中间穿过时，这种污染的情况往往会更加剧。

杭嘉湖地区常见的乌篷船，船右侧那支桨是用脚划的。（晏文士，1906年）

嘉兴运河段两岸的石牌坊（苏柯仁，1920年）

京杭大运河上著名的嘉兴三塔（苏柯仁，1920年）

一个城镇入口处的简易石桥（晏文士，1906年）

乡间的一座简易石桥（晏文士，1906年）

一个村庄入口处的单孔石拱桥（晏文士）(www.xing528.com)

京杭大运河上的一座古老石桥（晏文士，1906年）

大运河上一座做工精良的三孔石拱桥（晏文士，1906年）

晏文士在文章中曾经提及，在嘉兴附近的运河边有几座宝塔十分惹人眼目，但却并未提供更多的细节。这也许是因为他只能远眺风景，并没有停下来仔细地观察。而葛利的文章则补充了这方面的一些细节。例如他提及在到达嘉兴之前，人们可以首先见到一个方塔，这是他自经过上海龙华塔之后所见到的第一个宝塔，后者矗立在运河西岸，距离嘉兴的北城墙大约只有一英里的距离。该塔似乎已经年久失修，看上去一幅破烂不堪的模样。这应该是指嘉兴的东塔。在距离嘉兴南城门大约两英里处，他的船又经过了另一座八角形的宝塔建筑，即真如塔。宝塔底部便是一座寺庙的后墙。那座寺庙香火鼎盛，寺内的和尚们看上去一个个肥头大耳。从大量破损的砖块和琉璃瓦，以及有精心雕刻图案的石板、石柱和石礅来判断，葛利认为该寺庙肯定曾经历过一段辉煌的时期。

从京杭大运河转入上塘河之后，晏文士顿时为杭嘉湖水乡的魅力和宁静所陶醉。目力所及之处，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在河道狭窄之处，几乎整个运河都被浓绿的树荫所笼罩。这种美丽的景色他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到过，就连著名的波士顿湿地公园也未免相形失色。运河两岸随处可见灌木丛、芦苇、高大挺拔的参天大树、低矮弯扭的无名小树、桂花树、优雅的垂柳、含苞怒放的蔷薇花，以及缠绕树干的长青藤，眼前这湿地美景连绵不断，令人目不暇接，给他带来一种莫名的惊喜。然而晏文士同时也注意到，河岸上最为常见的植物是桑树，它们整齐地排列成行，像是在接受检阅的士兵。桑树长得虽然不高，但其叶子却宽大而葱绿。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桑树，凸现出了养蚕和丝绸业在当地的重要性。

嘉兴的东塔（葛利，1903年）

嘉兴的真如塔（葛利，1903年）

在运河上维持治安的绿营兵船（晏文士，1906年）

海宁的一个城门（晏文士，1906年）

晏文士的船到达海宁已经是晚上八点左右，天上下着瓢泼大雨。船沿着城墙外的护城壕行驶了一段之后，便拐入了一个水门，里面是一个死胡同，即运河的尽头。下船之后只需步行五分钟，便可以到达钱塘江边的盐官镇海塘和鼎鼎大名的海宁镇海塔，后者又称占鳌塔。晏文士随别人在此地观看了午夜一点一刻左右的涨潮之后，又迷迷糊糊地回到船上去睡了一觉。

作为一名物理学博士，晏文士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深入浅出地解释潮汐的成因和钱江潮与众不同的原因。他在文章中首先列举和比较了世界上许多以潮汐而出名的地方，指出引起江河涨潮和退潮的四个基本特征：第一，涨潮时潮水向前推进的速度完全有赖于江水的深浅；第二，江河里的退潮、涨潮跟海边的退潮、涨潮完全不同；第三，江河自身水流对于涨潮、退潮所产生的影响；第四，潮水进入到浅水区之后，波浪形状的自然变化。钱江潮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同类潮汐中独领风骚，是因为它的入海口，即杭州湾，具有独特的内窄外宽漏斗形地理特征。所以每次涨潮的时候，杭州湾大量的倒灌海水会在短时间内会聚在一个既狭窄又较浅的河道上，因而造成水位陡涨，形成一道水墙，快速地逆向推进，这就是堪称旷世奇观的钱江潮。这种汹涌的怒涛极易冲垮从海宁至杭州的钱塘江两岸江堤，对当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建造抵御钱江潮的海塘向来是海宁这一带地区最紧迫和重要的事情。

关于海宁至杭州一带海塘的由来，一直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传说。这些传说最近在浙江省都已经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晏文士在文章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罕见的有趣传说。传说在光武帝刘秀的东汉时期，有一位名叫华新（Hua Hsin）的军官首先提出了挑土建造海塘的动议。他在杭州贴出告示，号召大家挑土到杭州城外的江边去，并悬赏每担土一串（一千枚）铜钱。在他所指定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都赶来想挣这笔钱。一声令下之后，大家争先恐后地把土挑到了华新手下军士们所划出来的区域。就在这时，华新本人出现了。他装作不知道有悬赏挑土这回事，大声地斥责手下军士办事荒唐，出那么高的价来请人挑土，并同时下令驱散在场的所有人。人们搁下了肩上的担子，愤然离去。这正中了华新的计谋，后者用这些免费挑来的土建造了最早的海塘，并在其后的许多年里用这个海塘抵御了每天涨潮时涌来的海水。但用土堆起来的海塘自然还不足以保证钱江两岸的民众可以高枕无忧，于是人们每天都要祭祀龙王，祈求龙王保佑自己不受洪水的侵扰。直到五代吴越王钱镠这位杭州名人的出现，人们的祈愿才变成了现实。钱王一生中完成了许多伟业，其中包括建造围绕杭州的城墙，挖掘西湖，使之成为当地人的饮用水源，修筑公路、学府和运河，以及修建一条从杭州一直延伸到上海黄浦江入海口附近的川沙、长达180英里的坚固海塘。这个巨大的工程，堪与挖掘京杭大运河和建造万里长城相媲美，因为建造海塘的工程难度要远远大于京杭大运河和万里长城。

位于钱塘江边的海宁镇海塔和祭潮亭（晏文士，1906年）

海宁的海塘和护塘（晏文士，1906年）

华新和钱王建造的海塘毕竟只是个传说，在其后的一千年中，这个海塘经历了无数次的变化，到了20世纪初，它又会是个什么模样呢？晏文士在他文章的下篇详细而准确地描述了他所亲眼见到的海宁盐官海塘：

而今尚存的海塘全长180英里，其中位于海宁段、大约占总长度三分之一的海塘是修在离低水位25-30英尺的高度，用沉重的花岗岩石块贴面。自下而上的每一块花岗岩都会向后退5英寸，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阶梯状的斜面。海塘的这种形式颇受人欢迎，因为我们可以在潮水到来之前沿着阶梯下去，用相机给海塘的不同部位拍照，并且就在潮水涨上来的那一刻及时地后撤，以躲避汹涌而来的大潮。

如何有效地维护海塘，关键就在于要有一个可靠的护塘来减弱涨潮的力度，并且防止海塘的底部被潮水掏空。实际上主要是不能让潮水漫过海塘。海宁的中国工匠们以一种令人非常满意的双重方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即一方面依靠海塘底部的护塘，另一方面则依靠每隔一段便向外突出的“盘头”。这种组合形式不仅提供了一道坚实的海坝，而且还为那些平底帆船提供了一个极为安全和可以经常使用的避难所。在潮水如此凶猛的江河里行船，那些平底帆船的船主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航行的危险和困难。

在上述海塘斜面从上往下数的第16个台阶，即大约20英尺处，向外伸展出一个用好几层花岗岩砌成的一个巨大平台，宽约15英尺。在这个平台的外边还有密密麻麻的好几排钉得很深的木桩。再往下四五英尺，还可以看见另一个用花岗岩铺就的平台，比第一个平台要略宽一些，其外延的木桩也要更为粗大一些。再往下六至八英尺就触到了沙滩，沙滩边的一、两码处堆满了大石头，其间也有很多木桩。再往外约十英尺处便是这个令人惊叹的护塘那崎岖不平的边缘。

每隔半英里处，至少是在这条海塘的海宁段，就可以见到用柴垛和木桩建造的巨大半椭圆形“柴盘头”。重重叠叠平面码放的整捆柴枝都尾部朝外，组成好几个巨型的同心圆圈。这些柴盘头要略高于海塘本身，其宽度也要超出护塘的边缘。柴盘头的顶部堆满了土，以便于灌木和小树的生长。它们构成了海塘这一中国工程杰作的突出特征。人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镇海塔东面第一个柴盘头，便可以对钱江潮的毁坏力有一个初步的印象。那儿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柴垛都已经被潮水冲走，使得本来外面是圆形的柴盘头看起来就像变成了五六层梯田，而且是七零八落、往下陷的梯田，最下面的那层几乎难以抵挡潮水的冲击。而与其形成对比的是，镇海塔西面那个柴盘头却安然无恙。在它上游的海塘护塘最高一层花岗岩平台上停泊着几艘平底帆船，它们在柴盘头的庇护下躲过了潮水的冲击。

海塘顶部的石头宽12-16英寸，厚16-18英寸，长3.5-4英尺。海塘石壁和护塘底部的石头似乎也同样大。海塘顶部的石头之间都有四五英寸宽的沉重铁夹将它们固定在一起，每一对石头上就有两个铁夹。海塘下面的石头上是否也有铁夹固定很难确定，尽管有一位朋友说，他在底部的花岗岩平台上也看到了铁夹，但是我自己却并没有看到。

上面这段现场目击报道对于了解清末的海宁鱼鳞大石塘具有较高的历史参考价值，因为建国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老的海塘几乎都已被斜坡式或直立式的混凝土挡墙所取代。柴盘头这种老式的海塘建筑形态也已经不复存在，代之以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丁坝。对于21世纪的年轻人来说，“鱼鳞大石塘”和“柴盘头”就跟华新和钱王所修筑的海塘一样，早已变成了传说。而上述几位西方人的描述和照片则可以把我们带回到100年前的历史现场。

停泊在护塘平台上的平底帆船（葛骆，1902年）

柴盘头平面码放的整捆柴枝都尾部朝外（葛骆，1902年）

柴盘头用以固定柴捆的木头框架（葛骆，1902年）

晏文士首次见证钱江潮是在1906年9月5日的后半夜，到9月6日凌晨，也就是传统上认为观潮最佳时机的农历八月十八。那是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天上还下着雨。半夜时分，他被人带到了盐官镇海塔下的祭潮亭之后不久，便隐约听到了潮水的喃喃细语声，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这声音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在这漆黑的夜里，钱江潮的涛声显得格外的神秘。就在听见涛声的半小时之后，可以明显感觉到祭潮亭前的钱塘江中掀起了小的波浪，就像平时的涨潮那样。大约凌晨1：15的时候，潮水的第一道约八英尺高水墙终于以每小时8-10英里的速度和一道略微弯曲的直线经过了镇海塔，水墙的最高处是在钱塘江的中央。随之而来的便是浊流滚滚的湍急潮水，后者以20-30度的锐角撞击在海塘上，激起了一个个巨大的漩涡和浪花。这一情景持续了大约15分钟，随后的潮水便变得更加平缓，但是江面仍在不断地上升。到了凌晨两点半的时候，潮水仍在涌向上游，但由于当地的向导急着要回家，所以晏文士等人也被迫回到了停泊在不远处运河里的小船上。

海宁下游碰头潮刚开始形成时的“蛇头”（葛骆，1902年）

由于农历八月十八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一年之中最大钱江潮出现的时候，所以那天中午在镇海塔下的观潮者熙熙攘攘。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只能用肉眼来观潮，而晏文士等少数外国人则可借助望远镜的帮助，更清晰地看到潮水形成和经过时的一些细节。由于前一天晚上很早就听见了潮水形成时的声响，晏文士以为他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细观察潮水形成的整个过程。但奇怪的是，白天潮水的声响却并不像晚上持续时间那么长。当他正在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一个柴盘头的情景时，突然听到了当地中国人的叫喊声，他们已经看到了远处潮水形成的一道白线。此时正好是中午12：30。从望远镜里看出去，可以望见潮水有两道分支：第一道较大的白线位于钱塘江北，比第二道白线显然要大许多，与北岸几乎呈直角溯流而上。它的北端撞上了海塘，而南端则碰到了江中央的沙丘。位于南面的第二道水墙与钱塘江南岸几乎平行，其溯流而上的速度不断地增加，其白线的前端慢慢地成曲线向江中央逐渐展开，最后在位于海宁下游五英里处终于跟第一道白线的南端撞击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长达两、三英里，连续不断的白色浪花。当两条白线在江中央撞击到一起时，激起了数十米高的浪花，周围的水域也顿时像开锅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但浪花很快就平静下来，正当潮水进入既窄又浅的江道时，水墙的高度陡然增加，向前推进的速度也明显加快了。伴随着雷霆般的轰鸣声，这道水墙迅速地向前推进，这一场面的震撼力显然要大大超过当天凌晨时分的午夜潮。一道由混浊江水组成的十英尺高水墙，顶着白色的浪花，以一列行驶中的火车那样的速度向上游方向奔袭而来，撞击并压倒了以每小时6-7英里顺流而下的江水，后者则在这堵水墙的脚下与这个呼啸而来的怪物顽强地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然而两者的力量过于悬殊，汹涌而来的潮水很快就以雷霆万钧的摧枯拉朽之势将对手碾得粉碎。在离海宁大约两英里处，有一股来自东南方的潮水从正面撞向了海塘，由此引起的回头潮使得后面几百码的潮水就像沸腾的开水一般陡然升高，其高度甚至超过了前面那道水墙的两倍。当潮水的北端撞上一个柴盘头时，后者突入江中的半圆形曲线使得那道水墙偏离了原来的前进路线，结果造成水墙的两端超过了中间部分好几百码。除了柴盘头的作用之外，从钱塘江上游下来的湍急水流无疑也是造成水墙这条优雅曲线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它暂时被汹涌的潮水所压倒，但是它始终没有放弃过战斗。

在观潮的过程中，晏文士并没有忘记对于观察到的一些细节进行较为精确的记录，他试图用一系列的数据来反映潮水从形成到衰落的整个过程。例如他告诉读者，潮水到达海宁镇海塔的时间是在下午1：45，那道水墙的曲线呈双新月形，南北宽度为一英里，水墙高度为8-11英尺，向前推进的速度是每小时12-13英里。水墙后倾角度为40-70度，顶部的白色泡沫就像瀑布那样不断地倾泻下来，水墙的最高部位是在钱塘江的中央，离岸边大约有600码的距离。潮水在经过镇海塔时并不算太高，这主要是由于塔东不远处就有一个柴盘头的缘故，但尽管如此，潮水像野马般向前奔腾时，仍时而会涨到几乎跟海塘顶部持平的高度。紧随着第一道水墙而来的是翻腾的怒浪和由此造成的白色泡沫，有时空中溅起的浪头竟高达20-30英尺。在水墙通过海宁镇海塔的15分钟之后，钱塘江水面比原来涨高了13英尺；两小时之后，江面高度超过原来18英尺；在下午4：45，即三小时之后，江面达到了当天的最高，超过原来19英尺。从那时起，江面便开始回落。傍晚6：45，江面又回到了水墙刚刚到达海宁镇海塔时的水平；而到晚上9：45时，江面便已经恢复到了低水位。回顾这整个过程，晏文士认为钱江潮最令人感到惊讶的一个特征就是江面所产生的突然变化：人们在涨潮之前所见到的钱塘江只是江中央有一道湍急的水流，而江边有一大片光秃秃的泥泞江滩；但就在短短的几分钟后，整个盆地全都被潮水灌满，就连人们站在上面观潮的高高海塘都显得岌岌可危，似乎马上就要被呼啸而来的潮水所吞没。这种难以捉摸和预见的自然变化，及其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正是钱江潮的魅力所在。

在文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晏文士又转述了一个关于钱江潮的传说，即关于伍子胥的冤死是造成钱江潮的根源。话说伍子胥为了吴国的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越来越大的权力引起了吴王夫差的嫉妒，于是便派人将他暗杀，并将他的尸体扔进了钱塘江。后来，因钱江潮给吴国人带来了深重灾难，吴王为了平息怒潮而在海塘上进行祭拜，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最后才决定在受害最严重的钱塘江边建一座塔来改善那儿的风水。塔建成之后，尽管潮水还是时涨时落，但却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危害吴国百姓了。晏文士认为尽管这个故事有些夸张，但是钱江潮的凶险确实是十分令人敬畏的。当地人称潮水形成的那道水墙为“蛇头”，有时候会有五六千人聚集在海塘上，以祈求龙王控制“蛇头”，不让它肆意发狂。这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信仰充分说明了当地人对于钱江潮的敬畏。

海宁海塘上的一个柴盘头（晏文士，1906年）

在护塘平台上躲避钱江潮的一艘平底帆船（晏文士，1906年）

供平底帆船停靠的一个护塘平台（晏文士，1906年）

从近处看一个被钱江潮部分冲毁的柴盘头（晏文士，1906年）